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敞神界
——陶渊明
弓剑神灵定何处
——李商隐
妙物独称神
——苏轼
真正爱一个人，意味着同时在神身上和在时间中看他们。既看到他们此时此地“存在”的柔弱似影，也看到他们在神身上之“是”如琥珀、水晶般稳固晶莹。
——吉奥乔·阿甘本
“位置”一词的原本意思是矛之尖端。一切汇合到这个尖端上。位置向自身聚集，入于至高至极。这种聚集力渗透、弥漫于一切之中。位置这种聚集力收集并且保存所收集的东西，但不是像一个封闭的豆荚那样进行收集和保存，而是洞照被聚集者，并因此才把被聚集者释放到它的本质之中。
——马丁·海德格尔
那松树让我的身体变甜
——华莱士·史蒂文斯
独酌成诗
杜甫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
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一切都已造成，唯独一首诗还没有形成。在一切的行程之中，唯有一首诗才构成最后的一公里。作为断后或垫底的那首尚未成型的新诗在其生发力量的整个进程中（先闻其声，不见其貌），并不为万物或众生所洞察，唯一能够洞察它的动静的只有走在最后的那个人。等人们意识到走在最后的这个人（追着事况跑）变成了走在最前的一个人（最先看到诗的全貌）时，他们已经错过了从一条岔道上插入进去与之相逢于一点的绝好时机。忽焉在前，忽焉在后，这些漂浮不定的行踪注定了这样的诗人不会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看见，注定了他要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次又一次失之交臂。无论是谈论人们的损失，还是这位诗人的损失，都为时尚早。在他想要写的一首诗脱稿之前，一切都还来得及。他的这首诗既是为人与人不期而遇的可能性而写，也是为你与我总是无缘一见而写。他所选择的这个落脚点是夜晚帮他选择的。无待于这一夜，无待于这一点，只是碰巧出现在这里，然后打起精神来，有待于一个诗意的时刻出现，有待于第一个活蹦乱跳的词降临。如果说这份期许对应的是现实中的失意或事业上的死气沉沉，也说得通，但当他执意要写一首诗时，这些干扰之力变得更轻了。他盯着桌面上的菜碟酒盏就足以将所有牵绊之物化解为腾云驾雾的辅助之力，一切都给一首诗让道，一切都为诗人的形象喝彩，明显感觉到一个灵魂出窍的时刻从夹缝中孕育出来。
这是一个使之成诗的闪亮时刻，尽管整首诗才刚刚写出众多笔画中的第一点。诗人的第一缕目光就落在灯花的那个点上。要知道，他首先确定的一个自我形象是独酌者，尽管他一路上还有家仆作伴，但在诗歌王国中，那人一时上不了台面。主仆二人各有各的打发，各有各的孤独。独酌者形象一目了然，因为独酌在那个吃饭的时点之前就已成事实。但并不是每一次独酌都能够写成一首诗。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点燃契机的外在形象凸显出这样一个时刻的来到。灯花提供了第一个契机。一个狂喜的时机出现了，以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隆重亮相。必须意识到眼前的灯是灯，灯花是灯花，而不是藐视它们的存在。必须进入一个虔诚的仪式之中。意识到灯花已经来到眼前。来到眼前的都是必然要来到，都是被安排、被特意端到你面前准备施以恩惠的一个主体。灯花以它的本性示人。人在看到灯花的刹那间所激发的狂喜已经被灯花所包含，所预见，所诠释。灯花以灯花的名义，而不是以夜晚的名义，邀请诗人进入一条秘密的通道之中。已经摆上台面的灯花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深知诗人会以成双入对的方式，从它的身上催发出更为动人的偶然性与匹配性。诗人肯定能通过灯花找到一个彼岸。灯花是灯花的一刻，是万物皆显露其本性的一刻；灯花不再是灯花的一刻，是诗人顿悟的一刻，是诗人明心见性的一刻，是诗人感激万物恩惠的一刻。感激之处，诗意鼓鼓。
