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十年”意味着什么？

　　​2021年是元知网（miniyuan.com）创办十周年。我想以此为契机，请你谈一谈“十年”这一个时间概念对你意味着什么？“十年”在你的诗中有过怎样的表达？（比如杜甫“一辞故国十经秋”，贾岛“十年磨一剑”，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在人际关系上，存在什么意义？十年，是否等于一代？是否意味着一位诗人的文学修养又能更上一个台阶？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的十年之间，现在的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帕斯捷尔纳克说诗人是“时间的人质”，我很早就被这句话所吸引。它具有谜一样的性质。
　　帕斯捷尔纳克是这样的“人质”，杜甫早就是。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有一种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像赵翼的“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就指向了这一点。尤其是杜甫后期的诗，几乎每一篇都“赋到沧桑”。这正是我本人推崇杜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本人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出《文学中的晚年》一文，其意正在于穿越八十年代以来的那种 “青春抒情”“先锋实验”或封闭的“纯诗写作”，以把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引入到我们的诗学探讨中，为诗歌确立一种更为“可靠”和“持久”的尺度。
　　当然，诗人都渴望“永恒”，或是希望创造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但是策兰却说得很清楚：“诗歌不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试图穿过并把握时间——是穿过，而不是跳过。”
　　我认同这种诗歌意识。我自己也试图通过写作来“穿过”我们所承受的历史和时间，哪怕这十分艰难。对我来说，这发生在1990年前后那一两年。在我那时写下的《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中，像“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像“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等等，都是为了确立一种诗的“在场”，为了确立一种更为具体、真切的历史时空和写作语境。
　　我在这之后写下的诗片断系列《反向》（1991），则更多地涉及到对写作本身的反省，涉及到对诗与时间的关系、诗的存在之谜的领悟，这里摘取几节：

长久沉默之后

　　 “长久沉默之后”，叶芝这样写道，而我必须倾听。我知道，这不是叶芝，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将对我们说话。

见证

　　当我想要告诉你什么是真实时，我发现，我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讲话。

晚年

　　大师的晚年是寂寞的。他这一生说得过多。现在，他所恐惧的不是死，而是时间将开口说话。

　　这些诗歌片断，其意味可能要比任何解说都更为丰富。不管怎么说，1990年前后那两年对我的确具有某种“分水岭”的重要意义。这种文学的历史意识的获得，使我由一个年轻的诗歌学徒、一个或半个纯诗的修练者真正进入到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历史命运之中。
　　正是有了这样一道“分水岭”，1990年的前后各十年，对我本人具有了“不同写作阶段”的意义（这正如人们看当代诗歌时，会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样的不同说法，虽然这样的划分不免简单）。
　　这是“上个世纪”。至于进入到“新世纪”即二十一世纪以来，时间在“重新展开”，“时代”也渐渐变得不同，新一代诗人在出现，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很难对自己的写作阶段进行什么划分了。
　　但是有一点，随着年龄和时间经验的增长，我的写作，这里撇开写作上的具体变化不谈，它的成色显然也在“老去”（“老去诗篇浑漫与”），或者说更具有时间和历史的意识了。我于2000年前后写下的两组诗片断《冬天的诗》和《变暗的镜子》，可以说是对我的“前期”的某种总结，又是对“后期”的预示。《冬天的诗》的开篇是：“多年以后他又登上了长城，他理解了有一种伟大仅在于它的无用。”其结尾是：“舞台搭起来了。只有小丑才能给孩子们带来节日。”这组诗的德译者克劳斯哈尔博士看得很清楚，他在译后记中说这组诗的“密码”就是那个在诗中曾反复出现的“多年以后”。
　　至于《变暗的镜子》，诗题本身即是时间和生命自身的隐喻。“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镜子变暗了”“不是你在变老，而是你独自用餐的时间变长了。”时间在流逝，外面的世界也很热闹，但是你“独自用餐的时间变长了”。如果说我有什么“自画像”，这就是。
　　诗人是“时间的人质”，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但是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却有可能从时间中创造出另一种时间，把他所经历的“三朝六代”甚至“前生”和“后世”都变成他的创作财富。如果说时间是一面“镜子”，或是一场迷雾、一场大梦，但是随着智慧的到来（“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它也有可能成为一座上升的“塔”：“因为我盘旋而上，在一个时间之塔上 / 站在了阿赫玛托娃的窗口。”这是我的《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2016）一诗的结尾。我庆幸在我的一生中我还能这样“盘旋而上”：这是对苦难的超越，当然也是对时间和我们自己的某种超越。
　　为什么诗题为“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因为那是一个可以穿透苦难历史的位置，一种既是见证者、到来者也是俯看者的视角。
　　而阿赫玛托娃本人之所以让我折服，主要就因为她那以三言两语就透出一个时代的大手笔（布罗茨基曾指出“她是一个超级格言诗人。她对历史的态度也是格言式的”）。甚至在她的“不经意”中，也往往会“赋到沧桑”，因为她已活到了那个份上。以下为我译的她的一首短诗：

在那座吊桥上，
在如今已成为纪念日的那一天，
我的青春结束。

　　仅仅这三句，就是一首令人动容的好诗。“吊桥”为彼得堡的一个标志，人生相逢、告别的标志，而“在如今已成为纪念日的那一天”这一句，只有一个历尽沧桑而又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诗人才可以写出！
　　这样“老道”的诗，出自一种先知般的天赋，但也是一种技艺——看不出技艺的技艺。它同样出自一个诗人长期的修练。它也是时间的赠予。
　　我也愈来愈相信诗是一种“礼物”。但是，我们自己只有充分准备好了，才有可能接住这样的礼物，从诗与时间的关系来看，才有可能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构时间”，或让“老去的时间”冒出新鲜的水流：

看不见珞珈山了，更看不见富士山，
一盆八月的茉莉花
却盛开在我新迁入的窗前。

　　这是去年夏天我写的《致敬》中的一节。这是我对时间的致敬，也是对命运的致敬。写作仍是一种“迎接”。
　　不管怎么说，回答木朵的这份问卷时，我已“六十有余”了，也参与了“文革”之后中国当代诗歌四十年来的历程。早年在伦敦翻译出伊利亚斯·卡内蒂的“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开阔，未来缩小了”时 ，我曾精神一振，好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到近来，我对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感到更为亲切。不过，这个“老去诗篇浑漫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说到“十年”，我还真写过题为《十年》的诗，那是四、五年前我重访东营，写给几位当地诗友的，“整整十年了，我们重逢，/在这同样的黄河入海口……”这自然免不了对人世沧桑的一番感慨。限于篇幅，这里我不谈这首诗，我更愿引出二、三年前我写的另一首诗：

观海
　　——给张曙光、冯晏、森子、邵勋功等同行诗友

从棒棰岛半山上遥望
海比三十年前更平静、更深远了
（其实那时我们看也不看
就欢呼着跳下去了）
好像是一幅幻境，很不真实
好像这海还在继续生长
远处，一只、两只邮轮
像白色的熨斗熨过
渐渐被一片深蓝、一种钻石般的光吞没
近处，在礁石上卷起的浪花
洁白，耀眼，又无声地落下
而更远处隆起的山峰，像是新生的额头
此时在替整个大海向落日问候
这是傍晚六点钟，似乎
一切比例、视力和调色板都不管用了
无人能画出这样的海平面
也无人知道它深隐的痛楚、内溯的
回流和积蓄的力量
——这样的海，只宜当我们变老
而又变年轻时观看。

　　诗人叶芝说过在他年轻时他的缪斯是“年老的”，在他年老时他的缪斯是“年轻的”。这首诗可能同时包含了这些意思。在我三十岁出头时，我就曾谈论“文学中的晚年”，但现在，我感到自己不仅在变老，同时还要变年轻，还需要不断地“刷新”自己。我们在时间中生生死死，脱了一层层皮，就是为了有可能重获自己的“再生”。
　　这首诗还隐含着一系列的“看”，即提供了一种饱含了历史的视力。在我们年轻时眼睛明亮，但往往只看到自己，现在镜子“变暗”了，但却看到了万物，看到了万物的生生死死，看到了一个更开阔的生命和创作的领域。这即是时间对我们的造就，我们怎能不向它“致敬”？因此，去年给一位年轻诗人朋友的《码头》一诗，我会这样写：

轻风，浪花。
你最好是一个人来到码头。
你也不用去想那些远去或归来的故事。
你只需像一只狗一样嗅闻。
你最好坐下来，
挨着那只铁锚，
并和它一起生锈。

　　有心的读者当然会注意到诗最后的“生锈”（有诗友在网上留言：“了不起的‘生锈’二字，多么有分量！所有的感情都遁入这个词，而又把‘生锈’活活变成了活力。平凡而奇骏啊。”）“生锈”就是“变老”，就是充分吸收时间，就是“走向成熟”。这即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对年轻诗人们的希望。
　　当然，不仅是“变老”，从创作的角度，还要像杜甫那样“老更成”，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考验。
　　奥登认为大诗人是一个“持续成熟的过程”，这对我们中国诗人也是一个极重要的提示。就中国新诗而言，还鲜有那种“老更成”的卓越例证，许多现代著名诗人由于各种原因，一生中也就写了那么一阵子，七八年或十多年。好在自北岛、多多那一代起，数代中国诗人已打破了这个“瓶颈”，他们已写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愈写愈好，愈写愈成熟。显然，这就是希望所在。
　　至于“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的十年之间，现在的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愿意再次引用我翻译的卡内蒂的一句话作为回答：“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尊敬的领域。保持一个人更大的部分敞开。”也许，这就是一切。

2021.5.30

三十年，是到期了
居然到期于一部手机的芯片
忽然发热，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三十年的河流，越来越盛大
它被交付于遗忘，它本该被遗忘
但是从未枯竭，何故？
　　——《到期》，2019



　　一种新的不确定性降临。或者说历史的折向已经明朗，唯一可确定的是未来的不确定。在这个质变的时刻，回顾的冲动带有一丝侥幸而不是满足感。“十年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空缺、待填的总的问题的子项，以适应不同的作者。我猜测是显而易见的内卷，迫使问题的提出者在生命周期和重要的届或计划之间取一个整数。“十年一觉扬州梦”（杜牧），十年是一个梦醒的界限。《红楼梦》从林黛玉进贾府到宝玉出家，也大约是十年，曹雪芹把人生的一切美好的梦放在青春期，青春期结束之前人是可以懂得一切的。八十年代的幻灭是九十年代的起点之一。在八十年代活跃过的诗人认为那是青春、理想和胡闹的幻灭。九十年代和世纪初十年可以粗糙地描述为自由主义时代，并且各自有强化的标志，分别是“南方讲话”和加入WTO。然后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始于2012年，迄今也有近十年。把写作纳入国是的框架，也能够产生一些意义，但是太粗糙。被现实所决定无疑是诗歌精神的一种降低，所谓反映和批判，其实并没有超脱被决定的范畴。能否理出一条当代诗流变的线索，比如像盘峰诗会这样的、津津乐道的转折？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未感受到盘峰诗会的影响，也不愿意加入阵营，更不了解此会之后是否还有类似的标志。所以我建议从精神和形式语言两方面考察，而以诗歌资料和交流的扩散为背景。所谓诗歌资料，准确地说是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名作的翻译和获得。当然还有其他的文类和人文著作。资料和交流的贫乏，网络时代到来之前开始写作的诗人都清晰地感受过。随着视野的拓展，诗本身（不止是文本，更是文本的可写性）比诗性行为更受重视，自由精神体现于个人化和日常性，当然，这是自由的缩减。但也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左派对主流文化、传统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解构呼应。忽略这个背景的日常性叙述才是真正犬儒的。了解这个背景并以自己的文化穿透力再造来自译诗的语言之质，无疑是有效地隔绝了犬儒。
　　我的写作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新冠大流行刚好是三十年。如果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是以幻灭为底蕴的写作，那么这幻灭，对于像我这样的1992届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马上要开始全民市场化了），与在八十年代已享受过理想主义江湖的50后、60后诗人，意义完全不同。我也及时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三年中，从事报社编辑和广告文案两种工作。我的全部努力是要能够写诗。打工期间的诗都是在辞掉一个工作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在城中村写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建立起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和同义的写作的坚韧的自信。以后就从未失去。1997后回到武汉，单位和环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很难干扰我的视界。

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我似乎听到了你的声音。
风吹着，吹透了潮湿的楼板，
这场景好像在一本书中。
多年来，我被一盏黄光照着，
在书中做梦……
你么？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从我裂开的血中，这名字
有些陌生：我认不清自己……
我没有生活，没有过去，没有空间，
像一个影子在世间漂浮。

我曾怀着一个秘密的愿望，带上
秘密的刑具，到北方去。
在清冽的空气中，我几乎死了。
赤杨，煤球，银杏，一排红色的树，
在河边，当我乘车驶过时。
玻璃，大厦，反光，深夜的街上
轮胎轧出的响声……
在北方，我寻找的东西被一层薄冰盖着，
但我离开了，带着脑际的雪和落叶。

回到家乡。在江南的雾中，
我看不清自己。
南风偶尔把水面吹出裂纹，
回到过去使我感到痛苦……

血，响着。深而黑的夜，我听到了。
书页轧轧作响，这倾听的姿态
好似一幢建筑的结构，
而衣服，是张开的脚手架。
从这房间，我生存的刺向世界伸出。

我似乎听到了……这历史……

1995

　　这是很少改动的一首，写于广州林和村。而且不是反映我当时的纯粹青春活跃的状态，或商场现实，而是带上回忆和沉思的色彩，这就与八十年代末连起来了，赋予此诗一个历史的背景，又出现了“上帝”这个词，预示了下一个十年的主题。1992年底我在北京圆明园住过一个月，“带上秘密的刑具，到北方去”，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其实没有短诗代表作，每一个阶段，都以长诗结尾。但没法引用。一首真正的长诗往往显示一个实际的阶段，这是一种综合的贯注，随着内容的变化，形式差异会很大。
　　我的世纪初十年是祈祷的十年。作为当代诗人，我皈依基督是比较早的，但在武汉，比我更早的有女诗人华姿和鲁西西。我过着平信徒的生活，依从天主教的传统。但我在当代诗的人文性和基督性的关系上非常警觉，力求二者兼顾，且更看重前者。基督徒诗人越在初级阶段越狂热，为了见证和传教，不惜遮蔽本然的人文。对良知的认识实在是太贫乏，久违了才扭曲。我那时的雄心是把基督之光压入语言内部，从而让现代性皈依，而不必在信仰的自负中，以一种刺眼的芒耀加重语言的贫乏。我的神师和教友们读不懂我的诗。信徒都有一种救人的热切，因为确信自己的神是唯一真神，而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性的批判者，他们荣耀于这“自外”且看不清自己。但，热切和自信过了，也会伤害人，更不用提一神教视野下的文化盲点。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基督教不能说服自己的知识分子，可见二元是一元的结果。一，是一个自身包含否定性的东西，当一从〇中出现，就是革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趋势谁也阻止不了。物，无一不成，如何在一之中而不失物？中国文化是由无数文献、场合和面孔构成，它本来是离散的，在基督教的批判之下反而成为实体。如果你把这一切看成异教的，在灵修上诱惑性的对手，而单独面对十字架，作为读书人坚持不下去。我已确信“得救”不是问题且并不重要，从真理的外在性跨入自性，这就与中国文化接通了。那个阶段的诗，除了用人文性蕴藏基督之光以外，我还借助了家族史观照当代史，把社会主义的个人放到恩典的河中观察。我发现什么缺陷都可以克服，唯独在单位工作中没法负责又没法悔改，因而长期带着负疚感。我是2006年开始上网，那时已完成四首主要的长诗。因此世纪初论坛据说最活跃纯真的时期我错过了。由于不了解网络生态和人际，一上来就当众争论，结果伤人面子，又没有条件与远方的诗友见面。为了进入当代，我居然成为一个评论家。

