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1955-1972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反思所涉及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运行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犹如诗学亦可称其为一门科学，如果诗人置身其中擅长反思、善于反思，并能知反思为何物，且在创作中善于运用反思这一利器或能量。
诗人需要大量的实践，并从实践中总结出富有成效的理论，做理论上的反思之后才能为诗学找到更深入人心的科学的形式。
诗人的反思对象不是诗所面对的素材或审美对象，而是更进一步地涉及通过诗所生成的种种对象，以及一次次塑造出来的诗人的自我形象。
诗人反思的对象还包括诗人写作过程中的方法论。有些诗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了怎样的方法论，或有没有方法论，这极有可能表明这样的诗人根本没有开启反思之路。
反思也有反思方面的方法论。对诗人创作过程中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必须在反思的方法论层面能与之匹配、毫不逊色。
一首诗的方法论既有可见的部分，也有不可见的部分，既有已被诗人娴熟使用的部分，也有未被使用或不太会用的一部分。在做反思时必须考虑到诗之方法论的缺陷。
反思不是万能的。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尚不能拥有充裕的方法论，有的诗人除了常用的“三板斧”，就没有其他什么管用的招式了。如果他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更高维度的理论反思，就不过是痴人说梦。
如果说历史是对记忆所传递的所有东西的理论反思，那么，诗学就是对情感粘连的所有东西的理论反思。记忆有选择性，而情感毫无形状。
诗总是陷在现在或现况之中，而诗人则不一定。诗向诗人发出邀请，请他置身于现在的历史性之中。
人类的历史在用好了语言和没用好语言之间交替前行。
与其说从恺撒的概念中演绎出恺撒，不如说从恺撒的用法清单中找到一个真实的恺撒。
历史从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中涌现出来。诗人是这一信念的坚定信奉者，一次一次从他所创作的作品中试图验证这一点。
我们从自然中得不到一只完整的鸟，得到的只是鸟的魅影。或者关于鸟的用法清单，或者只是置身其中的我们自己笨拙身体的幻觉。
从自然界走出来进入城市以后，人突然意识到了自然界只是他的一个选择，而自己不再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更要紧的是，他竟然发现了一个进出自然界的豁口，乃至于他将自己和自然界的关系锁定在这样一个出入口中。对于自然的意识，最终变成了对自然的出入口的认识。
诗人回不到诗产生以前的那个局面之中去了，也没有必要回去。诗一产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中的某件事）悄悄结束了。诗总是以开始的方式宣告一次次结束。
诗学上出现过很多个真理。诗人为了维护某个真理的权威，就必须宣布它没有过时（总是不缺乏这方面的例证），相反，就必须宣布它不合时宜。两种做法都透露出了诗人对他自己所生活时代的重视，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与圣贤所生活的时代区别开来。
所有的知识都保存在语言中，更进一步的说法是，都保存在诗歌之中。
一句诗或一个说法或一条真理产生的条件可能会消失，而只剩下这句诗、这个说法或这条真理被带到了后来的时代之中，乃至于后来的人只会根据他的生存条件来判断这句诗、这个说法或这条真理管不管用，合不合理。
参与讨论的一方必须置身于其对手的场地，通过肯定对手而非全盘否定的方式，将对手的精神、前提作为整个讨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理解和把握。
要理解《诗经》，光是阅读它还不够，还要认识它是怎么产生的，是根据什么原则增删的，又是如何流传的。但这些工作太难了。
理解《诗经》，还包括对《诗经》用法清单的理解。
《诗经》既可以作为诗的产生史来看待，也可以作为人的生产史来看待。
人类历史获得了一种肯定性：它是文学史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学的手段。诗神利用人类历史为自己服务，因此后者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和合目的性。
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口，如果没有诗为之助威，会使其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弱。
