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南墙
作者：漆宇勤
这些年，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
剑气纵横的巷道里腾挪跳跃
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
五月开初就有定约而失的聚会
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了
在这世间。软体的青虫吃嫩叶而被指责
后山又有狰狞的长虫被人由畏生敬
真好啊，临时搭建的促销舞台上在狂舞
戴着黑边眼镜的人敢爱却不敢恨
一部分坚持被指认为固执
同样有一部分顽固被认定为坚守
而我两者兼有，而我撞过南墙又修补它
而我气定神闲，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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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解读
生活中听过“不撞南墙不回头”，或者“不到黄河心不死”之类的俗语，用来形容人的固执，或者是态度的坚决。作者更进一步，以“补南墙”为题写了一首诗，还命名了一本诗集。由于近年做家庭工作的原因，发现未成年的态度教育应该是重之重，这也算是殊途同归吧。所以当看到这首《补南墙》时会有特深刻的感触，会由衷感叹：“真是态度见精神呀！”
回想起来，有谁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巷道里腾挪跳跃”，也避免不了要在不断碰壁中闯过来呢？有谁不会发出“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了”的感慨呢？更多人的感慨也许只是一句抱怨，而作者却能“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在不断碰壁之后却能“撞过南墙又修补它”。读者不禁要问，这个“它”是墙、是脑门，还是别的什么呢？
为了能更准确理解文本蕴含的诗意，可以从整首诗的文本结构维度去把握，是能比较轻易地察觉出类似散文的段落感，也就是说可以把全诗分成三节：
1这些年，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
剑气纵横的巷道里腾挪跳跃
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
五月开初就有定约而失的聚会
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了
2在这世间。软体的青虫吃嫩叶而被指责
后山又有狰狞的长虫被人由畏生敬
真好啊，临时搭建的促销舞台上在狂舞
戴着黑边眼镜的人敢爱却不敢恨
一部分坚持被指认为固执
同样有一部分顽固被认定为坚守
3而我两者兼有，而我撞过南墙又修补它
而我气定神闲，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
分成三节之后，能发现从1到3，具有较为明显的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层进关系。从文本语义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来看，1、2节都可以脱离整体而单独出来，而第3节如果单拎出来，其中“两者”就失去所指。如果把倒数第二行上移到第2节，最后一行单独作为一节，除了会认人察觉出“气定神闲”有点突如其来之外（后面还会论及），逻辑上的整体性和递进层次感都没有问题。方便起见，还是按前一种分节来讨论。
第一节主要说“这些年，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是因为“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了”，具体“事情”就是“剑气纵横的巷道里腾挪跳跃
/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五月开初就有定约而失的聚会”。从整体来看是对诗题“补南墙”的情感说明，同时开门见山地点明这个“南墙”是“剑气纵横”争竟激烈的社会“巷道里”的现实之墙；是创作主体“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的身心之墙；是“五月开初就有定约而失的聚会”的社交情感之墙。可见这“南墙”既指向外物，也指向内心，“修补”必然也是内外兼补。
第二节从“无可奈何”的情感表达转入“这世间”“青虫吃嫩叶”的弱肉强食的理性思考。除了点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深层原因之外，作者还以“戴着黑边眼镜的人”为主体身份，以“促销舞台”外的旁观者视角，暗示了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现实处境。
“敢爱却不敢恨”分明有着心向往之而身不由己的强烈抽离感，同时也有如鲁迅所说“真的猛士”一般敢于正视这种内心煎熬。后面两个“一部分”也在无意中透露了那种撕裂感。因为心向往之，所以“坚持被指认为固执”；因为身在局中，所以“顽固被认定为坚守”。前一个“被指”应该是他者所指；后一个更有自我肯定的意味。
由于突出的理性思考和心理表达，能让人感受到身在其中，自我拯救的意味。“补南墙”就有弥合自我，心理重建的意蕴。
第三节中三个“而我”的排比，是转折也是层进，更是主体从现实生存向精神存在的超越。“兼有”是自我审视，也是一种勇于直面现实的态度。“撞过南墙又修补它”是现实遭遇也是“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行为逻辑；正是这鲜明的态度和思想的自觉，并且“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才有了“气定神闲”自信满满的精神境界。
难得的是作者亮明了自己正视现实的态度！对于“剑气纵横”甚至“青虫吃嫩叶”的弱肉强食的现实；对于“促销舞台上在狂舞”“敢爱却不敢恨”的折中，为的是坚持内心“一路直行”的，哪怕“被指认为固执”依然“坚守”的执着态度。