黎明

看天边透明地积聚的、我经历的地点，
你，母腹一样的等，一个命令，黎明，
空的手指指向我。

何不哭泣。
哦，恋人，手臂嗔摇，在我肩下使劲地，
时间的箭射向爱情，空气中激起反对的哨音。

问候我们新年的树，落一片叶，像一声
婴儿的交代，我转身看你，
哭，就在这时获得了意义。

这炸开的琐碎，撒一地纸屑，
这成熟，果实掉落后的蒂痕，
我从此当习惯你直接、无羞的语言。

早已知道，但倾耳听；
我，走了味儿，渴望被重新
蒸煮，在你日常的、洁白快速的腕下。

2010

　　我没有选择祈祷诗作为示例，也没有采用那些具有现实和历史批判情怀的诗。而用这首《黎明》暗示我在30岁到40岁之间生活的艰辛和内敛。在那个年龄段，我经历了亲人去世、贫穷，生活视野又不开，心性又不稳定，真是一言难尽。幸好我都做了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写作生涯的第二个十年。
　　我从2006年开始多写文章，诗评、艺评都写，用这种方式与同代人对话。我的评论的主要优点是具有一种空性，用自己的诗性去理解别的艺术家，而不是用成见。但也并非没有观念，只是在每一篇文章中采用的语汇、方式不同而已。在评论中，我常常根据情况“赠与”论主某种概念。第三个十年的开阔和驳杂是我的评论特别是艺术评论带来的。历年下来，居然写了近50万字，考虑我的文章一般都是5000字左右，可以想见我为“理解”投入了多少精力。但写诗更多，总行数超过了前二个十年的总和。

大匠的构型

大匠的构型　久已寂静
但它依然在繁殖　以白垩　砖块　零零碎碎
以清水的温柔和钢筋的怒骨
生长　钻入地下或高耸云端　最初的图纸
被反复窜改　走样　混搭的风格　
太多意图出入其间　各说各话　或给大门旋出
整齐的门钉　或给垂脊安上脊兽　仙人指路
瓦当的图案　砖雕挖空心思　窗棂朦胧
门楣高耸　柱础对抗白蚁　开斜路　走后门　
愤怒的烟囱在秋日下倾诉　

这里依然可以居住　朱廊画栋
画满涂鸦　卫阙像两把破伞
这建筑的梦　像海底沉船　附着无数赘物　
漂浮在晚晴颤动的　空气里　
它的结构　无数次改装之后　依然明显
它控制着地平线　背靠群山　面朝大海
它原地不动像囚徒　却派出它的四灵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巡视东南　
跟随郑和的楼船下西洋　循着海盗船和蒸汽船
犁开的海水抵达欧洲　美洲
泪花翻滚　巨大的轮廓　矗立在荒凉之上

也并非无人。这里住着富庶的遗忘　
饕餮的怪兽　失学的孩子在游戏的界面内看见
透过走廊的油烟　蜂窝煤冷却的孔洞看见
在外来户无情地使用　拆卸　搭建的石灰
在滴水的衣裤　空调　和善良的晾衣杆
空荡荡　光滑的包浆上看见　
像进出的招待所　影剧院门口持续曝光的
空地——它不得不自我清空　吞吃外饰　附件　
甚至内脏　肌肉　循环的血管　咬到只剩
骨架　而依然屹立　投下长长的阴影　
在它住户的梦里　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
老幼　一进去就是主人　一进去就懂得　
他们做了同样的梦　或模糊或清晰　同样地　
余韵悠长　像味精　微妙地调整　他们若
挺直一点　就会邂逅奇迹　在响亮的清晨　
他们乘坐大巴莫名地跨过障碍　像越野车　
在连绵不断的风景中　甚至满地泥浆
也瞬间变成高速路面（既然如此推崇）　
这平稳　所到之处都是新城　而新城
是不朽　何其宽大　何其自觉

大匠的构型　虚铺在原野　活的建筑　
恢复如雨后　悠闲的引廊　阶陛　清洗一空　
庄严的华表　如新近流行的发簪　
庑殿顶公正的线条延展　或大如宇宙　或小如
核桃的微雕　脑神经末稍的建筑　
它的住户　子孙　无论多么不肖　也可安居

2016

　　我用《大匠的构型》这首诗概括我在第三个十年即50岁之前的态度并表达某种乐观。尽管我实际上并不乐观，但至少有理由在艺术和文化上乐观。作为在一篇文章中插入的诗，有点长，但好在此诗有论述的特点，以代替我对过于贴近的过去的总结，及对可能性的展望。
　　我主张诗歌写作既是语言、形式的想象，又要包含真实的信息：情景、情绪、观念甚至专业知识，没有一行诗是无谓、无思地写的。这首诗的背景是，我曾给美院的学生上过三年《中国建筑欣赏》课程，因此诗中涉及的建筑部件名词是准确的，这增加了诗意。当然，真实或知识不足以构成一首好诗，诗写作的契机是情绪、心动，酝酿的过程是语言、形式的想象。不是现有的风格或形式，而是每一首诗的酝酿过程包含了风格的想象。反风格化就意味着超风格的可能性。此诗以空格代替行内标点，优点是省去了标点的烦恼，断句任性，句子破碎为语片，面无表情。在写作过程中造成一种空白、透风的感觉，反而有利于诗行推进。以此方式记录一闪而逝的念头，或点到即止地涉足典故，造成半掩的语境。不止是容纳散文因素那么简单，半截之论，未消化的材料，只要有语感，都可以。应该说这是意识流小说的片断。缺点是鼓励思想停留在半途状态，以诗性的名义淹没逻辑的必要。我写过一些，但不常用。

2021.5.29

　　在当代新诗场域，以十年为单位来谈论与诗相关的某个侧面，似乎是个可以接受的惯例。虽然它必定漏洞连连，但毕竟能在观测、验证的含义上，触摸到一些“筋骨”，或者面貌的个人性幻觉。强制性地对时间之流进行切分，总是摆脱不了人之言说意志的虚妄。不过，虚妄之中，并不一定没有镜像中闪现的洞见——最近几十年，笼罩在这颗星球上空的某种结构意义上的“加速”，也为我们进行言说时增加了些许并非孤岛意义上的事件跳板。
　　或许，忠实于个体有限性，十年已经足够漫长。当代汉语的在地性状况，它的现实处境和思想处境、文化处境，肯定会对每一个写作者施加影响。在写作者的微观技艺层面，这影响，可能看得见，也可能无踪影。写作者寄身于言语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文明期待，与自身天赋中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形态，无时无刻不在每一次写作的微观遭遇中进行着商榷、博弈。反映在作品中，有的写作者呈现的，就仅仅是这种搏斗后的瓦砾、废墟，有的写作者，则能经由个体嗓音的锻造，扭结住十年之长的时域礁石，共生出可资观测、认知的筋骨，或者可供反驳的幻象。是的，这事很残酷。我相当怀疑自己有效谈论十年之长的能力。处于一种延续了三十年（1990年开始）而现今依然困难重重的写作延长线上，我知道自己的言说，仅仅具有个人的观察角度，而且，多半带有事后对勘的涂抹。
　　个人感受中，当代汉语的在地性处境，就我的写作所经历的时段，真差不多就是可以用十年作为一个区隔单位。1989年-1998年，第一个十年。这个十年的开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人以为已经朝向现代文明可能性的汉语之躯体，猛地打了一个寒颤。此前粗糙但亢奋的各式新诗写作，迅速从热度中冷却下来。继之而起的另一种泛滥性亢奋，全民“市场”亢奋，混合了一种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脏”，贫穷性的“脏”，象征性地结构了其后二十年行为语言的微观边界和交易活力。伴随国际环境吃水线的涨涨落落，汉语在一种欲拒还迎中狡黠地借助文化身份重建之借口，预留出一个晦暝莫测的密室空间。1998年诗界的“盘峰论争”，现在回头看，某种意义上，正是汉语数据时代即将来临时，新诗文化驱动软件市场的一次“二元论”划分。行进于其间的写作者，可能无意间为之写下了什么，也可能会在孜孜以求的自觉中，离事后显形的现场越来越远。

酒吧短访

“说说 能否把身边的事物拉近？”
酒吧是本装帧紧凑、俗艳的书 每个字
都蕴藏着钨丝爆裂其中的电火——
“它的自由 一如春运期间的直达火车
陷在山棱线阴影中猛喘粗气……“
请让开直抵生活心脏的闪亮钢轨吧！
当两杯酡红的葡萄酒下肚 你已舞过
松弛的星辰、鸟面人滑爽的花朵
此时该是那位口音浑浊的外地姑娘了
她会搂紧你 双耳发出风车的韶乐：
“能不能带我去天府广场散散步呢？
那里红星照耀绿草 夜猫乳酪般寂静。”
或许应告诉她这是个傲慢、下流的十年
当舞池另一端大团大团黄雾轻轻
弹出爵士乐的时候。“船在暗夜着火了……”
而那宝贝火辣辣的舌头将会被谁噙住？
又咸、又甜的波浪 构成某种奇幻的听觉：
“让我掏出你软沓沓的肺叶吧 这么脏
如同吧台上那叠反复摔打的帐簿。”是的
她是这么说的 浪笑 又像夯实之解脱。

（1998）

　　第二个十年，1999年-2008年。加入WTO，一种全球换算体系与本土特殊路径、资源混形，生成一种可谓新的庞然大物。民众中网络、手机使用者快速增加，直至2004年支付宝正式上线，宣告数据之锚，必将把微观交互中的个我，与那个庞然大物焊接在一起。一方面，所谓公民空间，慢慢从网络延至线下，给人性的某些部分，带来希望“幻境”的泡泡，并最终在下一个十年中被无情戳破；另一方面，数学，或者说广义的计算和大数据操纵能力，很快就将从科技范畴中跃出，“奇变”为更长时域的分期标志，并在此地无缝合体于特殊的权力意识形态。一定意义上，传统汉语语素中稳定的时空意涵，以及由此意涵生发出的感受性组织的有效性，此一时段已被明显挑战。2008年，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长时意义上具象征性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社会阶层的极化分野，值得人仔细掂量。不管是否出于自觉 ，这边只能以四万亿救市。某种社会学意义上（挟裹了语言）新形态的景观、结构，初次成规模地显现。

秋夜凌乱，风光一时的对冲基
金，成为替罪羊。有人说：这
秋天，是经济的严冬。

惯于非一般聚会，鹭鸶腾起神趣。
多少眼睛，盯着数字“1”？
借了天狼星，宇宙虹膜，调准焦距。
饮酒樱花树下，袅袅白烟子，
打包虚空哲学，分割细腻，
更比漠漠水田，黄鳝肥瘠。
嗬，云霄也乡下，快腿杆积极卖空，
竹篓子中，筐满泼刺刺白银……
热辣江山，仍在！见梦露将暮云指点。
“小梦露，梦露，小梦露……”
抬眼故世，人民唤得欢实，殷勤之极，
一股震颤，自丹田直涌舌尖
——几乎醉了！数学夫人
探月，却在东窗外那名叫天狼星的
税务树梢落草，獠牙脆生生的。
当樱花，落于赤贫者怀中，会碎裂，
会永久悲悯……那结局就意外。
但是，淘气小梦露，是个美人胎子，
更是条宠物狗，携绿项圈，
细弱门槛外，埋首一根腿骨。
风，灌进喉管，它真正的食物，
是你工资单，更是里面腾起的尘烟。

（2008年秋，收入组诗《秋夜凌乱》）

　　2009年阿里云上线，以及其后紧紧跟上的腾讯云、百度云上线，可能会在很多年后被这片土地上的人反复提及，因为它，开始落实云计算意义下社会宰制体系几乎无延时的针对个体的“编制”。2009年-2018年，可以说是我个人感受中又一个区隔性的十年。汉语传统美学情感的组织方式，由于分析性明显缺失，实际上已经无力在这样的自反馈、无延时、非耦合对冲中坚挺下来，找到吻合于新经验形态的反抗基点和磋商机制。这个十年，公民空间和社会契约方面，发生了太多沉痛纠缠，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故（现在回头看又是必然）。诗性话语中，对称于此的个人持守，很难再凭借情感自然激发和文明中天然的公义吁请，找到合适的跑道，以便让诗飞起来。换句话说，我们的话语，似乎置身于某种被施魔的状态，空气透明丰饶，却充溢着黑魔法。这黑魔法响亮的一个咒语，想来2018年年初，许多人都曾听到。

黑魔法“如果能在这里，捱过这个年代，
绝大多数人，都只能重建记忆。
否则，羞惭的痛楚，会冻住你的舌根。”

如此明确的告知，让我有些吃惊。

确实，魔鬼的技艺，已全面接管
周遭巨细，将你我酿造为另一种实存，
光照中没有正常影子的实存，
雀跃而否弃人的过往形象的“新”。

貌似可以吹嘘的坚韧、灵活，
实则是恐惧。就从这里开始，魔鬼
技艺广阔，为你，姹紫嫣红地兴奋——

常识与逻辑，历史的海量教训，皆比
针尖气泡脆弱。反抗，或者清醒，
竟有与它合谋表演的嫌疑；操控
丝丝精密，条条声带，含混着它的声音。

如此入心的魔法，让魔鬼都吃惊：

“如果能在这里，捱过这个年代，
绝大多数人，都只能重建记忆。
否则，羞惭的痛楚，会冻住你的舌根。”

（2019.9.20）

　　以上偏狭谈论，无疑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代新诗应该认知、承担时间的“重量”。否则，从任何侧面谈论“十年”与写作之关联这一话题，逻辑上就是没话找话，甚至是脱了裤子放屁。当然，这里也没谈到经验在写作中的创造性语言转换。写作至少应部分与时间关联的主张，并不天然反对写作中的超越性。但在“风格的微小故事”（海伦·文德勒）中，在汉语本就“色情”的身躯上，如果内在和外在的形式欲望，皆不能对时间的重量有所承担，那这种超越性，则极有可能是非诗的，至少是不符合新诗得以开端、发生的内在冲动的。另外，三个十年的具体年份划定，并非得自于靠谱的社会文化研究文献，它，仅仅是我个人对这几十年来诸种波澜的的粗浅观感。     

2021.5.22

　　十年前的春天，我的人生正经历一次转折。工作由忙得天昏地暗到突然拥有如许多的闲暇，我决定学开车。每天上午，我独自一人走路前往驾校，其间要穿越一个村庄，一座山梁，一片田野，途中遇见的各种自然意象不断地在我眼中呈现与更新。恰好在读弗罗斯特和津渡的诗。通过手机屏幕，我一边走一边读，有时还配上班德瑞《森林中的一晚》；脚下是砂土路，周围是菜地，鸟声在四下里乱响。

我爱那灵巧的喉舌，胜过土壤里融化的冰水
我曾经对着山尖上的雪，为谷仓里
霉烂的种子悔恨
　　一一津渡《黄鹂》

　　不能不说，这是诗与生活的巧遇，有一种互证的意涵在里面。加上早年的罗伯特·勃莱，我知道，自然主义诗学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再后来，我拥有了一片果园，关于劳作，关于生长，关于天象，关于收获有了更多直接的体验。我似乎可以看见我的生命和诗歌轨迹，但事实呢……
　　十年间，远不止这些，更多的可能终于成为真实，比如父亲的离世，兄弟的重逢；比如工作的再出发，互联网世界的急速变化，等等。我一直在揣度自己，我并非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正如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写作的时代，也不是出诗人的时代。我甚至相信王家新的哀悼：“诗是什么？诗是月球背面的一片嫩芽。”暂且放任自己做一个俗人，整日油盐酱醋，鸡飞狗跳，依附于周遭，为生存焦虑。在这种沦为庸常，日渐内卷的生活中，我体会到了中年的停顿。诗在那一刻出现迷惘与张望，“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但我知道有一种等待是不会失约的。那便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带来的写作方式的改变，对于写作，对于诗歌来说，无疑是一种拯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现代科技成为超越一切的存在！利用一款笔记软件，我开启了自己的即兴和随记式诗歌写作，并自命名为“诗记”，是不是有点如欧阳忠公所称的“三上文章”呢？大抵如此吧。
　　所谓诗记：一是随兴，有所见，便有所记，三、五分钟即告完成；二是诗写形式无固定，抒情体、叙事体、口语写作皆为选项，如同杂耍。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雷蒙德·卡佛的发现式写作，我一度以为，这会是一种方向的暗示，同时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理由，在“即兴创作”中或许能做到“瞬间的精确”，哪怕是“对于现实和正在消逝的事物，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记录”（雷蒙德·卡佛《高加索传奇》）。
　　我这样写道：