诗超出了诗人的意识。
所有事件中的一小部分才成为诗的主题、素材和意愿。
诗人已不可能完全理解他所写下的诗。这恰恰说明理解和写下这两个动作存在重大的差别。
与人做诗学上的争辩，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一个迹象就在于，去打听他读的是什么书。
我们对一首诗的认识，应当包含在这首诗的本性之中，以便使这首诗得到滋长。
遇到绕不开的概念或说法时，只要将它一分为二，找到一个分类标志，将它分成两个子项目，你就可以找到继续前行的路径了。
每个诗人手上抓的牌其实都一样，只是牌上的光线不一样。
诗人回想起来的过去是合乎逻辑的过去，而不是所谓的真实事件发生时所对应的混乱局面。
找到一个起源或起因，就找到了一个偶然性。
诗人有能力回到过去，是因为他有能力美化过去，或将过去理想化，他等到了这一天。
跟别人去解释多样性，就是迫使对方尊重多样性。这一做法往往事半功倍，效果极佳。
诗的性质考察的是：诗是什么？何以如此？听命于谁？构成的因素有哪些？诗的原则考虑的是：运行机制是什么？凭什么运动起来？运动的形式有哪些？生命力从何而来？
找不到运行之力或内部的力量已经堕落，诗就会坍塌。
诗的原则应包含一个理想，简单来说，可称之为君子之诗。诗中没有一个君子，诗就不完美。
一首诗可能哪里都很好，只是因为写错了一个地名而靠不住。
不真诚的人走进自然之中仍然会不真诚。
在诗中找偶然性的人必然会与找必然性的人相遇，但很快失之交臂，乃至于彼此回想起来都不记得曾经打过照面。
当你感到绝望，觉得找不到一种可信的方法，找不到一种必然性时，一种对方法或必然性重新予以评估的机遇随之产生了。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必然性出现了。但很可能，你在这一时刻，这一绝望的时刻，察之不详。
每一行都是中间行，都有上一行和下一行，都必须不限于在自己这一行来考虑问题，都要体贴地观察到它和上一行或下一行之间的关系。即便是一首诗的第一行或最后一行也是如此，也应当拥有这样一种中间行的意识。
各个时代的精神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点最关键地表现在对诗的接受程度上。
接受了诗的时代，表现为后代人会从那个时代中追认出相当有分量的诗人，以此让自己所看中的这个时代臻于完美。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于诗人来说，这种后福就可以称之为一首上佳的诗。
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写一首诗；没有发生一件事情，也可以写一首诗。诗可以跟事实走得很近，也可以游离得很远。事实是，每一位诗人时时刻刻都在面对具体发生的事实，只是他没有察觉到正在发生的日常事实也有可能是他理想中的那一件大事。
只要诗人开始写作，就有一种写作史，或一种关于写作的事实同步发生了。与其拼命地回到写作所基于的一件事情的事实中去，不如索性投入到写作所开展的写作（观念）史中去。
诗人的能力是可以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但这样一种观念本身也显示出一种充满局限性的能力，也需要继续去提高。
懵懵懂懂运用了一些有效而无意识的原则之后，诗人或多或少会过渡到对这些原则的意识上来。
我们要见到诗神本尊，必须过三关：词神、句神与文法之神。很多诗人穷其一生都在第一关或第一级打转转，而从词神抵达句神，要通过一次转念来完成。从句神到文法之神，需经历再一次转念。
诗人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首诗，哪怕是一首上佳的诗，而是为了获得关于杰作的意识。
诗人的意识中包含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以及从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迈进，从无知向自觉的挺进。只沉浸在无意识之中，表明这位诗人尚未完成自我征服与自我蜕变，这种未完成状态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不只是少数人才如此不幸。
没有一劳永逸的觉悟，一次觉悟之后还有混沌，还得再一次觉悟，觉悟之路永无止步之日。
我们前进的动力中混合了错误的言行，乃至于悔恨与愧疚，也成为动力之源。
总有天才人物会出来对某一范式做出规定。
有一种必然性引发了货币的发明，也有一种必然性引发了诗的产生。
每一个新的范式的问世都带有启蒙的性质，都可以从启蒙的角度加以思考。
错误的根源找不到，但错误的影子遍地都是。