折中和执着的纠缠，“撞过南墙又修补”的矛盾，准确刻画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现实人生中进退两难的囚徒困境；“而我气定神闲，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又强调了作者扎根现实又超越庸常的超然和自信。
在“剑气纵横”的斗争下；在“定约而失”的情感生活中，在“促销舞台上在狂舞”的商业氛围里，作者凭什么“气定神闲”，凭什么这么自信？是个人的英雄气，还是皈依神佛的精神力？
就诗论诗，作者在《补南墙·自叙》中有一个明确回答：“我希望能够在诗歌中有深刻的生活认知与参与，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对，态度与观点，这个是关键。过去的汉语诗歌，如古诗十九首，都是直接表达，包括说理和叙事，但后来，各种故弄悬虚都来了。”
这是作者对于诗歌的态度，也是自信的源泉。很明显这鲜明的态度和“气定神闲”的自信，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作为同时代的新诗同行者，笔者能真切地体会这自信的宝贵及其所经历的古今中外各种浪潮的冲击。
二、新诗与时代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发表第一首白话诗，胡适的《朋友》（此名据河南文艺出版社《新青年·文学创作卷》，或题为《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甚至更早的一九0四年鲁迅就写过一首《宝塔诗》（周振甫《鲁迅诗歌注》P237)：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挺胸肚开步行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随后的一九0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还发出呼号：“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在《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掀起起“白话诗”的新诗浪潮后，鲁迅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之后还陆续发表了《梦》、《爱之神》与《桃花》等极具先锋意识的白话新诗。特别是《新青年》1919年4月发表的《他》，不论从现代语言（普通话或白话及口语）、新诗形式（分行、分节及结构等）和新精神层面，都和当今的作品几无二致。
从“五四”新诗开始，百年新诗经历了对传统“古诗”从形式、内容甚至思想、精神的全盘否定（准确说应该是反对儒家封建思想，而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用“反传统”统而概之），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汉诗教条(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众所周知，“五四”新诗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革命的时代烙印，因此平民性、抒情性、通俗性和作诗的自由、对诗体（形式）的轻视等都可谓是以生俱来的特质。无论题材、语言、表现形式都有很大的突破，对西方诗坛，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新月诗人之于英诗，创造社之于德国诗，文学研究会对于法国、印度、（俄罗斯）作品……，都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与批评，扩大了中国新诗的视野。（痖弦《中国新诗研究》）
此后，从新诗文本来看，在形式层面，出现过新月派“新格律”探索，在表达层面，出现过朦胧诗、意象诗、口语诗……诸多流派和纷争；从思想文化浪潮来看，现实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意识流、下半身……可谓是五花八门，也有重视文化传承的新古典主义、写实主义等等。
作为从一九八零年代末开始接触新诗、二000年代初开始网络写作的笔者来说，所受到的冲击可谓层出不穷无时不在。也正由于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新诗人之间的交流增多了，同时各种思潮和纷争也更加激烈。也正是这个期间，笔者与漆宇勤在网络论坛上开始有了交往。
毋庸讳言，作为社会中更敏锐的一分子，新诗人内心必定能感受到这时代变迁下各种思潮更强烈的冲击力。而从新诗诞生之初开始，其语言、形式、题材和思想、精神诸方面的探索和讨论也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除了众所周知的那十年）。
据笔者看来，由于立场、意识形态等词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近年来几乎成了禁忌；新诗的语言逻辑、思想精神——也就是传统诗学所谓质的方面，似乎也成了禁区。加之新诗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阵营的几度分化，以及现实生活中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精致利己等商业氛围的笼罩之下，在当今这个被认为是东升西降、民族复兴的大变局时代，更让人不禁追索起鲁迅百多年前的呐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也正因为此，当笔者看到《补南墙》这首诗才生出如此强列的震撼感，当看到作者说“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态度”才会惊觉——态度见精神，难道不是吗？难道诗人的鲜明态度不正是其思想认识和精神的体现吗？难道“而我撞过南墙又修补它/而我气定神闲，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强音吗?