赛课进入茶歇
会堂空旷
靠后一角的评委们
放弃正襟危坐
开始闲话
天气啦衣著啦儿子啦减肥啦
大家笑成一片
轻松和戏谑
回归生活原有的模样
　　——《候课时刻》

　　与那些令我敬畏的诗歌相比，我无法除却日常的“陈词滥调”；与当今时代一切皆言“精准”相比，我的确欠缺了把握复杂的能力。也许这就是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我持有的诗歌态度也与之互为映照。是不是应该“放弃正襟危坐”式的诗歌，如同教育也该放弃刻板与框定一样？面对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世界，欲望与诱惑已经把诗歌摧残得体无完肤。与人世间纷纭的随波逐流事件相比，诗歌也许又是幸运的。而有时候，你会觉得坚持本身就是诗歌之道，想想木朵君和元知这许多年的执著，除了敬佩，就只剩对自己浅薄底子的无地自容了！
　　十年意味着什么？是纷乱，是矛盾，是纠结。我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我越来越感觉到沉静读书与写作的奢侈。好在，进入知天命的时间轨道，人事之结或许能够松开，或许还有值得眺望的东西。

2021-5-19

　　人的生命有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稍微经历一点人生，便会从中体悟到：生命从朦昧到觉醒，从无意识的心灵聚集到有意识的社会实践，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十年才能有所突破，并获得某些起色，显现出某种气象，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仿佛生命出现了一种新的开始。而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之兴奋的开始，最后证明往往也就是结束。通过十年，我们似乎能感受并观察到一代人的命运；通过百年，我们似乎很自然地就会去思考一个民族的世纪命运。
　　我们70后这一代，是一个经历了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对我个人而言，新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世纪之前我是一个下意识要脱离农业文明的流浪汉；世纪之后，起初我寄居在朋友家连打开电脑都不会，命运却奇迹般地让我成为了一名学术网站编辑。那时，学术思想网站，文化艺术网站，文学诗歌网站，网络论坛，公民组织，纷纷介入社会和文化事件。追求普世价值，是网络思潮所带来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未来的公民社会，可谓是在二十世纪开端和末尾，遥相呼应。
　　新世纪，至2015年，这一波由互联网所掀起的公民社会运动思潮逐渐被平息，如今又归于沉寂。不知为何？人们对眼前这一段小小的黄金时段，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总是处于要去挖掘历史的后知后觉中。当历史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或者就是无知无觉，又或者是非常骄傲和非常自信地以为可以把握历史，改变历史方向，创造历史进程，结果又白白地成了牺牲品。
　　在网络文化思潮中，元知创办于2011年，它以诗歌论坛的形式追求纯粹的诗学精神品质，这种选择就是在互联网喧嚣时也会显得沉寂，如今十年过去，沉寂中它似乎比沉寂本身更为沉寂。一如布罗茨基的诗句：“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我们可以把元知的存在类比成这样一匹诗歌中的黑马。
　　我和青年诗人2014年创办诗会，曾经，非常认真地，我琢磨过十年过后如何展示诗歌活动的文献资料和诗歌交流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一方面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在扺触、反对和背叛自己的时代。这其中的思想立场、价值观念极其混乱，而我们的内心多是敏感又脆弱，一言不合便反目，或相忘于江湖，或结私怨恶语相向，或背后拆台与对方成仇。似乎，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诗歌，尚且可以进入名利场上的决斗。我们的诗歌不是要表现出思想，而是要反思想，那么，拿什么去反思想，诗中决定去反思想的这个思想是不是一个思想？反思想的这个思想要不要反？我们诗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谈论十年，十年也许是一个过去式；但是，也许恰好，我们就生活在某一个十年之中。有人简单地把诗人的独立品格理解成为不加入任何群体和组织。当然，我们一直就处于被群体和组织所规范，剥夺，甚至是奴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那些所谓从不加入群体和组织的诗人，是因为他们的诗集出版越来越容易了吗？事实上，他们所说的不加入任何群体和组织，则是要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和组织？在他们那儿，只有利益考量，没有任何独立价值可言！
　　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有人曾以十年为单位去回想自己生命的历程。第一个十年十岁，出生，上小学；两岁时，分不清地面和长满浮萍的水塘有何区别，于是迈步去浮萍上捡玩具，落水的瞬间只记得头脑意识里闪过一句这样的话语：着了。着了，是一句方言，意思是哦豁，挨灾了，没着落了，遇到了，糟糕了，坏事了。几乎一瞬间他失去了知觉，村民把他救上来生命已经休克。此后每多活一天，他就赚了一天。第二个十年二十岁，十三岁时爬黄桷树站在枯树丫上紧裤腰带，树丫一断掉落下来，他却想用左手去撑地面以使身体获得平衡，无奈下落的惯性力量过于强大，他的手腕骨折了，于是去县城医院动手术。仿佛因祸得福，他第一次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可以吃到糖果。一个同龄女病友说他长得像革命电影《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并送给他糖果吃，吃不赢，糖果化了，待天黑时分他偷偷从衣兜里掏出来扔到了一个四下无人看见的角落。住院期间，他完整地读完了人生第一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初中毕业后，十九岁那年他在县城为一个万元户老板打工，头天骑一辆刹车不灵的自行车开始练习，第二天就骑车上路为百货商店采购货物。一路上，行人变得摇摇晃晃，到一段下坡路，车速越来越快，自行车把一个中年妇女撞倒在地，头破血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在他学骑自行车的第三天中年妇女死了。他是如此野蛮无知，胆大妄为！心灰意冷以后才老老实实地呆在农村老家，跟随父亲学做木匠活。第三个十年三十岁，二十一岁那年他再次离开农村，到一家地区文学杂志社当打字员，每天晩上铺开一张折叠床，早晨起来收起床铺、被盖、枕头放到门背后，就这样，在这间囚室一般的打字室里他生活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到省城写畅销书，开图书公司；然后离开省城到京城，求学，游学到边疆，做报纸副刊编辑，编读书版和理论版。第四个十年四十岁，三十岁时做学术网站编辑，后来负责主编工作。在那期间自印诗集《诗习作》、《主人与墓地》。第五个十年五十岁，在四十一岁时公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吊水浒》。开始参与社会运动，拍摄纪录片。四十三岁结婚，婚后不久失业，做自由职业者，做诗歌文化活动。四十七岁创作纪录片《孤儿》，四十八岁创作纪录片《大兴失火》，四十九岁创作纪录片《政治家》。《政治家》获台湾金马奖提名以后被政府禁止参赛。两台摄像机、十几个硬盘、两台电脑被查抄、扣押，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一百零九天，在关押中他度过了五十岁生日。
　　这五个十年，仿佛是一面镜子。在镜中，我只能看见生命的某一个侧面，而我庸常的生活全部都发生在镜子的外面。读书，交友，幻想，创作诗歌，写评论文章，拍摄纪录片，这些也是一面面镜子，它们共同虚化了我所经历过的现实人生。一个独裁者在上台的时候，也会去讲述他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描述成传奇和神话，供人们当镜子一样去对照、学习和崇拜。
　　而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不，我只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去不复返的五个十年，让我看见了自己的虚荣、野蛮、无知，还有我的无能，我的平庸，我越来越数不清楚的缺陷。我坚持为诗歌工作，我知道有一些诗人不配我为他工作，同时我也自知自己不配为某些诗人工作。我相信诗，即使在我并不相信诗人的某些时刻。曾经，我是一个诗人代际划分的反对者，当我具体地去为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者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每十年为一个代际是客观存在的。代际就像一个事物的编号，当然，十年所指向的某一个时段，准确地讲，也许是三年、五年、八年。而代际式的编号，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去认识事物本身。代际的内部，城乡不同的社会空间结构，塑造出个性气质、天资禀赋、为人品格完全不同每一个诗人。如何为事物命名，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超过我们个人有限的生命周期。但是，我们称之为玫瑰的那种花，即使不叫它玫瑰，也一样地芳香。
　　无论如何，十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对诗人而言很难说是精确的，因为它的过程如此隐秘，如此模糊，如此变化多端。那么，十年对于独裁者和革命者呢？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诗人在创作中求新求变，抵达永恒，似乎同时兼顾了独裁者和革命者的形象。而独裁者对于时间的渴求，是永远不变；革命者对于时间的追求，则是求变革新。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人生还尚未开始。我十分困惑于语言表达的贫乏。有人向我讲述十年前的故事，我会特别着迷，并从心里面去体会其间人世的沧桑。经常，我会感叹一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但总不能像十年过去了那样，令我强烈地感觉到时间和生命，它们的消失与衰老。十年寒窗，同学分别，相约十年后再相聚。夫妻生离死别，十年生死两茫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时间概念啊！文革十年，整个社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和苦难。十年一代人，那一代人的青春已经荒废，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正在承受他们所造成的社会恶果。
　　我的青春也是荒废了，我的少年时代更是一片荒芜。差不多四十岁左右，我才追上了属于我们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一直生活在朦胧诗一代和第三代诗人们巨大的阴影中。80后跟我们70后的命运类似，所有我们曾经追求过的源头都在动荡之中，不停地分裂。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我们两头都没靠得住。希望90一代会有一些彻底的变化，能坚实地把握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和未来。当然，我所指的是生命直觉和知识信仰，但生命活力最重要的地方，其根本还在于要去亲身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追求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彻底败坏了我的文学想象力。以至于，我没有任何诗歌审美和品味。现在，单靠诗刊发表作品已不能完全驯服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而各大高校蜂拥而起的奖项，将是一头新的时代怪兽。也许任何形式上的表现最终都将是一把双刃剑，杰出的诗人最终会以诗歌的审美战胜一切，而更多的诗人则因此毁灭，消声匿迹。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一代的诗人，其诗歌背后的夜空必然是群星灿烂。70后80后诗人，已群星凋零；群星灿烂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已日渐暗淡。我们说十年一代人，其中奥义在于告诉每一位青年诗人，应该在他的青年时期闪耀出自己生命的光。这光，必然会带领他穿越现实的幽暗。并不是每一个诗人的光都能够代表一代人，如果一代人从来就没有在他身上存在过的话。有人坚信自己的写作将超越他的时代，而不必与任何人为伍。那么，你到底经历过什么？迫使你说出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他那个时代表达过这个思想，那是因为他曾经属于阿克梅派。在他的命运中，他说出这样的话，含着绝望，必然另有深意。北京青年诗会吁请成为同时代人，我相信这对未来那些最终成为杰出的诗人将是一种有效的召唤和精神资源。
　　在诗歌写作上，我的第一个阶段当然不能以十年计算，因为这个阶段应该在我三十岁左右结束。有朋友批评我的诗歌写作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有朋友批评我只描写了生活的表面，有些散文化。事实上，我在诗歌写作上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个性，我写作的背后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平民生活和世俗伦理价值观，是辛劳与悲苦，是离乡与怀乡，是母亲、家人和亲朋好友。我对他们最美好的人性自然是充满了信任，我们的生命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离开故乡，我差不多就是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过来的。二十岁离开家我的心始终还留在故土，身与心的分离至少是花了十年的时间。直到两千年新世纪，我回老家乡居半年，才发现自己仿佛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灵魂回到了人间的——鬼：我看得见他们，而他们却看不见我。觉悟到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身体就没有家了。
　　失去了这份对故乡的眷恋，我唯一的生命方向就是去追求人类的文明世界。不知不觉，我从世俗的我们当中分离了出来，我要开始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在神话故事里，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我暗暗地确认了自己的莲花和风火轮。对我而言，莲花是诗，风火轮是电影。因为心中向往着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我便投身于社会，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这是我诗歌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它是一个写作的过渡期，我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写政治诗。但是，我渐渐明白：我所参与的是社会文化运动，而不是在参与政治斗争。我是一个诗人、导演，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作为一个社会文明人，我理解了自己有一个公民的身份，我所谓的政治诗应该是我所创作的公民诗。我和朋友一起创办民刊《变雅》，发出了一个关于公民之诗的思想。而我自己，也算是结束了我的第二个写作阶段。从此，参与社会生活，建设社会生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这是我第三个写作阶段的思想行为基础。尽管我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我完全愿意倾听、理解、尊重，甚至接受任何不同的思想表达，愿意跟他们交流与合作。
　　十年一代人，这是一个自然的魔咒。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度，政治、经济、文化一直都还没有逃出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循环。在这个变乱循环中，更多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弱与苍白。鲁迅先生曾经把这一切归之于国民的劣根性，而现代文明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探寻到一种良好的制度和美好信仰！

2021.5.16-18

　　也许是巧合，去年，在整理个人诗歌的时候，我正是以十年作为分界，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从我保留的第一首诗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做的远远不够。我把第一个十年称为入门期，是我为进入诗歌之门做准备的阶段。十年，时间不短，但也不长。它见证了诗歌从我生活的一部分到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的转变。虽然是跟着感觉走，走了许多弯路，但庆幸最后回到了正道上。第二个十年，则是我的学徒期。通过学习写诗，我希望掌握一门可靠的技艺，以之滋养和教育自己，完善自身。我很贪心，我想向所有的大师和当代优秀的诗人们学艺，虽然不可能，虽然这意味着失败，但我乐此不疲。我愿意相信，学得越多，我就越完整。
　　在后一个十年中，我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父亲去世。几次想放弃写诗，最后又重新拾起。父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面对死亡，我写的诗成立吗？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作了。或者，仅仅掌握一门手艺是不够的。有一份责任突然落到了我的肩上，不仅仅是对家庭而言，也是对诗歌。我可以写到哪个份上，我应该写到哪个份上，这两个问题代替了我经常思考的另外两个：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想写出怎样的诗？并非我想要写出怎样的成就，而是我对自己多了一份期待。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决定写我的父亲。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但现在我不想再回避了。父亲去世后，关于他的记忆一直在我大脑中累积，叠加，我想写的，想说的太多了，而我的写作却并不顺利，整个过程痛苦而漫长。要等到父亲去世三年后，我才写出关于他的第一首诗：《在董坑村》。

在董坑村

昨夜的闪电过后，村庄依然完整，
没有被削去哪一块。
池塘旁边依然是茅草屋，草莓园后面依然是养鹅场。
当我望向远处，宽阔依然容纳了我。
我想起昨天祭拜父亲的时候，
父亲从焚烧纸钱的火焰中浮现，向我告别。
我不否认，有时候我相信生，有时候我相信死，
有时候生与死，我各信半边。
但是活着，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加入他们的行列，
“那些在我出生时迎接我的人，
那些在我死后埋葬我的人。”