功夫既在诗外也在诗内，或者说更在诗内。诗有自身运行的规律和原则，需要诗人练成基本功，有基本的诗学素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都可能积累元气与经验，帮助诗人写出更好的诗，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前提，开眼之后能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转念，方能登堂入室，深入诗学的腹地。
功夫有内外之别，也有高低之分。行万里路者不一定得分能比读万卷书者高，反之亦然。诗学水平之高低仍然取决于觉悟，取决于转念。
觉悟既可以从创作实践中来，也可以从更高级的觉悟中来。
真理运行在诗之内部，有的人看见了就能得到，有的人看了却始终得不到。
得到真理的同时也会得到谬误，得到与真理打交道的方法，与谬误搏斗的教训。如不能同时得到这些东西，就表明你没有得到真理。
真理有替代品，它是真理上面的一层膜。
真理不会被第一个说出真理的人所独占。甚至可以说，真理的第一人并不比后来者懂得更多或得到更多。
书上的真理和树下的真理殊途同归。
将真理写成一本书或写成一首诗，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削弱真理本身。
一个骗子用过的真理，一个讲真话的人仍然可以用好它。一个真理在骗子手里，有可能运用得比一个讲真话的人更生动，更深入浅出。生动的真理和不生动的真理其实是同一个真理。
诗不是历史的内容而是历史的形式。
诗是形而上学的真理。
当我们再次回头看时，在诗的起点，万物荡然无存，空无一物。
第一个认为诗应当如此的人将这样一个意识注入了诗的底蕴之中，再也难以更改。
对诗的起点的认识，最终会变成对诗的起点用法清单的认识。
诗的多样性呈现的不是混沌或无理性，而是一种智慧的对象本身。
当诗人看到人们就是他们不得不是的那个样子时，可以写一首诗；当他看到人们竟然不是他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时，也可以写一首诗。
在一棵枫杨树上看出了道德感，这对于诗人来说是完全可行。
一位诗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向森林中的一棵树，他所选中的一棵树，是因为他服从于利益法则。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这棵树曾经使他获得了快乐，减少了痛苦。甚至可以说他被这棵树选中了，在劫难逃。我们可以想象这棵树也需要这个人来到跟前，露出窘态，说不定只有这样，树也可以获得快乐，减少痛苦。
激情也是一种利益，当诗人把它放在至高的位置上，诗就获得了持久的动力。
诗人可以通过好奇心和逆反心交替互补的方式不断地维持创作激情。
激情之下，智慧荡漾。激情如风，智慧如波。
无利不起早，无利不写诗。这里所说的“利”就是激情。
你可以将激情归于肉体，也可以归于灵魂，当你不这样去区分的时候，激情会处于一个最饱满的形式之中，为你带来最大的便利。
激情四射，能力凝聚。
在评价一首诗为什么写得好时，在所列举的原因之中，有一个万能的答案：因为这里充满激情。
对自己有利的诗就是好诗，这个说法要比“让自己感动得流泪的诗才是好诗”，更可靠一些，更通达一些。
当你在周边环境的两个元素之间一时无法建立联系时，你只要想一想利益何在，就能够找到这种微妙的联系。
利益不但会使事物很快变样，也能使事物很快恢复原样。一首诗的写作既不是写变了样的事物或者恢复原样的事物，只需要提到是什么导致了它们变化无常即可：利益成为写作的关键主题。
利益搭建了事物之间的关联，也能推动一首诗文法运动的开展。
利益面前，人性暴露无遗，这就是诗所要的赤裸裸的真相。
诗人在诗中作出判断时，会顾及自己的利益，也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这是在所难免的。时过境迁以后，他再来反思自己的这一做法，反思自己为何要顾及自身的利益、自己有何顾忌，如今来看这种利益得到了吗？有了这样一些反思，一首反思之诗随之产生，一定强于此前的判断之诗。
利益有很多种，当诗人在诗中能分得清时，他就能从利益中抽身而出，并拥有了一种智慧。怕就怕利欲熏心，忘乎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诗中有一团利益形成的火焰。
细节终有一天会成为一首诗的主题。
激情之后，激情的形式不见了，但它的结构以及对它的形式或形成机制的反省始终都在，这也是诗意的来源之一。
激情既是因又是果，如此一来，它就成了一个中项，连接着两个端口、两个事件。见到激情，其实就同时见到了两件事，沿着因和果朝两个方向发展的两件事。
从肉体的差异中发现道德感，这里是诗人的责任。
体格或体魄中寓存的道德仍有待一首诗的发现。
诗从哪一个方向看都是一种公共利益，总在赋予个人利益以形式和内容。
诗作为一种共同的利益，本可以将人与人联合起来。但不知什么原因，诗丧失了这样一个欲望，一直处于人心不齐的未连接状态之中。
诗本来是给任何人的一个奖励，但现在变成了对鲜为人知的诗人的一个惩罚。如果说惩罚还太严重的话，可以说是一个考验或折磨。
个人利益在诗中体现出来，就变成了公共利益。
当诗人的激情变成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变成了诗人的激情时，诗就走上正道了。