顺着灯花的指引，诗人很快就可以找到桌面上的其他存在之物。独酌者是孤独的，但他可以不允许他所见之物也呈现出致命的孤独。万物皆可入诗，甚至可以说各自入诗的几率是相似的，只不过在它们闯入诗的桌面时不是来向诗人悠悠讲述各自的孤独癖性。它们的纷至沓来受命于一个对仗原理，遵从文法上的对称性运动。有一个就必须还有另一个，这是诗人审视自身孤独并使自己得以慰藉的秘诀。看见了灯花就还能看见灯花以外的另一样东西，这是必然的。灯花的绝对性或决绝性要被它曾经所照亮的其他事物所稀释、所溶解、所抵消，对灯花的理解必须包含在灯花与他者的关系如何重新建立的进度之中。进一步来说，每一次对灯花这一类事物的理解总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只要你意识到自己在理解一个对象（不管是灯花还是其他事物），就表明眼前的这个审美对象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进度中的一环。你可以理解为灯花把诗人引到它所展开的怀抱之中。它命令诗人从这里开始启动一首诗的按钮。尽管它同时暗示了一个时间因素或感知增量，或许在灯花出现之前，诗人已经先接触到了酒，只不过他需要做一次情绪上的蓄势，就把酒置入了一个灯花所能映照的范畴之中，在这首诗中以次于灯花的位置亮相。灯花负责烘托气氛，带来喜悦，酒负责一饱口福，带来滋味。喝酒的人不想在灯下黑的氛围中喝下第一口。他想喝得光明正大。他喝的是闷酒而绝不是黑酒。
灯花确定了一个人所属的空间位置，而酒将人带入一个精神的氛围之中。酒对应着一个人的酒力，使之在饮酒时从现实状态中超脱出来。酒对应着太多的独酌或对饮的场面，富有历史信息。但现在只是一个独酌之夜，酒的参与使得一个无所适从的人变成了一个鲜明的独酌之人，一旦进入独酌状态之中，描绘出一个独酌的自我形象，诗人就有活可干了。凭借酒这样一个中项，诗人变成了一个独酌之人，尔后成为了一个旅客（造访者），随后酒向诗的快速转化就顺理成章了。行至于此，这首正在被吟弄的诗并没有完成，属于将成未成之际。但是凭借以往所写之诗的经验，诗人又能够感觉到已经完成的诗在每一次完成的动作之中所带来的那一种如有神助的美妙感觉。这里所说的“诗”包含两个指向：其一，早先已经完成的诗（甚至包括人杰所完成的诗）都给人一种如有神助的效果，总体来看，概括来说，好诗或杰作（总体之诗）总能给人如有神助的感受；其二，这首正在写作的诗，个别之诗，一个独酌之人必然要完成的一首诗，目前还没有完成，但是可以预料在它完成之时一定有一种神灵附体的感觉，因为诗人已经进入了一种鬼使神差的良性创作状态之中。诗之为诗，定然包含了一个大成与小成的理解进度。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一个独酌的状态之中，成就一首诗或合成一首诗不在话下，没有什么难度。事实表明，如果一个诗人散发出神性的光辉，却不能成就一首诗，这将是很大的损失。但同时，一首诗要变成一首好诗，要写得更好，这里所说的“成”的问题就包含了诗学上的一次次自我塑造，就有自我蜕变意义上的用心良苦。
酒入诗中，是为小成；人入诗中，是为大成。难以设想独酌无诗这样一个双输的局面。从来不用担心万事万物向诗转换的这一可能性，诗人所担心的是成与不成、小成与大成的问题。“独酌成诗”谈到了万物转化为诗的这一向度，诗人成为了一个在场的观察者与实践者；“诗成觉有神”强调的是诗学上的一种自我审视，不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做诗的那般合成工作，而是探寻一首诗写成了之后自我形象的升华与蜕变的问题。“成诗”之际讲的是万物向诗的转化，“诗成”之时讲的是诗人由旧变新的自我觉悟。包括这首独酌进度中正在酝酿的诗也必须纳入到“诗成”这样一个诗学范畴上加以考虑。必须在这首诗完成之后，以一种后见之明的姿态来审视它是否促成了当事人的一次自我觉悟。自我觉悟的发生就是神采飞扬的自我形象生成之际，这个时候可称之为如有神助。诗没写好，一切白搭。只要诗人在创作经验上有过至少一次如有神助的体察，他就可以概而言之“诗成觉有神”，并且凭借这样一个经验上的觉悟，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第二次甚至更多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中：在觉悟的洪流之中，再次塑造一个大成的自我形象。今天晚上这首将成未成之诗将被以往“诗成”之际的典范所催促、所吸引、所编排，现在带着一种良好的预判，诗人且饮且吟，去抵达一个神奇的落脚点。也唯有一首诗汇入大成的洪流之中，有这样一条深沉的边界被触碰到，今晚独酌之人才肯罢休，心甘情愿地接受向他袭来的层层压力。