　　我把它视为我的第一首诗。第一首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写下去的诗。现在，回过头看，我认识到写自己的父亲，是写作必须迈过去的一个坎。如果我不写他，我就无法再写自己。如果我不写这首诗，我就不会写其他的诗。它帮我完成了一次交流和贯通。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我的来路，去路。（遗憾的是，这首诗最后两行太顺了，我一直怀疑是在哪里看过，听过，但网上又搜不到，只好加了引号。）
　　我赞同十年等于一代的说法。有时可能还不到十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一年都会接触新一届的高中生，对他们进行观察和了解。每隔两三年，学生们的兴趣，关注点，看问题的角度，思辨方式，动手能力就会有明显的改变。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这种变化的趋势和潮流不容乐观。但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一代的诗人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办法，突破各种限制和禁锢，闯出他们的天地。当然，一个诗人无论属于哪一代，他都不应该躲在“代子”里。一个有志向的诗人永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如何去建立清晰、独立的个人诗学？
　　在与作家林培源、陈润庭聊天时，我说我写诗是想去承担。但马上，我为自己的说法感到心虚。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的诗承担什么？怎样承担？其实我还没有想好。也许这是我在下一个十年需要为自己解答的问题。
　　最后，再次感谢木朵兄。在元知网开办之初，我就知道了它的存在，它一直是不多的几个我学习、汲取营养的网站（网页）之一。因为它的高标准，我将作品被它收藏视为一种荣誉。有了这样的鼓励，我才更有信心像布罗茨基所说，“在写诗中度过漫长的一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忍看朋辈成“新鬼”。快，太快了，有人“死着”所以爬得快，“快过了幽浮”（《痛快》）；有人活着不快也快，“快过了顺流而下的猪”（同前）。有的话虽然很没有错，但是已经不必说了，或者说不必我说了。
　　从个人经历开始讲起，我的十年是大开眼界的十年，往前多推几年，三峡电力的高压输电塔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为了建塔铺线，外来人员和事物闯入本村世界，于小孩有种过年的热闹。施工队牵着高大却羸弱的骡子驼运碎石，北方人的馒头既圆大又结实，这些都是没有见过的。在野外，玩到将天黑而找不到牛时，就爬上三十多米高的钢塔，挂在罡风中俯瞰山林。电线通电之后的下雨天，打伞走在下面，电火花叮咬脖子。捏住衣角，还能用金属拉链和伞柄拉出一条持久的电弧。
　　现代世界的奠基性成分早已和从前大不相同。我在诗里写过电，也写过波：“它也有物性了吧，光、风；/魅惑的幻视、幻听，变身为/新的创世，叙述的开始”（《电》）；“暗，就是不能被观测/不能在时空的涟漪中/感应灵魂的波动”（《波》）。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思维方式。但作为对象，它们在诗里被书写得还太少了。
　　十年，赛博空间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说的不可说的，乌烟瘴气、万家墨面尽收眼底。“十年，对立的/越来越多，两只用于站定的脚/甚至有些不够”（《邯郸路》）。互联网早已背离了建设之初的理念。在微信、微博这类封闭而阉性的大平台面前，元知网这样开放而不失标准的诗歌网站，更显得弥足珍贵。
　　十年，也是强制更新的十年。我们以为是物的加剧，其实恰恰相反。对物的真正“占有”正日渐消失，引发焦虑的，本质上是成分复杂的资本所生产的各种观念。为差异而差异，是消费主义的题中之义，是它内含的危机意识。比如电子产品，尽管早已足用且技术进步越来越小，但每年还是有大量新款夸饰出来。而多看几场当代艺术展，就会发现，观念放大也已成了某种屡试不爽的艺术方法论，区别大概只在于具体的实现方式究竟是数量放大、体积放大还是时长放大、频率放大。
　　十年，是一场说短不短的远游，“风操无聊之永累”（《阿拉善》），吹着人世间的幻梦：“那掌心的大拿，和所有未知世界的幻变/被发现不过是痒，是无可转身时聊慰的电击”（《远游记》）。什么时候才能让该死的人类停止聒噪呢？不如静下来，听听冰川怎么样了，雨林怎么样了，犀牛怎么样了，大象怎么样了。坚实的重建还没有开始，但必须被朝向：

光的甜稠的断续
鸟的迷亡的凑射
海运千言万语囫囵
热力搬沉云凌顶一压
谁的宫殿谁的宝船
谁的丹炉谁的天梯
谁的镜筒谁的案几
谁的问谁的丧我无我
绿的爆炸的弹片
气的鼓劲的怒肢
抽升地素投入世界之黑雨
邀截声影为定定之方国
　　——《大榕树》


2021年5月8日

　　题记：木朵先生教书育人之际，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新诗创作与诗歌批评再生产，元知网创办十年来，如今洋洋大观，业内名声在外。作为创办者，正所谓天道酬勤，足以为证。自己这十年来，有志于此的诗写，心之所系，与友相交见证，也多有感触，是为记。



　　人生有涯，水滴石穿，面壁十年的心量穿越，就诗写的种种实践而言，元知网（miniyuan.com）足以见证。人，何以由来，存在的本意？个体的诗写自是一个求解认证过程。以诗句的行列式书写记录，日积月累，十年点滴生成，足以化身成就。至于诗写如何？不在于此地一时标签认证，自有时间的枰杆称量，回眸一顾大体心中有数。
　　诗，以文字句群形态现身显现。一首诗、一部诗集，自有来由。十年树木的生长，诗写中必然留有个体年轮印记以及所处时代征候密码。诗，是土地上生长的事物，大地的收成。因所处气候、土壤差异会有种种植被分布特征。诗写的体态样貌免不了种属个性差异，但普遍的形态必然彰显其所处位置概貌。就白话简体字新诗整体生长发育态势观感，百年新诗的季候过于漫长寒冷，诗写的春天远没到来。近十年来，以业界现有文本展示观感，言辞的晦涩、句式的变形、意象的破碎、伪饰的美好、意淫的自白在诗写的所限空间蔓延，诗的空间在不断腐蚀坍塌，诗写的海拔高度在堕落，诗在日渐逼仄界域扭曲变形的病理化审美趋势已呈常态，诗的灵性之花萎靡凋谢于温室效应。
　　诗与人。人要成为其人，得持存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能力。人之诗，方可值得信赖。而人的可悲在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恐惧与盲从无意识，时常迷失于所闻所见所行的现象界当中而失其基本判断，基于身份世界不同的圈子界域人的自我定义，与人的普遍见识人的本义渐行渐远，人在异化自我解构分崩离析中崩塌而不觉知。而当下的诗写恰恰是人的存在境况的一个投影。人的持存如此，诗人又何其不幸。
　　诗，得以生成显现，离不开一个个诗写主体——人自身的见识成长。人——诗人，人的自身过渡转换，道成肉身的成长，离不开沉重肉身本体的自限，而欲抵达精神性成长的轻盈自在。诗写的这个过程，是人的自我救赎，人的脱胎化骨历炼过程。人从所见现实物理界域，遁入精神性成长域，在一件件作品中化身生成另一个自己，这就是诗人——人的自我雕塑纯粹造型，是人的精神属性存在显现，但似乎仅存在于诗写的文本中，而难以穿越现实界障碍真正实体存在，有的只是一束理想的光芒投射过来的影子而已。亦或是，诗人居于尘世凡俗人身之居所，而故乡不再，游子在流浪。
　　诗人，是人的诸多自我性向价值认同的选择与出离生成。更多时候是人的自我觉知状态，瞬间出神境遇。因而，人人皆可自许为诗人。但诗又岂是灵感的代言，散逸记录？诗写本身，不应是投机行径，而是一种长期资产配置，价值筛选抉择。诗写的种种，无论如何，在现实普遍的境况下，也是各自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自我认可与选择结果。在同样的时代里，“十年”的所谓代际更迭考量，足于验证诗写的虔诚，一件件作品骨肉生长打磨成形，诗写作品中人自我造型——诗人，也就自然在文本之中彰显。
　　诗人，基于个人选择偏好，在三教九流社会分工体系下，从事诗写创作，就现象界所见，亦沦为世俗身份世界的一种职业——诗人，但诗写的作为从来应是个人的私事，至多类比于某种谋利意义的个体户行为。在批量化生产流水线集体作业，日渐世俗市场化背景下，加之体制收编的生态影响，个体自发自觉的独立诗写创作，无疑成为日渐边缘化的孤独事业。
　　诗的显现是个体书写的自然结果，而诗的流转除涉及个体的意愿与路径选择依赖外，显然牵扯了社会分工筛选认证过程，少不了自我设定与外界审查的压力。而由此，元知网十年间汇聚的诸多作品，所呈现的当下诗写生态景观，足以作为一个样本以供批评参研。
　　十年树木，满园的果子琳琅满目。好看的样子，至于味道也只有嚼到嘴里才清楚。果子需要品尝、鉴赏，区别品种类型、品质优劣，有待二次生产加工流通。因此，有了批评的产业化发展。在这日渐物化钱化的市场魔力下，新诗也难免卷入其中。市场有市场的操作，诗的再生产流通，应当警惕权力垄断市场的标签化认证影响。
　　诗写的个人志业，有足够积淀，了然于胸的洞察，不应人云亦云。诗写之中自有主体观照的自我对谈，言辞的确切至诚，决不应虚妄，而于人世苦难的慈悲关怀必是修行的不二法门。诗要努力生成自身，否则何以成立？诗的品鉴并不只是在诗中，历经流转的转手捣弄估值，诗要诗自身的认证，更离不开人的本体原产地考量。因此，诗的品鉴需要多重认证，而时间是必要的度量。
　　诗的果子自带原产地气息，诗写的品质在于真诚，有所敬畏，要真诚于事物本来，内心的感动，敬畏词语的尊严，内在的秩序。因此，树上的果子得挑拣认可，更需要流通他者的品鉴，但自我的吆喝叫卖，市场化过度加工与包装保鲜，可惜了果子原初的质朴、流失的滋养。元知园里的果子足够新鲜、丰富、原生态，任人品鉴，各取所需。
　　在我居住的这个四线小城，所幸还有几个志趣相投的友人，庸常时日，碌碌谋生间隙，偶尔小聚交流阅读心得体会，在时局风云变化中察观逐渐疏离的周遭境况，诗的友谊因交往而缔结。身处同一个时代，或是在类似处境下，在各自的位置书写，各自感知压力与处理，并呈现一个个结果，在同样的时代同题诗写中，视野中的差异会因友谊的标记而清晰。在文字的书写阅读中感同身受，就足以理解得同病相怜，就足够自我体会与参详个究竟。
　　审视自我十来年阅读与书写历程，在日渐灰霾的处境中所见周围世界也正在日渐清晰明了。尤其是近年来，不变的是巴黎的忧郁，走过路来的，不管如何，同样是鞠躬于这同一时代劳作的可怜众生。这是一种命运，在人世的苦难面前，不管姿态立场如何，需反省与救赎。
　　满园的果子就挂在那，不管你的我的他的，甚至于所谓我们的，他们的，等等现存的可以想见的所有，种种因果在场，皆是天道自然的收成，一眼望过去，意味足够深长……

2021年5月8日


  
附诗：

农夫菜馆餐后补注

红蓝甬道在这平面世界清晰打理
左右来往了然心胸
任言辞跌宕过眼直观究竟
维度空间跳闪
鸟的变形记，鸟人空中穿越

枯绪飘散踩踏无量步履
亡灵的气息弥散尘世灰霾心境
封闭空间叠加层次纹理
藉由心得的对谈
已然游离敏感时节的话题

密度穿行，过往的经历实打实
回顾现场何处是伊人
摆弄的姿态，端起思绪
清洁道面曲线扬升与消沉
行脚迷踪，字里行间影子在飘移

自己的究竟终归在自己
回到现场，真身打理自我认证
人物的出场恰当其时
存在主义演绎历史瞬间面相
比拼心智笋立山林大地生生不息

（4月3日草记）

　　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按时间段分开来，每十年为一级台阶，每个人的一生大概也就十级台阶。十级台阶，一百年，你想想看，每十年才能迈上一个台阶，这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容易的事。不容易的是得用十年时间才能踏上一个新台阶，容易的是我可以在这十年时间当中消化或磨练自己的知识短板，从而达到弥补心智上的不足和与社会和谐共处的老练与世故。但是，有一件事，不管我用多少时间去思考与练习它，它并不会成为我手中或头脑中的圆润之物，反而会把我甩得更远，甚至会把我掀翻在地或摔死。写诗，就是这样一件意义之事。或者说，它是上帝无法完成又大费周章的未尽之事，上帝见我愚笨，而且还处处想出人头地，所以上帝就把写诗之事交给了我并冠以“诗人”称号，而诗人这个具有令人发怵的崇高头衔，并非专属于写诗的人，当我需要某种心理暗示来安慰自己或缓和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时，写下一些此时此刻的感怀与会意，或者躲到某处呐喊一两声，这应该就是诗的初级阶段。但是，当文明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类似于非常糟糕的局面，诗的实用价值已经削弱，写诗不但不会缓和那种紧张，反而会加深那种紧张的宽度与密度，不可否认，写诗人人会。就语言这门功课，没有人会差到哪里去。每一个人都有一门专属自己的母语写作计划，每一个写诗的人都会从母语中挑选出那些为其所用的特定词语，从而完成自我创作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精挑细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创作是有价值还是毫无意义，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也会被自己所忽视，毫无意义的那一部分反而被我无意识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就牵涉到个人对诗的崇尚程度和有没有利用诗作为指向世界的跳板。一个成熟的诗人和一个虔诚的诗人，他可能会那样做，也可能不会那样做，他的血液里没有杂质，他随口吟的，他自觉写出的每一个句子，他把这些词语复原它们的意义，他同样可以没有受众，就像佛陀那样，那他的受众就是他自己。
　　以上多言，会有人责问。“关于诗，你是门外汉？”这怎么可能，想必是我疯了。我疯了吗？我肯定是疯了。我没有理由不疯，我和那些写诗的人一样，我并不知道诗，我对诗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的，在这十年当中（从2012年阅读元知网开始至今），几乎颠覆了我对诗的理解。但是，当我每每静下心来，独自面对自己的成长历程，又觉得走入了歧途，我否走入了歧途尚且不表，我并不是说因为跟踪阅读元知网上的知识而失去了自己的审美观念，而是由此跟踪阅读产生的一系列“高原反应”，愈来愈痛苦，愈来愈彷徨，因为这十年的有偿训练和无的放矢。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由他人营造的黑洞，这里的他人并不是单指而是广义的，他人一词亦可指那些杰作或为人处事的佼佼者。而那些杰作真的就是诗的杰作？那些佼佼者真的就是我心目中的佼佼者？我不能回答自己，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力排自己的愚昧，从而成为他人。十年了，我成为了他人吗？我为之付出了努力吗？我的努力是否够得上成为他人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这或许，我有我的宿命和天赋，诗有诗的宿命和代理人。诗的来临，它会迷惑人，它即使不会让你掉脑袋，也会让你脱掉一层皮，有些人就会利用诗皮到处猎取功名，有人与诗平起平坐，并不以为得到了诗的照顾而去卖弄自己。在我这里，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划时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剂专治人心的毒药或良药。说它毒药是因为古今多少人为诗而掉了脑袋。说它良药是多少人因为诗而得到了它的格外奖赏。我对诗的认识肯定有我的局限性，我无意攻击那些为获取功名而利用诗的诗客，我曾经诅咒过诗，当我越来越像那些诗客中的一员之后，我无法把自己不与诗分割开来。我不愿意引述或借助那些名人效应，我并非不想抬高自己，我想抬高自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日我所写，是苍白的，我对诗的责难是因为我至今未曾为诗分担些许忧愁，我也不是应谁之邀写诗，诗那色彩亮丽的外衣与我何干。我应感谢我今日所处之大变革中的社会，具体到某个人或某些对我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我憎恶的那一部分恰恰是我急需获取的，我不会具体到对那一首诗的剖析和认同，那些伟大的诗篇里面也有陈列邪恶的东西出现，现代人只管把诗弄成诗的样子，诗有它的样子吗，如果你持怀疑态度，你就出局了。反之，诗就出局了。诗从来都是遁形的，它没有任何可铸造之形。我见一个恶人也有好心之虞，一个好人也有恶意之念，人与诗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而非那样的，这个观念上的陈述本身就有偏见。从古至今，人趋向于诗，远远高于风筝趋向死亡的认识。我不应该对诗有焉得虎子的特权，同时，任何人都可以分享诗的美味，但是那些诗的美味它又是在哪里勾兑的，我不得而知，我总是拿西方的诗来说事，西方有诗而东方无诗，也不是这个理，诗在那个角落里看着我的表演，它本身不发表任何意见。
　　关于诗和非诗，我都是门外汉，是因为我从未看见诗在哪里显身，又在哪里隐去。我写诗，等同于画家作画，那么抽象的东西在画家笔下才有了形神兼备，才有了可供眼睛欣赏触及心灵的家园。也等同于农夫在地里劳作，种下豇豆得豇豆，种下红蓼得红蓼，又有谁愿意种下稻谷得稗草，种下人情得恶果哩。诗在我这里躺了十年，和我并肩却不作战，我不抱怨它是假，每一次我需要它为我做做样子装装门面的时候，它都藏了起来，无论我怎样逗它，喂养它，它都会离我而去，只有等到我不需要它时，它才肯来到我的床榻之上。
　　十年磨一剑，对我而言，从不惑之年到知天命这十年间，我的剑不是被我磨锋利了，而是愈磨愈钝，甚至可以说是锈迹斑斑了，但这种锈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铜绿或铁屑，而是心灵与肉体上的不安和塌陷。当我面对我所写或他人之诗，我就会绷紧我的每一根神经，我去交会它们，犹如置身于狭窄的空间，那里有一重或多重门的紧闭，我无法随心地去转动或推开它。我也知道那门里不一定有我需要的，我所需要的又是什么，我在能力之内是否可以安享诗的宁静和格调，那些写诗之人或阅诗之人是否也有这种能力得到这些？于诗而言，我并不赞成它的教化与授业的意义，诗应该是个隐秘事件，诗在某一条隐蔽的战线上流传开来，在某些纸质杂志上堂而皇之地呈现，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利用它获得它以为所得的而忽略了诗的真正价值。诗更应该是个人的伊甸园，它并不兼备某些功能。可是，在诗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完全歪曲或扭曲了诗的作用，从田间地头的口口相传到文人墨客的互相吹捧，最终演变成一场对诗的声势浩大的劫难，与其说是诗的进步，不如说是诗的倒退（也可以说退即是进）。从《诗经》开始到陶渊明结束，诗的作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至今日之诗，多是应景之作。这或许其间也有许多诗的赤子，在伺候诗的过程中，付出了一生的热血却仍然为之倾心，时时把诗安放在不受玷污之处，用脆弱的心灵和残躯去保护和遮住它。诗言志和诗言情这两种结果都不是诗所要的结果，言志与言情应该是诗之外的东西，可是人性辗压了诗，自唐朝以来，诗风日下，人们争相写诗，大部分诗都成了他人的敲门砖。或许在这里，我不应该谴责写诗人，写诗人的手艺也是一门手艺，我为何不能利用这门手艺赚取费用和开销，但与诗的初衷相去甚远。还有，我不是神灵，神灵不需要吃喝拉撒同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而我人类就不行，所谓的功名最终都指向了利䘵。我身上一直携带着这两样东西，一是虚伪，一是虚荣。我在写诗这件天下第一难的事情上，同样用这两样东西包装了诗，我应该撕下那虚伪的面纱，抛开那虚荣心，有些诗人写诗不为功名，完全撕下了那虚伪的面纱行走在诗界。
　　此时，我想，我是否扯远了，我难道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想置身事外吗？在这十年的写诗生涯中，我得到了我应有的诗的尊重吗？我读《神曲》的初衷改变了吗？我游畅在那些伟大诗人的诗篇中，我模仿他们的手艺，我的诗艺精进了还是原地踏地？我为什么要与诗为伍？我与诗为伍的意义何在？我得到了我之外的格外奖赏吗？每当我读到那些令人振奋的消息，那些令我泪流满面的诗句，那些意气用事的诗人的愤怒，我就会静下心来审视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的心并非铁石所铸，我的七情六欲同样需要有一个交代，我应该和有些人有所区别，但是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有还是没有？我早已沦为平常，我过着庸俗的生活，我在那些诗人中间有没有资格谈论诗？诗离我近还越来越远了，我可不可以去揣测他人的诗？十年了，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终未登台，这是我的悲观，也是我的幸运。在任何场合谈论诗，我都不会据理力争，我作诗的快乐，我读诗时的那种唯我，我是知道的，就像天边的金巧云，它有它的即逝之功。在这里，按人之常情，我要感谢他们，他们包括木朵、刘义、吴静男、牧斯、陈腾、吴宇、陈律、聂广友、施茂盛、臧棣、陈先发、柏桦等，可是他们的成就是他们的，我所认识或知道的诗人也就这么几个（这其中也有几个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情，但是他们的诗都让我受益良多）。有时候，我也是有虚荣心的，孜孜写诗三十年，只有这十年才算是真写而不是假写，在这十年中，我问得最多的是我为什么写诗，而木朵回答我的是诗为什么要我来写，我曾想通过写诗来获利，可偏偏老天爷不愿意看到我获其诗利。我的天赋摆在这里，我写诗却是源于我儿时的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成为诗的追梦人，我追到了诗的尾巴了吗？我见过诗的真容吗？我在诗神面前，我应该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丑了。在这十年当中，应该是我的黄金时代，而元知网的运作，可能才刚刚开始。

