木朵老师好，
很开心有这次和你交流的机会。我现在在上外德语系读大二，做这个课题《城市化中的异乡人——中国农民工诗人研究》完全是出于对现代诗的兴趣。希望在和你的交流中获取更多知识。由于我仅仅是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学术上相比专业研究者差得远，如果我的表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老师能帮我改正。
做这个课题的原因是，我注意到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而他们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社会话语权少等原因，很少主动参与公共讨论，难以作为成为一个统一、有力的声音出现在社会上，从而表达自己对于改变现状的诉求。这个群体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仅靠媒体报导这种相对被动的手段被人了解。而农民工群体中的诗歌爱好者“农民工诗人（或称打工诗人）”群体，则可以通过文学手段（诗歌）唤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比如许立志、郑小琼等比较有名的打工诗人，他们的诗作讨论了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大者比如工业生产对人的异化、现代社会中人性的畸变，小者包括农民工欠薪、春运、工伤、职业病等等，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阅读他们诗歌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首先是“诗人”的身份问题，因为“农民工诗人”或“打工诗人”这个名称必然包含着一个逻辑，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既是诗人、又是别的什么，比如工人诗人、农民诗人、学者诗人，甚至“官员诗人”“富翁诗人”。当下，“诗人”这一名号似乎失去了它的崇高性，成为了某种标签性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你认为“诗人”这一名号，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打工诗人”“农民诗人”这种划分是否有必要？
第二个问题有关诗歌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一首诗歌的价值可以从各方面加以解读，比如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等等。而“打工文学”这几年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作品的社会意义：它们使人了解到了农民工生存处境，以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我的一个怀疑是，在剥开社会意义后，仅从文学性而言，“打工诗人”的诗作是否还能被称作好诗？比如，我非常喜欢于坚的诗，他早年的诗关注工人生活，但抛开这种社会关切，那些诗作比如《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在文学技巧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作品。在你看来，“打工诗人”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如何？是否因为其极高的社会价值，掩盖了文学性不足这一事实？
刘山林 2018.3.17于上外
山林君：
你好！很高兴读到你的来信，尽管你提到的几个问题，我已经分别在几篇诗学散文中多多少少都有过阐述，但为了增强问答之间的针对性，我愿意寻找新词重新谈论它们。
我们先说“诗人”这个称谓/名号。在我看来，“诗人”这个称谓是“人”不得不划分为“X人”与“Y人”中与
男人/女人这种分别同等重要和必要，是诗人
作为人在寻找前缀或身份标记的艰苦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奇遇，其重大意义在于人类的语言必须进行得体的划分，
而语言的重要性你认为有多么迫切，那么，诗/诗人的必要性就会多么迫切。值得提醒的是，诗人与男人-女人这个二分模型还不同，它是孑然一身的，因为不存在“非诗人”这个叫法，或者说，诗人不是以二分法得到的一个观念成果。
我们的
民族语言对于诗人的认知是富有感情和感觉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我国文明史正是基于对诗的尊重而蓬勃发展而来的；如果今人要发展出一个对诗/诗人的认知模型，仅仅站在资本社会的浪潮中是看不够的，所以，你的第一个问题“诗人（这一名号）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会有一点作茧自缚的意味，也即，不自觉地将“中国”这个概念又进行了一次范畴上的划分/缩小：
当下-中国。你不妨回念这个问题，并去掉“当下”这个修饰词，就会发现“诗人”是与人有关
所有带前缀/标签的称谓中最好听的一个。而诗人的意味就寄存于我们民族的良好听觉传统与体系之中。
举例来说，像“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诗句就是古典诗人的功劳，它既是真谛，见证了我们民族的听觉之发达、感情之真诚，也是最高的技艺，展示出历代诗人的聪明才智。难以想象离开了类似诗句的民族语言，以及不能体会这般感觉的运用这种语言的人，会是怎样的民族与人。不过你的这个问题细细想来，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小问题/分支：古典诗人/当代诗人——抑或是古诗/新诗——对“当下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