在诗中能够同时看见运行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即使这首诗谈论的不是一件事或一个具体的人。只要有词句的腾挪转换，就能够撇开所谓的事实而看见诗本身的运行轨迹。
有时候要了解一首诗经历着怎样复杂的运动，只需要问人性在其中经受了怎样的考验就可以。
如果你感受到了诗中的某种散文化气息，你看到的就是（并不存在于此的）一排锯齿。这是一个幻觉，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去消除它的负面影响。
把诗的可能性带在身边，就相当于把整个世界攥在手里。世界都在准备着为一首诗的诞生而积蓄力量。
诗人在诗中写下的“死亡”都只是死亡的前奏或前兆，或关于死亡的一种猜想。甚至我们读到一位已亡故的诗人的诗，也是如此。
无论一位诗人怎么描述他有多少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所写下的死亡仍然不是真死。进一步来说，真正的死亡是不必去写的，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写。在诗中出现的死亡，其实是对他人死法的一次次辨认，跟诗人自己的死并无关系。
死亡的体验将被关于他者死亡的认识及纪念形式（所带来的的体验）所替代。
越是深入自然，越能感受到人活在自己当中；越是深入社会，越会发现回不到自我之中。唯有诗能帮助你改变这一切。
如果有一天你认为一棵树太高了，不是树出了状况，而是你的心出了问题。你碰见了一个跨不过去的坎，这棵树成为了一个见证者。
一棵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必去找必然的原因，你只要找一个偶然性原因就够了。这也是诗性迸发的一个出口。
人本可以自然为躯壳。但后来纷纷以自己的肉身为躯壳，有了这样一种边界感之后，身体成为人所拥有的第一个中介之后，诗就会站出来，想重新将人的身体扩展到自然范畴之中去。
当一个人在树林里获得的感受明显不同于他跟人交往时获得的感受时，他就会继续去到树林里持久获得那种与众不同的感受。这是他所获得的一种慰藉形式。而且，他跟不同的人交往所获得的不同感受都要拿来跟他和树林之间建立起来的感受去比较。他跟树林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成为了衡量人际关系的温度计。
人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超出其能力和预期的生产进程中去，卑微而被动，常常有一种明显的心理落差，而填补这种差异的方法如果是诗，就再也看不出他的孱弱与盲目了。诗是人所拥有的屡屡超乎预期的一种能力。
一个人在孱弱或强劲的两个状态中所理解的时间结构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时间会因为人的心态和处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相伴形式。
时间绝不是以一种匀速前进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天女散花的形式展现。每个人在每一次得到的花瓣是不同的，花瓣不同，则时间不同，机遇也不同。
部落中产生出一位诗人，其缘由并不是基于一种需要，而是一种能力上的差异。后来部落意识到诗人提供的作品可以构成部落的一种需求（的满足），才可能不断地产生出诗人，使得诗人（这一身份）的出现不再是偶然的。
一个人和树林建立起来的私密关系，通过诗，必将转化为人类的普遍经验。
上了当的人们没办法撕毁最初的契约，也没办法撕毁为他们而写的一首诗。
诗人无法声称他占有一首诗，这种声称没有多大意思。尤其是碰到有的读者为这首诗欣喜若狂或潸然泪下，他会识趣地赶紧让渡出自己的所有权。
诗人不是通过唯一的一首诗坐实他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他还能持续写出下一首更好的诗显示出自己的主导权。
二流的诗人将自己的声名锁定在一首最好的诗中，一流的诗人将自己的声名分布在不可胜数的诗的方法之中。
在卢梭的身上，你可以说看见了另外两位哲学家的影子，但也可以说看见两位诗人的影子。每一个最著名的历史人物身上都必须有诗人的影子才能立得最稳。
历史人物要么自己变成诗人，要么被诗人所改编为诗中的人物。
反对者添加的一铲土，对于整个事业的竣工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力。诗学大厦的基座下不知道有多少反对者的唾沫与计谋。
无论历史有多少种说法和形式，但最终还得再增加一种，那就是诗中的历史。
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是诗人眼中的永恒青年。
诗人的精神最终不会在他个人的皮囊中，而是在他所运用的词句写就的诗的结构之中。