2021年5月

　　十年实在太漫长，长得犹如一整天的时间。仿佛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同样沉闷的路人和景象，在日光中发生着明暗变化——这追问意义的十年、被空耗的十年，像任何一天的逝去一样最终变得了无意义并融入了幽暗的夜色。
　　当初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如今已不再年轻——这不争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历经时间的冲蚀，于写作者而言，能够存留下来以供我们在茫茫人生之野中依循的似乎只有两件事：文本和记忆（精神性和生理性）。我试图借助它们回望沉沉黑夜。但就本质而言，二者没有一个是真正可靠的，它们都受到其他因素的掣肘和侵蚀。除此之外，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真实和感受如露水一样漂浮在空中难以捕捉，构成了我们那面目模糊而无从反驳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最根本的危机——难以建立一个鲜明的形象。这一形象太过重要，隐含了我们与当代史进行对话的可能。历史的企图则是：模糊它，曲解它，隐藏它。
　　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的电影《帝国的毁灭》里的台词几乎概括了我对过去十年的总体感受：“太不真实了，像一场梦，想要醒来却醒不来的梦，持续不断的梦。格尔达，我想吐。”对于犬儒而言，这是鸡犬升天的十年。对于任何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而言，这十年无疑是堕落的。

眼下这平庸的十年起身离去，推开
小酒馆肮脏的旧门，
门上的玻璃像它所映照的脸

一样浅薄而灯影里的瞳孔
深远如从前。一个身影

裹紧了世纪的疲倦，不时转过
那张无情欲的脸，向留下的人们投来
挑逗的一瞥——

无人愿意追问，希望的账单是否
支付过少许欢乐的青春。
　　——《二十年代祷告词》

　　这首写于二〇一九年最后几天，成稿于二〇二〇年元旦后的长诗，其缘由是我与一位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在时隔八年之后再度聚首。在那个圣诞夜，我们坐在一间小酒馆里谈至半夜。无疑，我曾在那个夜晚短暂地重返到记忆中的青春期：唇枪舌剑的诗会现场，论坛上的诗歌文本和笔战文章，虽青涩，无不带着先锋意识和批判性。我的意思是，从个人而言，那时我正是一个持有激进立场的年轻诗人。彼时的社会氛围和写作环境也无疑比今天更为宽容和自由。这种感觉虽不足以论证十年前的时代合法性，但至少不会比现在的感觉更糟糕。但在那个夜晚，我已不能感到当初那种思想和情感上的激越。我认为，我们都变得更为庸俗了。
　　也许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十年与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并而论。感觉上，第一个十年显得更为宽松，新生事物在这个时期不断涌现，物欲主义和道德滑坡是显著的人性标志。其时在诗歌写作上流行的口语化和下半身之流（以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为主体），恰恰对应了世纪初的庸俗化氛围——那是一个精神还未诞生的时期。而在第二个十年，时代之恶进入了它的高潮并为人们带来了不竭的快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中，80后诗人群体中逐渐出现了抒情性和精神性写作的回归，这也是他们逐渐走向成熟的十年（二十岁-三十岁）。但在青年诗人身上，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行动力弱化问题，这与近十年社会空气的极度虚无化有关。写作并没有拓展公共空间，反而显得愈加私人化。值得庆幸的是，我观察到一个可供参考的现象：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同时，仔细观察他们的笔名，就会发现许多人的命名方式有别于传统意识，个性化的表述非常突出，许多名字甚至完全不解其意。这似乎也在提示我们，个体在有意将自己与时代话语进行剥离，从而确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显著的诗歌现象是：近几年大量的西方诗歌翻译文本进入国内出版界，这在过去的时期是不曾出现过的。或许它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某种对异质性的渴望。
　　尽管两个时期各有显著的代表性人物（更多是政治的），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了不同的风格，但二者仍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秉性，故而整体社会的走向也在可想而知的范围之内。但谁也想不到，在个把月之后，人们会因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病毒而被彻底隔绝。这种隔绝既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人们再无法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回望过去的十年——历史在那一刻开始发生某种深刻的断裂和严重的模式危机。
　　个人与时代相互交织。从个人的旅途来看，十年过去，我已然将青春交付于灰烬。我想起多年前辞职的那个中午，在一个叫做圣安多尼堂的教堂里，我趴在长椅上睡着了。我以为会做梦，醒来后发现空无一物。作为一个并不极端的神秘主义者，这空无之梦是否预示或揭示了什么？辞职，长途旅行，自毁的念头，结婚，进入体制工作，女儿出生，多年抑郁症，出版搁浅以及远离故土的隐性乡愁……这样看来，我这十年应该更多地被归于不成功的人生。我的朋友、诗人回地告诉我：“我就是失败者的生活，不是文艺腔的‘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失败，而就是失败本身。”我的回答则是：“这个时代并不允许真正的写作得到成功，如果你成功了，无非证实了时代是多么合理。仿佛只有诗人的失败，才能使得你在与时代的角力中胜出，证明这个时代真的是失败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奥登的《悼念叶芝》写道：“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相反，整个时代的氛围反倒显得愈加的欢乐，并在这种欢乐的幻觉中进入一种寂静的恐怖。我们实在太渺小了。我想，现在应该没有人（真实的人）会对接下来的十年抱有乐观态度。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忘了，这十年既是生者的十年，同样是死者的十年。一个突出的印象：那些在我们年轻时期就已阅读并产生影响的时代人物正在逐步走向肉体的死亡，接下来十年将更为突出。我们总是在一代大师故去的惋惜声中回首，无非是向未来提前支取了失望而已。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诗歌黄金年代）的诗人们大多也已进入六十岁，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老人和暮年。
　　这十年无疑成了一份重要遗产，我们应该从中反思和悔悟，以便从个人的“魔山”上走下来，重入新的生活。托马斯·曼最后写道：“你的前景是不妙的；你所卷入的群魔乱舞的岁月，还将持续不少罪恶的年头，我们不敢担保，你能幸免。”即便如此，也请让我们成为汉斯·卡斯托尔普。

2021年5月3-5日
在惠东海边的沉闷旅途中


注释：汉斯·卡斯托尔普，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其小说《魔山》中塑造的主人公。年轻人汉斯忘记了事业和重任，深陷在疗养院的“魔山”不能自拔，转眼七年过去，生活把他的幻想击得粉碎，使他感到痛苦和孤独。回首往事，汉斯觉得自己在“魔山”上昏睡了七年，于是毅然踏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途。

　　人生还有多少个十年？当我年近半百，也显而易见地越过人生的中点之后。
　　往前推十年的2011年，我正开始《杂事诗》后半部分的写作。《杂事诗》完成于2010-2012这三年间，是我向西方致敬，学习、借鉴，并从中获得滋养后的一次总结与在语言中的呈现。2011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诗风即将迎来一次新的重大蜕变，并伴随于传统在身体深处的不断苏醒，伴随于对四书五经、朱熹、王阳明的集中阅读与补课，伴随于对江南（江南不是一种靡靡之音，不是一种腐朽、娇柔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神性的发现与揭示的能力，那个精微而不失其宏阔的宇宙）、对山水（山水只有成为道的容器才成其为山水，或者说，山水不仅仅是山水，山水同样是阴与阳、有与无、动与静、仁与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二，并作为万物重归于一或道的一个如此稳固的节点）、对汉语（相对于空间，汉语是一种更敏感于时间的语言，那时间深处的空间，这里同样作为我们理解山水的秘径，以及心在东方，在汉语中的发明。心不在我们的胸口，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心在一把解剖刀永远无法抵达与触及的身体深处，心是道在我们肉身的相遇）的重新认识，并伴随于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我们这一代汉语诗人，能不能通过对西方言说方式的借鉴，说出一种我们东方人对这个世界的最精微的理解，将决定汉语的未来。这并非我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个汉语写作者的执着，而是我越来越强烈意识到东方智慧对这个喧嚣、分裂、焦虑的时代的意义。就像阴阳相生与阴阳相成所揭示的，即使互为对手，依然可以作为相互成全的一个契机。而恰恰在这里有着一个生生不息的人世。
　　再往前推十年的2001年，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传统建立的元年。正是在这个秋天开始，我每个周末坚持到西湖边的一家茶馆或咖啡馆，读书、写作、冥想，接受西湖山水的再教育。在最初的时间里，我曾经一次次自问过，我能坚持一年吗？我能坚持五年吗？我能坚持十年吗？而二十年已悄无声息地过去。而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传统、而江南山水对一颗年轻的心的塑造是剧烈而不绝如缕的。就像《风》所道出的：

西子湖畔，树木任意的生长都是好看的。
二十多年来，我沐浴着它的风，
而它为我拂去的心灵深处厚厚的尘垢之和，
与二十多年前，那颗年轻的心是相等的。

　　再往前推十年的1991年，我写下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上。而此后的六年依然是我苦闷而漫长的学徒期的延续，直到1997年，这个我之后认定的我诗歌写作的元年。在这一年中发生重大事件包括：亡兄的离去，以及我与艾米莉·狄金森、博尔赫斯的相遇。正是在这样的告别与相遇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诗歌是对我们身体深处那最真实声音的追随与呈现，并成为我之后诗风一次次蜕变的一个最坚实而稳固的起点。而苦闷与漫长在这之后依然在延续，直到四年之后，我才获得了最初的信心与一种孤绝而一往深情的勇毅。直到又过了近二十年，我写下了《汉语的辨认》：

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生死了。
而我终于没有辜负汉语，
辜负语言与万物深处的道或空无
透过如此纷繁的人世完成的，
对一位诗人的拣选与辨认。

　　二〇一一年感恩节，我开始写诗。感恩节是国外的节日，但它像一粒阿斯匹灵在一个东方人身上起了作用。只是阿斯匹灵助人沉睡，而二〇一一年感恩节这粒不一样的药丸却让我从漫长的不自知的昏睡中醒来。这种昏睡，一度甚至一直发生在绝大多数人身上——一种无可厚非的心安理得的神情，昏聩的怡然自得于下意识的生活。直到那刻，被一位我多年不见的朋友在瞬间提醒。当时，我已结婚多年，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
　　如果悲伤和理智，确实如布罗茨基所说是诗歌的燃料和永不褪色的墨水。在那个年纪，岁月让我经历了悲伤，悲伤的螺旋裹挟着寂寞、背叛、手下败将、愚蠢或是心肌炎……它们属于我的个人私藏，却又同奥古斯都时期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的眼泪相类，并且一样古老、神秘。它们是难以言说的。语言的缺席，让它陷入长久的沉默。而待我一旦醒来，总有事物被发现，总有词语被说出，正如王阳明所言“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如此，一个新手（匠人），也是继承者上路。上路之初，又时时被自己愚笨、粗陋的手艺弄得心灰意冷，想要思考和有思考的能力是两回事，想要准确和能够准确也考验一个写作者的体力和耐心。如此，在一些作品写成之前，诗人的新身份无疑令人忐忑。诗人上哪儿才能为他的诗行找到一只聆听的耳朵和一只关注的眼睛也是严峻的现实。即便是卡瓦菲斯、狄金森、荷尔德林这样的经典诗人，生前也遭遇了不为同时代人所识的逼仄和沉寂。更何况初学者的作品，得到读者和鼓励，就像肃杀寒冬里等来一个好天气。而木朵兄创办的元知网，无疑是这好天气里顶顶温暖的光亮吧。
　　如今元知网十载，我习诗亦十年。
　　可以说，这十年，应该是我的诗行达成的每个瞬间意义的总和。这些瞬间，是我自觉地想要用心渗透进土壤、空气、树木、溪流等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我和他者），是我努力地想要和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是我第一次把注意力落到一棵小树，一片花叶上久久不想移开。是的，我对我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而诗，正是所有待我学习的自然的知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学习爱、生命、和死亡。自然向一颗愚钝的心灵敞开所有，一直敞开着，而我只要进入，进入发现，进入真相，就能和最大的哲学（我认为最大的哲学即是诗）发生联系而获得无上的心灵的满足。这种心灵的满足无疑会给予诗者真正的力量，当生命的困境袭来，穷困、倦怠、衰败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可以歌颂。想想漂亮的涅槃时的高音，从古至今何曾停止呢？陶渊明、王维、卡瓦菲斯、弗罗斯特、茨维塔耶娃……我所热爱的每一位诗者，谁又不是歌颂苦闷的出类拔萃的歌者？
　　但，写诗是难的。一个人习诗越久，就越会感到这一点。当一首诗的语言、情感和思虑都没有落定，没有一剑击中，它就很难成为一首好诗。尼采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就是精义。血就是灵，难求之物。人要具备怎样的超乎寻常的敏感才能战胜无药可救的迟钝？需要怎样的坦诚才撑得起这事实上一直处于下风的游戏？是的，很多时候，持续的徒劳感和难以快乐的倦怠接踵而来。很长时间，我不写诗。我的诗行无法像镜子般自我繁殖，而迟疑和困惑又折损它们的容颜。但，十年来，一起习诗的朋友总能互相鼓励，无论见过面还是没有见过面。他们不是只有物质需求没有精神需求的菲利斯坦人（叔本华提到过这一种人），在对待他人方面，他们给予天赋的精神思想以恰当的尊敬。这无疑难能可贵又令人欣喜。
　　至于未来十年，我想引用前几日读到的布罗茨基的一段话：如果你周围的世界过于贫乏苍白，你就会用精神的枝状大烛台和波斯地毯来装点它。如果这个世界的结构过于复杂，你就会倾向于一张精神上的黑白照片，几把抽象的座椅。而我，自然也会饶有兴味地这么去装点一番。因为，比之过去十年，比之过往岁月的任何段落，未来的我同样需要安慰，如同需要救赎。
　　写诗，是唯一的解。