他对诗之生成法则了然于心。他也深知一首成功的诗如何成为坚固的盾牌，抵御外在的重重压力。但他又何尝不知一首诗仅仅是一首诗，一个能写出好诗的诗人仅仅是一个人，好诗并不能化解一切的孽障，好诗人并不能从灾难性事件中得以豁免。即便神人合体，在诗学王国畅通无阻，但仍然要被肉眼所见的现实屏障识别出来，成为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一个无法跳出樊笼的守成之人。诗射出了一支箭，诗人能够感觉到箭矢在不断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屏障，但他不能全身心地做到归心似箭，还必须从箭所拓展的空间中时不时回过神来，兼顾到眼前生活中另一支射向他自己很可能躲不开的利箭。箭，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一项政治活动、一场军事斗争。他难以幸免于不被箭所射中。即使他拿出曾被神灵附体的宝贵的诗人身份，也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例外。他并不是想从现实生活中逃遁出去的诗人。或者一门心思只想神游在“成为一位诗人”的进展之中。他进得去也出得来。既能看见灯花在眼前，也能看见兵戈在眼前。灯花使之进入了独酌的私密空间之中，而兵戈将他抛入公共话题之内。诗人的双重身份同时在这一刻绽放出来。他必须既是个性丰满的诗人，又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时代的喉舌）。他必须对重大政治事件发声，并通过这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发声，将自我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重塑一个更为刚猛的诗人形象。他的反思渠道既在灯花所映照的狭窄空间之中，又在变兵戈对应的广阔政治舞台上。
他所面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不仅关乎一人之生计，还明显指向国计民生。他将自己抛过来抛过去，使自己同时看到已成累赘的肉体上的个别性与公共性色彩。除了有一颗明亮的诗心，他还有摆脱不了的沉重肉身。他的身体现在放在哪里呢？不是在一个来去自由的隐私空间中，而是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朝廷之上。他想将自己的身体放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却总是苦恼于不在其位，乃至于本可以在朝廷之上凭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问题而被迫投放到诗学领域转化为凭一己之力去干的大事。诗数倍地放大了他应在朝廷之上实现的作为。他唯一能够选择的、不受束缚的就是诗学上的广阔天地。神来之笔怎么不在朝廷里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会在诗中得到反过来的回答。诗中出现的神来之笔越多，对应的就是庙堂之上的败笔亦越多。他在朝廷之上谋得了一个身位，但怎么看充其量都像是一次谋生的行动。他的身手无法在这里施展，乃至于他所得到的就是养家糊口的俸禄。他想得到更多的机会。但这些机会跟高明的政治手腕有关，跟诗学相去甚远。他无法找到仕途与诗学之旅相重叠的一个办法。他所谋得的差事本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现实的情况在于理应被放大的声音只能回荡在诗学的空间之中。好歹有这样一个空间成为了最后的顽强表示。在人前他没办法乔装，但在人后他有办法将自己的种种心声装进诗卷。今晚他必须重新思考身心合一的这一重大事项。必须将投放在朝廷上已略显疲惫的甚至失魂落魄的那具肉身拿过来，与今晚独酌中振奋的心灵形成一体。