一位诗人不擅长反思，是因为他一直在追着事件跑，还没有超越这件事。反思来自于超越（的想象与实现两个步骤之中）。
要记住一个历史事件的人，没有比塞给他一首诗更好的方法了。
一个民族的个性说到底就是语言的个性，就是诗（人）的个性。
将一个历史事件讲给你的儿子听，或讲给你的诗的读者听，两种口吻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简言之，故事要讲好，就必须有诗（人）的口吻。事实上，一个父亲讲一个故事给儿子听的这一幕，如果能被诗所承载，这个讲故事的时刻就变得更为动人，更为永恒。
如果说历史是一切合理进程的组合，那么诗是一切合情环节的构成。
“人之常情”是一把筛子，但筛眼很小，留在筛子里的和掉出筛子的都可以成为诗的素材。
不是在整体上去理解恶，而是在一个决定性瞬间去理解恶。
诗学如果想要成为科学，必须把它的对象看作是可理解的、合乎情理的，此外还必须凭借一种抽象的理论（或者诗的形而上学）对所遇到的对象进行思考，这种抽象的理论并不是诗人主观性的产物，而应该是关于其对象的结构以及种种用法清单本身的理论，具有一种可反思的特性。
精神曾经搭乘过一首诗。但只要深入这首诗的内部，我们也搭上去，就会发现，精神在某个地方已经悄悄下车了：它正在寻找另一首诗作为载体。
一首诗中会同时出现三个对象，除了那个被我们歌咏的事物，还有就是观念和激情。
人们纷纷进入一个孤岛，在那里尽情游览。但他们最终会离开这个孤岛。他们带不走这个孤岛。他们离开以后，孤岛就不存在了。除非来的人中有一位诗人为孤岛写过一首得体的诗。这样孤岛性就被诗给带走了。孤岛获得了一个副本，就是那首诗。久而久之，这首诗一旦妇孺皆知，就会使得那个地理意义上的孤岛成为副本。
同一位诗人的全集中，一首二流的诗会为杰作送来礁石与浪花。
我们需要一首早期完成的杰作，替我们保存记忆，也需要一首刚刚写好的诗将所有过去的意识纳入当前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一首未来之诗，将我们屡屡投入希望的怀抱之中。
一位诗人写出了杰作，但他也被杰作所写出。
一首诗是如何扭动起来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意识，诗人既可以在创作前去揣摩答案之所在，也可以在创作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杰作总是第一时间能够发现潜藏在现在之中的来自未来的永恒青年。
如果你在诗中能找到果壳，就一定能找到果核。
诗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诗的形式。
为了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将人投放到诗中洗礼一番再重新回到生活中来。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实现的人的本性，完全可以在诗中先实现一下。事到终了，那无法实现的种种夙愿其实都很可能在诗中已经实现过了。
如果你在诗中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要素，你应当还要找到另外一种超历史的要素。唯有后者才能为你的寻找行动正名。
历史中的人出现的幻觉一次次被诗捕捉到，写进了每个时代的诗篇之中。幻觉之诗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诗一旦立起来了，人们看到的通通是历史的幻觉及其清醒剂。
为了建立一门诗学科学，必须在诗学本身中分析出使得科学得以成立的东西：普遍性与恒定性。
诗学同时存在于三个领域：其一，自然环境与人际关系所对应的场域；其二，诗的文法运动涉足的实践场所；其三，诗的形而上学层面。
诗学的三个因素，即创造力、精神面貌和观念。
诗学不是与对它过去的召唤浑然一体，而是与超越它的智慧浑然一体。成功的诗学以发明永恒青年为己任。
诗学不是过去的用法总结，而是已确立的用法清单的数据开源。
杰作中既有一股浓烈的情感在涌动，还有一股思潮带着必要的诗学问题奔涌而至，使之既是实践的展现，又是理论的汇报。
在每一个后代诗人最好的作品中，都有早期杰出诗人的影子，就好像在这首最好的诗中，有两棵树同时并存：一棵树是当前的诗人种下的，而另一棵树是前人种下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只能看见其中一棵树。
在一位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寻找现实主义，或者前浪漫主义或者后浪漫主义，这都是必要的。这是对标签化的反思，也是对这位被定型、被固化的诗人的深刻同情，当然也是对寻找者自身的激励。寻找的意义如果能在一位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得到呈现，那定然也能在自身之上得以呈现，得到回报。
202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