三、态度见精神
鲁迅曾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时曾引民间流传的“无常”的诗并评论：“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这其中的“有人情”无疑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之常情的态度，也是所谓人的感性一面；“知过”、“守法”则是对现实秩序规则的态度，也即是理性的一面；而“果决”就应该是面对两难困境的态度，按康德的理论无疑就是知性。
如果沿袭这种感性、理性和知性的三分法去思考人生、去创作，在抽象思维或评论时没有问题。可当用这种纯粹理性的头脑投入现实人生或写诗时，要么左右横跳、要么左右为难，很难避免左右互搏的尴尬境地。也因此会衍生出“人是会思想的苇草”与“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生存悖论。说白了就是这种纯粹理性不适合中国人一以贯之，一通百通的文化传承和思想行为逻辑。
但是，当从创作主体态度的视角去把握“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这句话时，它就呈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祂果断坚决，自省知过还守法度，有人情。
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来读《补南墙》，就会发现“五月开初就有定约而失的聚会/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了”所呈现的就是创作主体感性、有人情的一面；“软体的青虫吃嫩叶而被指责/后山又有狰狞的长虫被人由畏生敬”则展现了作者对弱肉强食的现实生存法则的认知和遵循；“戴着黑边眼镜的人敢爱却不敢恨”无疑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省和反思。
也正因为作者“兼有”的果决态度，具有“撞过南墙又修补”的勇气、果断和坚毅，现实生存中有“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的经历，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形象才具有了“气定神闲”的存在感和超越气。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P072)中说：“超越对我们来说就是对一切实存的突破、就是现实时，在这样的瞬间，我们的存在意识就产生飞跃。显然，对于创作主体的人来说存在就是对自我的超越。”而对于新诗来说，与这一思想相呼应的就有诸如现象、解构、重构主义等诗学观。在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中，存在、超越的归旨无疑是涵概宗教与历史的大全。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独立于宗教之外的个体性、历史的人民性，而又强调天道、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和一贯性，似乎更契合心灵的自洽及与他人、社会与世界的和谐。
从自洽与和谐的高度再重读这首诗，就能发现作者面对现实人生时思想上的“兼有”态度与“气定神闲”的精神，与“一路直行而不脱鞋倒掉硌脚的沙”的独立个体身心上的痛苦，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抵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让我们读出了真切与实存，虽然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和谐境界。
四、新诗一心三点论
相对于古诗的讲究格律、意境和神韵，新诗更强调新意、自然和奇巧。具体到创作主体，对于任何观念用语，都会有不同理解，在创作实践中更是各有侧重，甚至偏于一极。就“新意”来看，有人认为是词语的互文与陌生化，而有人则会主张思想境界的新颖与鲜明；就“自然”来说，有人重在情感真挚深切，而有人却致力于客观表达，避免主观刻意；就奇巧而言，有人注重炼字、句法或修辞，而有人却深究结构、风格或通透。除此之外基于语感、气息，灵性、神性等等，可谓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让一位诗人皓首穷经、穷极三生也难以走得通，走得出来。
言为心声，诗更应该是诗人的心灵之清响，精神之光芒。这是笔者在新诗创作与批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信念。记得多年前有过“写诗炼心，读诗交流”的个性签名。然而说到心灵与精神，要跳出传统玄学与心学，对于中国人来不亚于孙悟空跳出八封炉。借助前辈的经验与智慧，近年在重读《鲁迅全集》过程中，似乎看懂了中华文化的密码，其中《故事新编》就是先生的啼血暗语。这算是一心三点论形成的因由，在此只能算是题外话。
但无论中西，心理乃至精神都是文学艺术的核心要素，是中心也是重心。都知道文学即是人学，精神就是人的灵魂，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心，而在文本上，语言逻辑上，现实行为上，思想精神上，都能用态度一词来体现或审视。