2021年5月2日

　　原本以为“十年”是个很久远的词，就像诗词里所说的，十年是个跨度大、今非昔比，很可能发生命运转折，或更不测的时间跨度。可是于我个人，这十年是浑浑噩噩、被虚度了的十年。——又没有国家灾难，又不经历生离死别，老父残身去世，也被当作了自然规律。于是，我觉得这十年我什么也没做或没有做好。什么都没有明白。既没有明白做一个长辈，也没有明白诗歌。当然，这十年于某些人可能是博取功名、功成名就的十年，是豁达、持事成熟稳重的十年，是大师诗篇里所刻画的展现人生抱负与理想的十年。这十年，谈吐铿锵有力，写诗精准克制，不是君子也在通往君子的道上。可是于我，还像个小粉迷一样，容易被情感/情绪所牵引（生活之情与诗歌之情）。就如诗人杨键所说，现代诗有太多的“情”，情多到令人恐怖的地步，有不触情就无法写诗的地步。我个人是同意他的看法的：应适当地去掉一点情。可是，实际情况呢？当下笔时我并不能尽如人意地将情去掉，还是用情去支配写作，靠情去驱使作品。由此，有一种说法，当现代诗开始去掉情的那一天，才是现代诗成熟的时候！
　　不过，我猜：杨键说的这个“情”是个人的小情感、小情绪，并不是语言中的情或家国、民族文化里的情。是诗人莫名的幽怨，不带情绪就不能写下第一句诗的那种。我猜测杨键呼唤的是理智大于情感的，犹如维吉尔、但丁写下的那种情。——落笔就揭示人性，就是对人类未来以及对人类梦想与灵魂的深刻仰望。的确，于如今，现代诗表现得这么充分了，还仅仅靠情去驱使显然说不过去（莫不是想靠智慧和诗的内在逻辑），这是当代诗人应自觉思考的问题。可是我干了什么呢？我仍然满足于陈词滥调的酒肉、欲惑。诗人陈律在自问这一生干了什么时，还敢说“我对欲望，略知一二”，而我只感知了欲惑，对欲惑本身却一无所知。我常常昏聩在无聊的虚妄中。
　　近三年，我对元知网收藏的好文鲜有通读，这是我的不幸。实际上，元知网对我有充分的滋补，尤其是前四年，通过对木朵主持的元知网上的文章的充分阅读，使我更便捷地了解到我最喜欢的诗人和评论家。如诗人杰克·吉尔伯特和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丽克，这两人于我几乎粘丝合缝地精神相通，他们在处理新近身边生活的能力方面是我的导师。杰克·吉尔伯特处理的是我向往而未得的生活情景，他的聪慧、狡黠与从容，又有点玩世不恭，是我生活之外需要学习的东西；而露易丝·格丽克处理的是我身边也是她身边的事，我们的事有高度重合，不论是具体的生活还是内心的悲戚，几乎一模一样，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内心惊讶了好一阵子。评论家方面有吉奥乔·阿甘本和埃德蒙·雅贝斯，这两位都是我以前不大熟悉的理论大家，通过对他们的文本的揣摩，使我对评论的语言、主体和文本的切入有新的认识，获益良多（之所以这么具体举例，是不想掩饰我的内心）。
　　（清一清嗓子）“元知”一下子十年了。
　　十年并不是十分确定的东西，它并没有被固定下来；
　　若国境线上的植被犬牙交错。
　　它是流动的，是人为的理性的划分；
　　是一种源于先验的理性，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性，这个时间概念才会变得充分、彻底、透明，才会让我们正义地掌握，让我们提供分割世界（事物）的经验。
　　我们称这种经验源自无神论的科学之手，是一个有光、扭曲、㮋圆又扁平的概念。是生命的流变与消退——警示于我们的知觉与评价。
　　事情发生在当我们评价时。
　　我们恐惧地记录。
　　埃德蒙·雅贝斯更为彻底，他的评论简直就是诗，他的评论与评论的对象融为一体，如他评论的对象是诗人，很可能被他的文字绕到诗的后面去。或因为两者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而发生交汇擦出精神火花。所以，被埃德蒙·雅贝斯评论是危险的，或者能被埃德蒙·雅贝斯评论，才是危险的解除。
　　就自己的写作而言，几乎是举步不前的。事实上就有人骂我举步不前。我也觉得我自己写得过于狭隘，越写越狭隘。不锐利。过于怯弱、胆小。既不敢想象，也不敢放眼古今。仍是年轻时那股陌生于世界的样子，那种浸没在未知里的样子。总是假定自己身边的世界转瞬即逝，总是对自己的文化质疑、怀疑和不自信。我们的文化浸染在身体里但我们不敢使用它，我们的文化可贵但不知道如何发扬它。我们书写的语言，或者过去我们学习语言时总是有一个讥讽的声音。这声音过去是提醒我，现在是伤害我，使我不能自拔。所以我总是写那样一个小山村，甚至不敢写我活着的城市。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探索，做一个行家里手。当起笔动手时也仅仅由情牵引……。情，可怕的诗歌现象。可怕到理所当然、必需如此，且由此产生美学。情，当然重要。但由情而理，恐怕是现代诗真正成熟的必由之路。

　　首先，祝元知十岁生日快乐。
　　用十年作为一个时间刻度来标记人生的话，我觉得自己的刻舟求剑技能又精进了一步——是的，我还在那艘船上，那艘船还在原址（元知），而水却不是当时的水了。我们都变老了很多，或者老化了，或者老练了，少数时候居然也称得上“人书俱老”，诗艺更为熟练，偶有吉光片羽的发现，嵌到诗的泥塘底部，在天气好、水纹平静的日子里，居然也熠熠生辉起来了。
　　我一直认为诗是偶然发生的事，诗，作为溢出于语言的一个机会，并不对所有人开放。它仿佛需要另外的接收器管。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之后，才可能进入一种技术上的营造。而这种偶然性就是一种天选，无法靠勤劳来致富。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当中，倘若出生自另外的家庭、际遇到另外的人、考到另外一所学校，与另外的老师、同学共度某段时光、首先读到另外一种风格的文章字句，受到另外的心灵震颤并得以天文地理别的什么启发、爱上别的什么人，生一个或几个完全不同的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从事另外的职业，变得很有钱或者全部精力都在稻粱谋……然而，人只能出生一次。尤其对大诗人来说，这个机会就是命运，机会承载着他个人全部的责任和价值。
　　木朵兄是一位孤往以求、推石头上山的“这一个”，他供奉诗神的热情与使命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共享精神，促使他在创建元知网之前，在自我创作、推导同仁、鼓励新人等各方面已经很有建树，然后在诗人扎堆的论坛交流模式趋向式微的情况下，又一砖一瓦地建成了元知网站。元知不觉已经十岁了。作为老友，我目睹元知从一簇小火成长为目前专业度、存储量和阅读人数都达到了一个惊人体量的一个超级诗歌集散地，成长为目前诗坛独特的一个景观。我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人之一，不论是受木朵兄本人鼓励，还是受元知庞大资源库的滋养。但我又是一个何其懒惰又随物赋形的一个人。因为元知在，我竟私心愿望片刻即是不朽。既然能不朽，何妨此刻“一休”乎？呜呼，这一休导致十年间，未见生死，只余茫茫。
　　在元知网创建之初，感其发轫者热情决心以及崭新的元知气象，觉得她“必会成器”，我曾以小诗一首相赠：

器

米尔情报网上
有人透露：

“太陡了，太好了”，
“今夜，木将成器”

那位惺忪的小神
仍未起身

那些萤火虫呀，稻草人呀
塘鱼呀，蚂蚁呀
    
齐聚城西简易洗车房
虚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

这时，在郊外的雪地里，竖着一架
没有顶端的梯子，以元为支点

　　那么从头说来，十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婆婆讲：十年的活计不见了，十年的娃儿长大了。十年的诗写如同反转又反转的一场梦魇，我觉得可能醒不了了，寻向所志，业已湮灭，只能在诗中浮沉，接受它的鼓舞或者告诫。灵魂因而得以于日常之中获得一种提纯的术业，因其多舛又有趣，竟使日常变得诘屈聱牙起来，不容易因疲惫而面目可憎……
　　我做过很多离奇的梦，录几个在此：

　　其一：梦见帮某女性熟人联系借住某村，，出来院落迎面见两位中年女子妖乔而行（其一好像几年不见的美容店老板），甫一错肩，另外一黄发女子笑嘻嘻转过脸对我念了一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友问：“她说什么？”我答：”水龙吟“。竟自醒了。
　　其二：梦见有人送来一缸的文玩螃蟹，砖红色，背部有美丽的甲纹。缸也特别，青灰色的。
　　其三：半梦乡的旅途中，我获得了一个句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俗世就是太空”。
　　其四：梦见相爱的两人，因某纠结原因而不能在一起。但彼此念念难安，一群朋友不时传递两人对方信息，因此似未远离。后来，有了另一女士补白，起先那位闻讯去贺，两位见面，各种宛转曲折。及谈至末了，前者问后者“缘何在一起了？”后者答：“他养的鲎死了”。至此醒来，阳光已经细细一线绣上窗缘，一把将窗帘拉开，阳光明媚，大海扑面而来。混沌了片刻，对这“鲎”的入梦百思不得解。
　　……

　　这些梦让我相信存在两个写诗的我：一个梦中的抒情诗人，一个惯于与日常生活交换场地辩证思考的思辨者。不管怎么说；诗是可以继续写下去了。
　　在木朵兄的问题中，杜牧、贾岛、苏轼、黄庭坚同时现身，询问“十年”之于我的意义。我准备以如下文字交卷，这段文字包含又突破了“十年”这个时间段：

　　“维特根斯坦与李商隐。我看着他们在细小的道路上相遇，想象着他们相遇时怎样打招呼。现代诗中的‘思’于我是一种不追求准确答案的‘迷思’，古体则对‘思’提出了既宽泛又逼仄的新要求。它们的题材看上去无法交换，但已经在暗度陈仓。我说我‘感觉自己成年后开始裹脚’，其实对于范具而言，一个惯于旁逸斜出着思考的家伙，精确化要求已成为适时而且必要的告诫。
　　“说到底，无论现代诗还是古体诗，都是关于心灵的，好诗有一颗好心灵，庸诗呢正好相反。”

　　将这首写于2012年的《自白》放在最后，作为写给“诗”的献诗吧：

在一个
黑暗
深邃
孤独的地方
酿完蜜
之后，回到土地的
表层
在我们生存
并且繁衍的
台阶上
等待

危险随时
再次发生
在我们
爬山
涉水，和
坐着看云的时候
黑暗
会自动向前
招呼我们
像上次一样

这黑魆魆的
幸福
只要
静心体会
接下来
它就会
攒足作料
重构
深渊现场

当深渊之蜜
顺着秘密的手指
溢出，我们会
不得不
出卖它们
将它们
变成
小树枝或者
鸟粪一样
微不足道的东西

当意义在
微不足道之外
发声
暴露自己
像刻刀暴露
花朵
我们就会感到疼痛
周身颤栗
如被冰雪

一旦
飞行成为鸟儿
的生命
凋零成为
树的荣誉
那木质的声音
就会把我们
刻成雕像

　　我们通常会认为，随着诗人年岁的增长，他的作品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确切地说是更好，因为时间的积累增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世界的本体是诗歌中的最高价值。但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忽视了人的死亡。在我们意识到死亡的时候，与我们仍满怀期待地存在于世的时候，我们认识世界的自我说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间的分界线也许导致了一种中年之境。因此，当一个诗人心智成熟以后，他的诗歌才能与他的年龄关系就会变得松弛，而更表现为不同生命段落中体验世界方式的差别。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诗，中年人有中年人的诗，而步入衰老的诗人们，有衰老的诗。这些诗没有优劣之分。澄清这个常识有助于我们对诗人身份的解魅。
　　我们之所以会把十年当成一个重要的时间段落，就是因为我们必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大多数人只能享有的数十年生命周期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朝向了对死亡的回应。因而“千岁忧”实际上是由一种心理特征转化出的审美形象，具有了普遍化的感受。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十年对一个诗人的意义可以具体为年龄，以及社会的变化对他的影响。十年在一个人通常数十年的生命周期中不长不短，因此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为人生划定阶段，我们的社会已经默契地为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区分：十年后，你可能走完了青春期，离开了学校；你可能因为超过35岁而再也找不到工作，面临了失业；你可能意识到了身体机能的衰败，从此经常要去医院；你可能变得迷信，认为人的精神能够常存……。时间是根线，岁月是条河，年龄是不可逆的，因而我们诗歌中的变化作为时间赐予的结果，也是不可逆的。我再也写不出曾经写过的诗，但它给了我其他诗。诗的真实一部分与此有关，因为当我们留恋某种时间性的风格，我们就有点像个非人。服从一种必然性因此变成了更高的价值。它告诫我们，留恋，以及模仿，都是不可取的。也许，我们不是在服从必然性，而是承认了它的存在。这会让我们感到更加坦然，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自然，什么年纪也应该写怎样的诗。当我们为诗的写作打破了语法规则时，实际上又承认存在另一种更深刻的规则。我们承认时间的规则，它是唯一的，也是稳定的。
　　总结个人的写作经历通常是种自恋，因为我们总是会把个人作为普遍性中的典范，以强调自己的独特价值。但无论是谁，在生命的有限性中都需要自我价值的安慰才能活下去。所以，我们是把诗当做生命的可能性来看待的，而在本质上，诗和人类的其他劳作并没有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诗歌是特殊的，仅仅因为我们是诗人。因而，中立地看，诗与诗人是种偶然，而积极地看，诗与诗人是种幸运。但正是因为偶然是无法解释的，因而诗的神秘没有被完全消除，这仅剩的神秘也许就是诗在其他劳作中残余的特殊性。
　　诗的神秘存在于诗与诗人的关系中，是生命神秘的一部分，但我们却更愿意相信诗歌独立于诗人之外，它的神秘构成了对永恒世界的认识通道，而永恒世界无非是人对生命有限性的一个抗争概念。诗，独立于生命时间之外，这是诗人们的信仰，因而有人像探索理性一样用诗歌谈论诗的本原，用哲学观念或立场取代诗的核心。但与时间相比，年龄才是具体的、不可转化的生命体验。年龄反对永恒，使诗人在对时间的听从中找到了抵抗死亡的心理机制——情感，从而让自我生命的延续转换为与他人生命的联系。情感，仍然是诗普遍的内核。即使非抒情化的诗歌中，被强调的哲学思想也很可能只是情感的一种说明。只有不成熟的诗人才会把观念当做诗的核心，并洋洋得意于自己的发明，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死亡的影响。但情感作为诗的核心并不意味着诗只有抒情诗一种体裁，情感是泛化的生命感受，因而诗既不是表达观念的载体，也不是抒发情绪的工具。这应该是种常识。诗的目标也许是，通过对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使人在特殊性中找到作为整体的统一性。也即，诗呼吁了一种理解，从而形成了生命之间的联系。因为情感是种残缺，渴望着填补。
　　诗人服从于年龄，那么在社会层面，当代诗便意味着一种当代经验。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当代诗展现出了更加综合的特点，诗人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一起混合进诗的写作中，尝试相互阐发的同时，并进行了文本的融合。诗人的身份是更自由的，诗歌的面貌也变得更加复杂，与艺术、文学的接触更加深刻。事实上，工业文明以来，人的生活经验便处于急剧变化中，平等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但具体到个人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自由。社会的许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许是现代人普遍的焦虑，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强。拉普拉斯妖、缸中之脑、电车难题，过去作为哲学思想实验的神话在今天都变成了一种可能性，使世界的偶然性不断被必然性挤压到边缘，以至于当代人的生命虽然被消费品填满，却依然无法摆脱庞大的无聊，并越来越感觉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新的精神贫乏正在产生，无聊、无力和迷茫也许是当代人主要的消极状态，从而吸引了诗的晦涩，因为只有晦涩还对诗的意义留有余地。在这里，诗的晦涩并不是仅仅指向阅读的深奥难懂，也指向了感受的朦胧甚至矛盾，当代诗的主题往往不会停留在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情感中，它提供的是种复合性的感觉。当代诗如果不晦涩，它的另一面就是无聊。
　　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重大的现象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发生了变化，当线上取代了线下时，我们一方面发现了自己可以不与活生生的人进行交往就能活下去，另一方面则会在这种方式中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损耗。因为在信息技术的规范中，你和我都只是一个符号，由各种身份和职业界定，并总是处于流动的、临时的关系中。在一份外卖中，你是客户，送餐的人是外卖员，你们的见面称之为交易，交易了一次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在社区团购中，你的购买被命名为需求提前汇聚到一台服务器上，然后转化为数据被分析、被整理，下发到一个个门店，迫使你变成一个有计划、合乎规律的人。“方便”这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角度上就是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安排的，行为是必然的。如果基因技术进一步突破伦理的约束，那么阶层优势就会转变成种族优势，有些人注定会比另一些人更聪明、更强壮，社会学将不再有阶层流动这个词。所以，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不是它的丰富多彩，而是必然性对它的侵蚀。因而，在当代社会中，多元化的世界可能是个假象，只是对一元论的抗争。诗，以及艺术也许是这种抗争之一。
　　晦涩是诗的一种意义，因为晦涩让诗的内容具有了多种可能。而诗的另一重意义来自于它的形式，它对韵律和节奏感的内在要求，使诗歌文本像音乐一样具有了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对诗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表达了什么思想或情感，重要的是怎么表达，只有在无尽的形式中才能容纳不可知的内容，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偶然。诗歌中化约出来的任何立场、观点和感情，都不是前所未有的，但只有在新的形式中，这些立场、观点和感情才能因为具有不同的条件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启发新的认识或体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诗的内容其实构成了它的形式，如果我们谈论一首诗里的哲学，我们不是谈论这首诗的哲学思想，而是在谈论这种思想是怎么进入到诗歌里去的，以及它产生出了怎样的感受。我们谈论的不是朝向终极的理性，而是一种可能性。
　　人际交往的在线化还会继续，无论未来的技术手段如何拟真，我们终究知道那个和我们在线交往的人缺乏某种真实，并会怀疑他只是台机器，从而无法决定是否要把它当一个人来尊重。所以，未来的他者将被化约为一个它者，让我们无法透过面影的细节感受到人的天然价值，进而将怀疑自我的价值。在十年的时间内，我们也许还不至于遭遇这样的难题，但在这种迷茫到来前，诗歌已经可以成为我们的某种安慰。未来，诗的可能将成为生命的依偎。