按照市面上的一般理解来看，古典诗人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几乎是不可置疑的，男人/女人都很容易达成共识，没有谁会自甘堕落地认为不要“古诗”，这种
诗歌货币已经跟如今的人民币一样深入人心，在人心之间流通得很好。然而，人们接受新诗及当代诗人的时间似乎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古典诗人的接受史或接受面也非常有限，对普通人来说——还无法认可新诗是一种民族语言的
普惠形式，于是在街头巷尾造成了不少误会。即便是如今学富五车的古典文学学者也会振振有词地质问“新诗为何物”——有的学者索性断言新诗是死路，以此遮蔽自己不懂新诗的窘境——从而，连带把当代诗人（这里暂不包括仍在写旧体诗的活着的诗人）推向意义的火坑。
人们很少问“男人”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往往会起哄/跟风于“诗人是个什么东西”。人们还算理智，不会当众说出李白、杜甫算个球，这是
民族心理所不许可的，但当代诗人的处境更微妙一些，可能是当下中国对“人”的分野出现了趣味上的偏离，譬如
富人-穷人这个二分模型大行其道，深入人心。官-民也悄然构成了一个组合模式，造成了诸多的偏见，或可说意义的累赘也从此蔓延得不可收拾。
我曾在
《代代相传的称谓》这篇诗学散文中谈论过附加在“诗人”这个妥帖称谓之前的其他前缀的
不必要性。像“打工诗人”这个组词模式，也是当下中国民心的一次微澜，这是趣味上的便宜从事，于诗的传播学有关，但于（新）诗的意义开垦作用不大。这种在
普适称谓前再加一个标签的做法，即便是对于一度自认为确属打工诗人的当代诗人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趋之若鹜的作者、传播者想趁乱分一杯羹的私心也是明显的。也许一部分民众需要这个便于识别的标签，但诗这个总集或者说民族语言并不会任由一位诗人一辈子鼓捣于“打工诗”而不自知，会有办法使他中断下来，重新审视写作的使命与前景。单一地写着定型的某种自我限定的诗，这是当代诗人的一个忌讳，自觉诗人都要尽力避免成为传播环节的祭品。而反复多年，仍然不取下一位起步于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诗人头上那顶“打工诗人”光环的始作俑者，如果始终以当代伯乐自居，则是害人害己，是不道德的。
一个致力于创作新诗的人士，如果满脑子里都是“打工诗（人）”的影子或成功学典范，那是非常可怕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尽早死了这条心。写诗这个行当，拼的是实力，讲真功夫的。玩一票是可以的，但玩得太过一本正经，忘记了离场，那就是悲剧。不过人的心理千姿百态，什么人都有，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打工诗人”仍然叫得起来、有市场，那就有产业链，自然就有甘愿戴上这根
紧箍咒的诗人。对于我本人来说，挺忌讳别人在“诗人”这个称谓前
再加上其他词，即便是有着商业性冲动的“著名的”，我也非常反感、警惕。所以说，对于你打算开展的专题研究，问询于我，有可能找错了人，而且我对你这个选题也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实际上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会第一时间就反对你这么做。
这就跟你做这个选题的初衷/心理有关了。而价值的二分法——文学价值/社会价值——也是一个应急措施、一块遮羞布，如果谈论诗，最好围绕文学品性来谈论，至于诗的反响、诗人的影响力或诗集的畅销程度，都是额外的话题，或可称之为诗的素材，而不再是诗的主旨，为什么说是“遮羞布”呢？我的意思是，诗因为文学品质不高而求助于社会价值这一叫法，就同时显示出作者与参与评议的批评者、传播者在诗的创作能力、鉴赏能力上的不足，不得已找块布乔装打扮一番。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即便是市场看好的诗，但文学品性不足，也是虚假的繁荣，会被打回原形的，诗如果非要分出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可，我的建议是，你得用
因果关系来对待而不是先后关系：诗，恰恰是因为有文学价值，随之才有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从来不是衡量诗之品质的最高标准。一首造成轰动效应的诗，如果被理解为具备着社会价值，那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目前对诗的境况/
进展了解不多，而鉴赏的平均水平堪忧，只能在诗的外围兜圈、打发时光了，仓促之际，就胡乱贴标签，瞒天过海，以为民族语言的
精湛水平不过尔尔。
由于你不是一位诗人，却要做与诗有关的研究，这是需要勇气的，也要懂研究方法，但很可能你做的只是
诗歌现象方面的研究，而不是
诗学问题的钻研，这是有差别的；我此番言论侧重于诗学上的冀望，可能会损害你的进取心，但是，我为你如此年轻就介入诗的时代话题而激赏，来信中你提及的打工诗人
郑小琼很可能早就在积极转型、脱帽，而你非常喜欢的诗人
于坚这些年在视野上远不止是“工人生活”这一层面，顺便说一下，工人生活、农民生活均不是低人一等的，也不是边缘化的生活现实，都是诗的博大题材，但不是全部景象，在此我只是劝告诗人写作时不要将“生活”局限于它的某一前缀/签注之中而不能自拔。诗坛内部岩浆滚烫，外人看起来却是一潭死水，我想，正是像你这样的“非诗人”研究者成为内外之间的通道、中介，为双方带去有益的讯息，也为诗最大可能焕发的
人间友谊做出了不凡的尝试，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命题也能扎根于丰沃的土壤之中。
木朵
2018.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