心字有三点，结合三才思想和天人合一精神，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把握，那就是：个体独立性、社会性和自然天性。具体到文本创作或阅读上，就是创作主体的心理感受、现实行为和精神呈现或追求。这个三维度的态度明晰程度，决定了文本内在逻辑自洽度和语义、诗意的延展度。理想状态是诗文中至少有一个关键词或核心句，其词义或诗意能从这三个层面都得到较为圆融的阐发，且给人以明晰、通透和自然的审美体验。
“补南墙”无疑是这首诗的核心词，“撞过南墙又修补它”就是关键句。单纯从这个关键句来看，是一个社会性生活化的陈述。而“南墙”出助民间俗语“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契合大众文化和心理的一句话，多指一个人的倔强或诗中所说“顽固”（这类词语诗中还有“坚守”、“固执”、“坚持”、“爱”、“恨”等，都可以通过墨子“天壤之情”去重构）。在传统语境中多含有贬义。诗人通过对语义所蕴涵的感情色彩去魅，富予了其更客观、中性的内涵。所谓去魅，其实是对固有文化认知的解构与重构。
虽然去魔、解构和重构，这些词都是现代语汇，甚至有明显西方文化的意味。但是诗中的“兼有”却让人想起墨子的“兼爱”的兼。这种兼有的态度，明显是跳出了中学课本中“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的二元思维，也不是儒家传统强调取舍的选择观。“撞过南墙又修补它”更像是墨子“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权衡，及此间创作主体所经历的“不得已”的内心煎熬之后，而作出的现实抉择。
也可以说，运用一心三点之社会性维度去把握《补南墙》这首诗，甚至这本诗集中所有作品，在我看来可能会更准确、深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个维度，从理论来说还应该是主要维度。
但是无论古诗新诗，也不论西方东方，主流都更强调诗的情感属性或维度，所以主观之诗几成定论。诗圣杜甫的诗，大多数人都能背几句，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外，其他能记起的多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诸如此类的所谓主观感性之诗。其至连一些杜甫的铁粉，也都不相信“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会是诗圣的杰作。
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文中钱老还引戴昺的话说：“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按这个论断，古诗新诗在某一维度上必定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东西。
但必须反复强调的是：正如朱松苗在《论儒道禅之情》一书中所言“孔子、庄子和慧能的思想就可以构成儒道禅思想的核心，进而又可以构成整个传统思想的整体，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和标志”，从人的社会性维度，从我们的文化传承来看，由于受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独尊儒术”影响，使得现实生活中更多人对于性情的理解，多局限于“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感性之情，以至于天道、自然都能一情以概之，也就是完全囿于唯心世界观而难以自拔——而墨家更高维度的“天壤之情”却鲜为人知。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中：“宇，东西家南北”；《墨子·辞过》中：“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两相结合，“天壤之情”的情就明显具有客观性和自然规律性，同时又不失人之常情。因此要说解构、重构，墨子才是开创者——承认独立个体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的局限性，都应像心居于身，身处于家，家于天地东西南北之中那样只是一个原点而已。在《补南墙·回家》一诗中，这种主体思想有更明晰的呈现。
五、整体一致性与通透性考察
“撞过南墙又修补它”的社会文化心理维度在文本中得到了较为充分表达。其根据，通过上述时代性和文化传承视角的探讨已得到较全面、深入的阐述。至于其诗意的贯穿性，是否在创作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然天性维度都有所涉及或表现，及其程度怎样，需要进一步去把握。
通过前文谈及的“兼有”态度和及“撞过南墙又修补它”是对传统贬义的去魅的讨论，也应该得出创作主体是有超越庸常，甚至是主流观念（准确说是显性主流）的独立性。相对来说，就整个文本来看成语的过多使用，例如“剑气纵横”、“无可奈何”等，应该说在语言层面看是减弱了“解构”的效果。特别是最后一行的“气定神闲”，在整体语境上也显得有失自然，而让人感觉有人为拔高的情况。
这也意味着这首诗的创作主体内心的自然天性维度上处于勉力支撑的状态。从文本来看，这个“气定神闲”也会让人觉得太突然，所以需要动用逻辑理性（量变到质变）用“已修补过太多的南墙”，来弥补这个主观拔高的痕迹。就诗境来说，这个“气定神闲”更像是修补之后暂时性的精神状态，而非日常的自然呈现。因此从整体上看，“撞过南墙又修补它”更具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后一行，在审美上的通透感可能会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