　　十年意味着什么？写诗十年意味着什么？十年不间断地写诗意味着？写诗十年对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属于写作的安静的奇妙的十年……
　　四月二十四，春雨，雾霾。对于这个时节的上海而言，很日常的一个夜晚，我很突然地想到了以上问题，还有其他很多不便于写到这里的破破碎碎的想法。既然想到了一点什么，也有写下来的时间和空间，索性就以语言的方式给这一刻的永恒留下一点什么印记。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这些关于上面那些问题思考的文字，不过，你也未必能够从下面的文字中获得你期望的答案，可能更迷糊。我是一个很难把一件事情说明白的人。

　　——写在前面





　　一个人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做一件事，无论这是一件什么事，无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这个人对这件事都一定会有独特和丰富的经验，还可能，会以类似专家的身份暴露于行业平台、媒体和公众面前，至少你能够侃侃而谈之一二三四（当然，呈现的形式可能不固定，口语表达、书面写作、视频电视等）。然而，我不敢笃定地去说“我可以”，虽然我写了十年诗。这种对诗的敬畏随着写作日久愈发强烈，课本上那种对诗的传统定义亦完全不能给予我信任的理由。我怀疑关于诗的一切，包括诗人。
　　那么，我需要信任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我总在给自己提出可能超过我认知能力上的问题，在诸多对于问题的思考中，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旧的问题会以迭代的形式再次涌过来。对“问题”的理解会随着我人生经验的更新变成我对生命本质思考的一部分，同时，这一部分也同步到我对诗的思考和写作当中来。奇特之处在于，当我抱着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且会让问题变得异常复杂的态度的时候，写作的掣肘反而减轻了很多，写作的过程随之通畅了不少，一些隐匿的障碍正在被词语腾挪到其他地方。一个崭新的宇宙将我吸引，并以其宽阔让我对日常发生了另一种层级上的全新认知和感喟。
　　诗在日常里，也在日常外。如果某一天我们有机缘坐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关于写作的七七八八，我还是比较乐意和诚恳的。当然，如果你也能接受我表达上的含混不清以及语义的歧义，还可能，前言不搭后语。也可能，我会着力于某一个“点”，不断揭开蒙蔽我们思维之眼的面纱，这个揭开的动作不是为了传达一种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是把更多更大的“面”袒露给你。在这个“面”的前面（里面），去摸索到一种适合我们自身的骨骼和血肉。如果说我有企图的话，这便是了。
　　对于一个写作者，他会时刻面临着灵魂的拷问，这个拷问你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物，任何一个无法被捕捉到的瞬间……我们写之前，这份潜在的拷问就存在，一直萦绕心中。当你开始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它便居于词语中间，干扰和试探。这种拷问，我将它看作“善意的敌意”，它如同外化出来的另一个自我，审视你这个执行语言的现实人，并在对峙、干扰、碰撞之中与你和解，这份和解是我们人性缺陷上的填充和弥补。当然，和解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可能一辈子都抵达不了，还可能将自我陷入到反复无常的情绪撞击之中。永远在撞击，永远没结果。这时候，撞击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这么多年，专注写诗，看似并未给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极其显性的直观的影响，实则不然。一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观念来自于我们付出最多精力的一两件事情上，这一两件事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抽象意识的外在呈现模型。这个模型也是不规则的、多变的，在不断适应和应承这个动态模型的过程中，我们思想的曲线也才会拥有音律般的起伏的美妙。我们必须意识到专注所带来的影响，并尽可能将这种影响的曲线延伸到现实当中，弹奏出个人化、差异化的乐章。
　　好，容易；不同，难。横向、纵向的视野局限都在压抑着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身在其中，和社会性的观点趋向一致，这时作品的读者相对确定，文本的写作难度降低了，较容易得到更大范围的共鸣。这未必是好事。当事人似的写作，代入感强——它的优势也是它的牢笼。突破需要勇气，需要面对一系列问题连锁反应造成的重重压力。不突破，其结果只能限于某种类型写作的窠臼。寻找写作的不同方向，还是需要和社会性保持一定的心灵距离。这并不是要求写作者去过一种“陶渊明”般的隐居生活，更不是想看到作者把自己折磨成神经质或疯子。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诗人余怒就反复告诫我，先过好自己的生活，让生活这件事稳定下来，写作是一生的事业，要有长期主义的打算，不可操之过急。文本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用第一次看到事物的感觉写你的诗，不是对二次经验的无力再现，这个提醒让我至今受益，这属于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的关键指引，现在，我也在试图把这种意识传达给比我更年轻的朋友，诗是一种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接上面的话题，要不同就要有不同的眼界。发现不同和能够精准对位地表达出来这种不同，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刚开始写作的人，我的一个建议是：瞄准一个大师反复研读，掌握他的方法和技艺，即便是形式上的掌握也可以，然后便是疯狂的练习，练习既是一种巩固，更是一个对自我能力和天赋进行分辨、发现、确认、融合的过程。在练习中将形式的东西先固定下来，至于未来的路有多长、多宽，和你后天的努力有密切关联。但有一个客观的存在也需要提前周知诸位：凡是后天可以通过学习而得的都和天赋无关。这一点从根本上把诗人和大诗人区分开来，并在两者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话说回来，当下时代，真正有野心的写作者并不多见。当然，这也没有对错之分，只是选择问题。没有野心的写作反而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获得更多的轻松的快乐。因为没有野心的写作，它的目标是显性的、可量化的，有野心的写作的目标趋向于虚无，没有一个终点，除非作者单方面停止行使写作这件事的权力。
　　是的，我这种尝试说清楚写作不同的努力是一种徒劳的、无意义的狡辩。诗，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不可能像数学那样“1+1=2”。保持有变化的、多曲线的写作更难。在我看来，诗和我们的生命密不可分。或者，换一个说法，诗代表着另一个向度上的、隐匿世界里的第二个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我对于生命、生活、世界的一种感觉和感悟。我们之间没有主客之分，也不存在谁控制和主导着谁这个意思。我们有过争执、咆哮、沉默，现在更多的是彼此理解和相互扶持。诗必须植根于生活。这是废话也是实话。但诗里的生活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完全复制。如果你以为我写的生活就是我过的生活，我写的我就是我，那你上当了。诗的真实是虚实相兼的真实，尽管它是那么相似我们的现实和现实中的我们。好诗是具有“写作者个人体温的、独特的，能够带给读者‘细微的瞬间疼痛感’”的情人的耳语。否则，可能就是无效的。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诗人。诗让我惧怕一切冗长之物，必须遵循最简约和浓缩的存在形式。写诗并未拯救我的生活和精神（可能我也不需要赋予诗这种强迫性的、神秘的拯救功能）。它只是让我更深刻地去审查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发现被惯性的知识结构所忽略掉的日常的奇特，并将这种奇特呈现出来。同时，生活中的焦躁不安，原来有另一种寂静的形式。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什么，更不是为了确认和验证什么真伪、善恶等与此类似的观念。写作即便会在不经意间溢出某种态度，但它仅属于语言层面（属于附着性的），不可置于社会性的道德或伦理之中去谈论和界定。写作是一种自我复盘的过程。这便是我理解的写作要真诚的原因。如果自我解剖、自我剥离，都不能以诚相待，这种作品很让人怀疑。不管其语言多么高蹈，或多么质朴，伪装的帽子实现不了持久的力量和遮掩。真诚的主要表现是自如，语言和情感的均衡。
　　相对于前面七段而言，这后面的两段看似真正具有落地实践的指导意义。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只可能会引发出另一个新的问题，即便我说到了我认为的很具体的方法论，对于不同的使用者它仍将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也会带来不同的语言结果。诸多结果中，有的非但不相似，还会相左。一切我们奉为圭臬的标准，都应该被我们自己破坏掉，至于是否重建和能否重建的问题，视自己的个人能力而定，不必勉强自己也不必强人所难。只需记住一点，享受你能够写作的时代和个中乐趣，重视文本带给我们的给养，多用点心思在词语上面，它不会欺骗你。如此这般，我这篇行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2021年4月24日，上海松江区

　　王辉阳：作为关注元知的一员，首先祝贺元知成立十周年。
　　青春期约莫十年之久，十年对我来说，是超越年龄的青春。青春是获得延续前的准备，是结出果实前的基础，是经验，是激情，是行动，是自由，是勇敢，甚至是失败。我三十出头，写诗不久，自与诗歌结缘以来，探索的欲望持久强烈，遥瞻未来，以青春命名下个十载，未尝不可。
　　聂鲁达是我较早读到的诗人，他自童年写诗，少年情诗了得，浪迹城市，游历各国，社会经验之丰富，润养了他的情感花园，我曾渴望过，他那种杂食的经历，和那充沛的情感所创造的自然精灵。他的情诗，写了一辈子，即便是晚年的《疑问集》，也像一本写给人生的情书。没有体验/经验，便没有情诗/文本上炽烈的感情和激情，他说写诗是一门手艺，不妨说，这门手艺需要爱，而这种爱需要投身于世界中才可汲取，正如他所说的“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我真想把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爱，经由行动产生。
　　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谈到“人是能够行动的，而且必须行动：他只能在自我超越中存在。”一旦我们完成某个目标，自由将会回到自由本身，为确立存在，只有不断地行动，方可将手中的自由递向未来。目标迭继，是一种存在之径。十年之长，亦如十天之短，我们随时会奔赴任何地方，尤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世界，可能性在闪烁，然而，尚未抵达时，难以定夺选择的最终对错，青春的叛逆正在于此，虽然可叛逆却不可逆，这意味着必须能够承担失败的风险。
　　激情可以催生行动，而真正的行动则要求勇敢。这种勇敢不是对风险评估的武力断定，而是面对连续不断、难计其数的已完成或未到来的目标时，仍能坚守应有的自识与适应。自识借由辨识划分范畴，辨识通过对自己与他者、自己与过去的自己、个人与历史的观察与比较，来锤炼思考之力，否则，没有比较（可参照之物）便没有（个人的）历史。不顺从并不简单，敢为个人抗争也不简单，难就难在辨认之法，若非如此，你我之自由，众人之自由，评判之自由，则可能是他者之自由，地狱之自由，墙头草之自由，若非如此，与《动物庄园》中那匹名号“拳击手”的马，又有何异，空有一身健硕，一生劳动换来被出卖的夺命之善。依我看，智识得自识，自识得勇敢，而勇敢得凭借行动显化。
　　善于适应者，能允许失败的发生，这一退让的姿态，同样需要勇敢，而作为回报的将是沉默的馈赠，苏珊·桑塔格在《沉默的美学》中谈到“沉默的一种用法：为思想的延续或深化赢得时间。”沉默之所以能孕育果实，酿造酒浆，依赖的是自识的青春及其叛逆的行动，青春是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过渡，在创造新生命/完成作品前，暂缓，空白，腾出更大的空间，这是容纳的时期，沉默的影子，犹如一次越界，从已知领域往未知时空的越界，记忆提供了比较的材料，而记忆则是历史的，会交付给未来。青春，是一次未来的越界。青春容许失败，意味着失败将不再是单一的黑色，黑色将归还最初的语词，接着，会被再一次、又一次地赋予新的能指，犹如一个喉结开始凸出的男生，一个乳房逐渐隆起的女生，将会逐渐摸索自己的身体地图，将会注意到彼此的声音节奏，将会体验都市的夜景世俗，以及迟早地，将会明白黑色，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而沉默，不过是黑色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桑塔格的下一句是“语言会封闭思想。”诚然，叛逆存在风险，当我谈论青春时，我永远是那个之前的我，总在呼唤着，一如记忆呼喊着我的名字，青春就是无尽地寻找。十年的跨度，是足够的，足够使一个人打开思想，使一朵诗性之花霏蕤，而这横亘的沉默、延迟，正是一种自我的关照，一种生命的关照。






周鱼：

　　1.“十年”这一个时间概念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在路上”。意味着漫长，而未完成。关于体验，关于知、觉、悟。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一定会经历许多事情的演变，每一桩都是考验，都是试炼。有时在一个瞬间，我会以为自己穿透了某物，听到了那个声音，以为自己完成了一个觉悟，以为自己将一扇门打开或者合上了，但当它转化成一个新的具体的问题出现在面前时，总会发现自己依旧没有完成它。需要不断觉察自己。很可能这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常常有一种想要打开一块花砖，看看底下到底是什么的心情，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2.“十年”在你的诗中有过怎样的表达？
　　答：时间，在表面上和变化紧紧联系，但重视它带给人关于永恒、不变的存在的思考，对我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命题。黑与白，白色与无色，晦暗与光明，流动与平静，是辩证的，如同变与不变。我经过它们的差异，也从它们的合一之中经过。我不记得自己有具体的“十年”这个词出现的诗作，但关于时间和永恒的诗还不少，是触发我的母题之一。

　　3.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在人际关系上，存在什么意义？
　　答：“写作者将理解孤独是必需的。”我赞同玛丽奥利弗说过的。不仅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人，我亦倾向于不应当将自身投入于过于复杂、虚假、与利益捆绑的人际关系中去，清醒、纯澈、真实就是孤独和隐秘的教义。去年以来，带娃的同时我不断注意着遇到的各种植物，我很喜爱一种叫做通泉草的小花，贴地而生，倾斜着小小的身子，星星点点地梦一般散落在草地上，很容易被踩到，像很低微的声音，那么真实美好，活在它们自己的世界里。自处所带来的一些益处，是不可代替的。但这与珍惜友谊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最真挚的友谊，在十年所遇里，我想一定不会多，它注定稀少而可贵。在诗歌的路上，我尤为感激十年里偶尔收到的来自师友的鼓舞，如同一种意外，它们是轻淡的，又有分量的，其中就包括您，木朵师，在写作刚刚起步的日子里，您与朵渔老师几乎是同时给我鼓舞的人，你们是我可以望见的走在前面的需要去学习的人。没在此提及的另外几位，也会一直私藏在我心里，我想它的意义会超越十年。

　　4.十年，是否等同于一代？
　　答：应该算是，我们可以明显得感觉到相距十年出生的诗人的诗歌具有较大的差异。同龄诗人的诗风则较为接近。但每一代新的特征是否意味着诗的革新，还是仅仅是时尚？其中什么才是诗的关键，其中有没有亘古不变的标准？诗歌寻求的究竟是变，还是不变？这或许是从这个问题延宕出的一系列问题。

　　5.十年是否意味着一位诗人的文学修养又能更上一个台阶？
　　答：这刚好是我写诗的第十个年头。在诗歌观念上，写诗最初的几年间变化比较大，大概自2014年后，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观念，至今没多少变化。我不清楚自己现阶段的诗写，比起以前来说是不是有质的提高。可能并没有。我更常思量的是要在写作道路上永保初心。写日记那般（不意味着要每天，也不意味着流水账）去回应生活，与此同时将诗的技艺放进来，追求文本如同一件艺术品，这一直是我写作的动机，我想这样保持下去。为了文本之外的名声等的追求，我可以理解，甚至不反对，好的作品需要被更多地看见，只是它不应当成为写的动机，但很多人都以它为动机，这会造成诗坛的喧嚣、虚假与烦忧。匠人、艺术家、诗人等等，都会是一样的，他们的手头活儿会给他们带来焦虑，这焦虑是来自于多余的自我的欲望，还是纯粹的“工作”本身，是有分别的，需要去分辨，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反观自己。

　　6.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的十年之间，现在的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答：每一秒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个现在——即未来的因——即过去的果。

　　弃子：必定值得庆幸。在纸币不断贬值的年代，诗至少维持了自身不可多得的质地。在此祝贺元知网成立十周年，同时也是感叹为这个平台长久默默付出的所有人，所有为之心力扭结而来的素歌。
　　我想，或许是元知网在主理人也在所有参与者心中愈发的重要性让后来者接踵，也因其不断呈现出来的纯粹品质——不争论，以文本为重，和对不同风格的包容的印象——这不可多得的所在。
　　而我也是这后来者之一，想起2018年夏，一个周末午后（在老博客改动了一首旧作）动身去海钓前，翻看手机看到元知公众号，心痒难耐整理了一些完成度尚可的旧作发去邮件，也很欣慰后来很快得到了木朵兄的回应。我能想起那个徒步在海边的午后，因为某种愉快让时间变得短暂。
　　关于十年，对于一个维持写作的人，它更像是纷至沓来的而非线性的时间，是写作与自身这层关系形成的一段螺线（或说是阿基米德螺线，援引自张光昕兄为我和青海民和诗人黑夜即将出版的诗合集所作序文中提及并引以的意象）。也诚如诗人唐纳德·霍尔所言：“我无法停止写诗。”即使是在他爱人病入膏肓之时。
　　我想置于伦理日常之上，欢愉与绝望都是某种奥义，没有绝对错与对之分，而是同在。或许这样说可以厘清自己对于这十年的想法，因它刚好也是我习诗至今的“十年”。既而，如果几年前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从一段时间开始认同地方写作这个说法）没有在此谋生，是否随之而来所写的文本哪怕意象、语感，甚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将大有不同——站在生活的一面，写作似乎已是无法绕开的痕迹，就像某种潜行的成色——所以无论如何我将十年视作馈赠。
　　关于写诗（对于每一个年轻诗人或在经历了一定过程的创作者），或许重要的不再是激发一个人去写的任何冲动因子。就如一个街头魔术士，如何闪光吐焰如何能瞒过所有目光，将剃刀片和细尼龙绳伴着饱含危险的音效和挣扎感的节奏前后吞服并最后亮出一线串刀片的技巧、繁复的观念，因他似乎已稔熟于心。“危险”的一面，或也来自“互动”。不仅在于与外在的互动，因它要求作者更多的面对自身，面对物——诚如辛波斯卡的“一粒沙看世界”——呈现那互为对方又彼此切分的隐秘两端而变得重要。
　　但愿十年，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开端！再次祝福元知网。




　　王彻之：不知不觉元知网已经创建十周年。我一直的印象是，元知网在这些年中一直是与诗人、评论家、学者和诗歌爱好者最为亲近的专业平台之一。这并不在于网站的知名度有多高——事实是，它低调行事的作风，使其至今仍然是只在文学圈内享有美誉和认可；而很大程度在于它对美学风格海纳百川的包容，以及对当代诗最新动向的细微体察。举例来说，元知网的访谈栏目一直是我所喜爱的。该栏目在近些年几乎触及到了当代诗的各个流派和年龄段，其提问的专业性，和交谈的细腻性与真诚度，使这些记录足以作为研究这十年当代诗之幽微的重要资料。
　　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从初学当代诗，入行，再磕磕绊绊到现在，也差不多过去了十年。这十年对我而言，无疑是非常幸运的。机缘巧合之中，我结交了很多至今仍然对我的成长给予无私帮助的前辈和朋友，他们的作品和为人处世都使我受益匪浅。同样重要的是，这十年似乎对我个人又是一个阶段性总结的契机，尤其是考虑到去年《新诗丛刊》出版了《狮子岩》之后，我逐渐在我自己的诗中看到了更多发展和改善的可能。
　　这十年间当代诗的变化，可能需要从更遥远的时间维度来看。五四以来的新诗普遍喜欢谈论现代性和历史性。一方面，从胡适，穆旦，一直到海子，张枣，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仅关乎本体论意义上“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纪弦语），也关乎新诗作为朝向未来的文体如何“自新”（臧棣语）。另一方面，对历史的崇拜或执迷，在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本世纪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诗学论争中隐含的民族主义意味，并在发展“历史-神话”的想象模式的同时，暗示了郑敏和宇文所安意义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同谋。这些焦虑在今天并未消除，但可以看到的是，最近十年的汉诗正在努力摆脱自身的种种悖论，以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的困局。它的特点是逐渐回到写作本身，某种程度上，也即回到诗的当代性。不仅是回到此时此地，而是力图将诗与时间的关系，还原为更纯粹的互动与生发，从写作的角度而不是从概念的角度理解文本与外延的关系。这些尝试从九十年代就开始逐渐露出端倪，但是在这个十年中它们逐渐结出硕果。
　　我在《狮子岩》，以及之后的“疫时”组诗中践行着回到写作本身的尝试。但我坚持对写作这一行为，或者语言这一实体的专注，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弃，对古典的漠视，对现实的讳言等等。实际上，我们应该以更开阔的态度理解语言。正如德勒兹所说，文学应该是在表面人称下发现非个人的力量，那么当代诗也应该是在语言之中发现那些超越语言的，指向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流动性与不可言说性的力量。如果文学是生成的而非静止的，那么语言/修辞/技术本身就是这一生成的动能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接地气”的部分，而不是很多学者和读者印象中的玲珑玩物。正是对它们孜孜不倦的苛求，才使得它们成为激发诗与世界复杂联系的加速器。这不仅是阅读诗歌的人应该牢记的，诗人本身也应该有为这一观念调整心态的必要。
　　在进入语言之后，如何通过语言展现非语言的世界？这一十年的趋势让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为时尚早，也许还不到真正总结的时刻，毕竟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而汉语新诗从五四以来到现在，也才刚刚过百年。我们的古典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么看来，我和当代诗还都处于自己的早期。因此我们还谈不到思考任何意义上的“晚期风格”，而是在这十年间，以及未来的十年不断反思，开拓，探索出当代诗极难定义，但是又逐渐成型的“早期风格”。这对我来说，也许是最激动人心的十年之期。




　　陈依达：从写作的起点，树立与抵达对自我的某种期待，我愿意这样来回顾，就好像貌似偶然的因素中能蕴藏对诗歌深深的爱。
　　十年对于写作而言是可观的时段，很多诗人足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我大学是理工科专业，长期从事技术类工作，多年生活在非汉语语境的环境。我的写作在十年或多一些的区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发性、摸索性以及发力状态，写第一首诗《母爱》时，完全没有读过白话新诗。之后很多诗歌也大多属于一种披露。
　　有点独行侠模式的我，不属于任何圈子。“摸索期”对我持续较长，主要通过阅读国内外诗歌佳作与经典，探索形成风格的可能性。我喜欢精读奥登、史蒂文斯、特朗斯特罗姆、佩斯、博纳富瓦等人的诗，这与我诗歌鉴赏的品位相关联。在写诗的同时，我也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和赏析，这是一个学习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先后为张枣、倪湛舸、聂广友等诗人，以及外国诗人马拉美、策兰、佩斯等写过赏析和文章。
　　与诗人们逐渐交往，属于难以割舍的环节，由于相对低调，多年来只结识了几十位诗人。早期见面的诗人有何冰凌、桑婪、胡桑、石生、于怀玉等，杭州诗人陈律、西安诗人周公度、郦楹，以及胡茗茗微信群里的许多诗人们。有一些机缘令我印象深刻，已故北京诗人维庸，我与他在论坛交流，他赠给我四本诗集，2012年他病故后我写了一首诗《致维庸》，木朵选发在元知网，从此我们结缘。参加维庸的好友诗人孟小来在南京的活动，认识了李之平、育邦。与一些诗人往往是在论坛交流后，见面成为朋友，甚至一起旅行、结对去另一个国家拜访另一位诗人。随着时间，现在我也与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当代诗人们，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交集，从他们身上更生动地感受到诗歌写作完全融入生命的那种状态与境界，活力和个人才华的魅力，对我是一种莫大感染和激励。
　　十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段，这个词经常被古代诗人所用，表达世事沧桑、离愁别恨在时间轴上的刻度。唐代诗人贾岛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展现了一种沉潜和磨砺意志才华后的锋芒与气势。宋代辛弃疾在《兰陵王·恨之极》这篇词作中，引用典故描写一个梦境，其中的一句“十年梦，沈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意为十年的时间精诚所致，满腹沉痛足以化作树木的果实。现代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代，但人性的本质，善恶美丑、贪婪和欲望没有改变，西方存在主义强调个性与自由，自我塑造和自我成就的理念，与东方儒道佛精神对我们的侵染，这种交融和碰撞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物质生活与精神构建的不对称性，诗人们的担当精神在文本中有怎样的体现？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构成我的命题，写诗的十年也深刻改变了我的生命观。
　　至于我何时出版诗歌处女集，现在没有时间表，我更愿意置身在“发力状态”，构思与写作一些堪称力作的诗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后附上一首近日（2021.4.4）的短诗：

清明

缝制寿衣的手指抚平皱褶，
命运起伏模拟人生的炼丹炉。
骑手期待炙手可热的赛事；
农夫估量惊蛰后的雨水；
花蕊中插入蜜蜂的断翅；
蜂箱酿造“世间之甜”；
罂粟花开出了麻醉的传单；
影子在一堵墙面前
一会静止（也听得见心跳）
一会被太阳、灯光和眼神所剪裁。
更多的墙，构成记忆和回音壁
不断被捣毁与重建
有时更像灯塔和堡垒的变形。
被砖头划破的手，无论试金石和经书
告慰伤痕的代价何其艰难：
不在生、不在死，仿佛一切
砖瓦结构终将铺就
那条传说中的黄泉路。

　 　刘振周：祝贺元知网创办十周年，我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相对应的是2011年左右，那是论坛时代，后来才转向微信。虽然那时有很多诗歌论坛，但我只在春台更新一下新作，几乎没怎么去其他论坛。想起一个趣事，当时年少无知但并非狂妄（以对诗的认知），曾对你（木朵）与陈律、龙安等有过争吵、讽刺、讥笑，但是你们的宽容、包容力让我深刻，还有对待诗歌的态度以及你们的某些品质对我也有影响，春台是个严肃、专注诗歌又安静的论坛，受益匪浅，感谢你们。那时普遍使用QQ作为网络社交软件，也是那个时候有收过你寄来的纸刊《元知》，后来才改为邮箱推送了。在我的诗集《知幻集》独立出版之前，我的写作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写作的朋友寥寥无几，有效交流的诗人屈指可数，你算是其中之一。写作的孤独可谓深入骨髓，2016年在东莞，记得参加一个改稿会，与几个诗写者聊天，突然有个人很惊愕地对我说：“啊，你说真话！”说实在的，我被对方的语气吓到了，他的那种反应仿佛是我冒犯甚至侵犯了他，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交流，一起说谎才是硬道理。我立即感觉一种混凝土般的隔阂瞬间生成，我想，独立性就是这样形成的，被迫地。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没办法，他们看待作品不存在丝毫的预知性，显然，我当初就看见他们的未来，在今天也得到了检验。2017年底在冬天的苏州，想找个写诗的人聊聊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年很多朋友都不写了，仿佛与世隔绝，身处孤岛，想起来感觉非常荒诞——当时你看到我的新作后，给我说了很多鼓舞的话，真是感激不尽，那时的我还真的差点被孤独吞没。
　　十年，相对写作来说，只能算是一个阶段的时间长度，真的，虽然人生苦短，十年相对写作生涯是非常短暂的。年复一年，时光飞逝，春夏秋冬，季节轮回让人颇感焦虑，因为时间的不可抗性堪比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春节更是意味着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期间最为烦躁。十年当然是社会学上的一个代际，特别在这个国家，时代嬗变与动荡性简直让人猝不及防。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是第二个动荡的十年，期间因工作的原因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地理的不断转换可以为语境与表达带来清晰的层次感，在于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与不断深入——2011年后，十分刻意忘掉之前受影响的诗人，甚至很长时间不读他们的作品。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何为“诗人”？以及个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我想寻找一个诗写的后盾，即很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思考诗歌背后的问题，并非诗写本身，对语言的操练是急不来的，因为我想象的“表达自由”并非其中的一种写法，而是不受任何束缚的表达，只能缓慢、等待好运的降临。这是我在写《座头鲸》时修改不下一百次后得到的教训，对语言的掌控力、信心是一次彻底的考验。当对事物背后的原因、机制弄明白后才可能呈现在作品中，诗并非是写出来的，而是对事物的思考。这个惨痛的经验之后，也是为什么将所有作品收入诗集的原因，我想尽可能地呈现一个清晰完整的诗写过程。在这个过程，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作为坐标性的汉语诗人实在太难了，只能从张三那里获得文本的启发，再从李四那里获得思想转化的启发，再从王五那里获得……有些诗人存在的作用压根儿就是一种告诫：千万别那样写。我想说，每个诗人都可以提供一种参考价值，即便如此。因为我们的现代诗并不存在完整的传统，每个诗人都可能具有开拓者的勇气和毅力，正是这种激情往往随着个人的野心膨胀而失去理性，导致挂羊头卖狗肉、欲速不达，半途而废者多。我认为，正视自己的缺陷，保持、警惕理解力与感受力的清醒，独立性、开放性、理性都是诗写者必备的品质。
　　 “在人际关系上，存在什么意义？”是的，这两年认识很多同行，他们热心、慷慨，甚至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但是由于个性、审美、思想的差异只能异中求同，其实也用不着刻意，“异”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性、丰富性，在于包容吧，也就是我们需要容许“个性”的存在，这点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对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显然，诗承载了作者的意识，就像脱光衣服。这两年对同行与当代诗有了全面貌的认识，无论信息、资讯、知识等相对我的思想与审美是一次全面的检验、矫正与整合，对我是有益的。但是，相对信息量的增加，重审自己的独立性也是必须的。过去的十年给予我一个扎实的基础，但它并不完整，可能是个刚刚建立的架构，存在的空洞是下一个十年需要思考、填充与完善。但是世事难料，由于这片土地的“动荡性”，没有谁能预测自己后面十年的写作和生活，并非我们缺乏想象力，否则，就是我们过于天真了。“……之间，我起到什么作用？”其实我们一点作用都不存在，我们无法计划、实施——我们只是在缝隙之中生存，虽然这样说可能带有浓郁的悲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