他对自己的肉身之萎靡产生了质疑。兵戈所形成的巨大变量，使得一切为人处事的方式都要予以重估。谋身之术在变革中成为了疑问。他一直提防着自己堕落成一个纯粹的为稻粱谋的官员，只想着在官场上混日子过。只要想想不可能在诗学中浑浑噩噩过一生，就知道在朝廷上碌碌无为会输得有多么惨。一个两眼无光的宦海沉浮的失意者唯有在诗学天地中才有可能神采飞扬。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朝堂上束手无策并不等同于在诗学上毫无招架之力。情况恰恰相反。诗学领域双倍地给予了诗人厚重的回报：本来诗学中就有他应得的一份，现在朝堂上失去的那一部分又能在诗学上如数家珍地得回来，双倍的报酬使得他两眼炯炯有神，即便在昏暗的狭窄空间里，他都能自知其明。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振奋的一跃，已经解决好了如何安顿身心的重大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神入化的种种手段又回到了诗学领域。情何以堪，但这又是铁一般的事实。导致沦落至此的人变成一个独酌者的因素实在太多。这些因素形成了一张负面清单。但偏偏一个独酌者又能够成为一位诗人，在这一身份的转变上，诗人用另一张用法清单抵御或卸除掉了负面清单上的所有寒意。独酌成诗的进度中的确有一张摇曳多姿的用法清单。其他场合的落魄，其他关系中的失联，在这里都汇入了用法清单，都在向“成诗”的这一强烈愿望讨一个说法。诗的生成、诗人形象的塑造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之为人的所有忧愁。这当然是一个理论上的解决，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凭借一张用法清单成为了有神论者。
有且仅有一个神，对于诗人来说，那就是诗神。就在灯花落尽之时，就在酒色转绿之际，诗神附体了。这里的有不是从无中（仔细看这个“有”字在对偶关系中呼应的并不是“无”而是“为”）生发出来的，而是随着一首诗的逐步完成才获得的一个确定事实。有神的事实来源于两个因素：其一，诗写成了，这是一个好作品，诗神就隐居在杰作之中（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简言之，杰作能通神；其二，这是一个觉悟，仅靠一首诗并不能直接通神，还需要写诗的人意识到眼前是一个好作品，是一首杰作，觉察到了这一点，乃至觉察到了自己在觉悟上有所提升，有神的一刻就出现了，概言之，觉悟可通神。灯花酒绿之间有诗神，举头三尺亦有诗神。这是同一个诗神。出神见有神，入神更见有神。当事人成为有神论者，设想到在以往写就的诗篇之中所形成的出神入化的经验，现在在这首正在写的诗中形成了一次强烈的召唤。“有神”已经成为一个严苛的尺度，将衡量一首正在写的诗是否写成了又是否获得了觉悟。仿佛诗人在写作过程中与诗神确认了一下眼神，彼此心领神会，一人抓住诗人的手去写，一人拽住诗人的心魂往上提，共同促进一首诗的出色完成。当诗人提不起劲或写不动了时，只要念念有词，祈求诗神附体，或在诗中给“有神”一个得体的落脚点，说要有神就真的有神了。诗神总是如此的慷慨，如此的灵验。诗人也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不随意将有神的效力施与谋生之术之中。他清楚地知道诗神划定的边界在哪里。
当然这里所说的“有神”也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就是字面上所谓的有某个神，也就是有一个诗神存在；其二，就是针对诗人自身的能力而言，当诗人把一首诗写好了，觉悟提高了，他就变得格外精神，他的神气之中就有某种确然的“有”得以浮现出来。“有”在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嘉许：其一，诗神对诗人能力的一次肯定；其二，诗人自我判断上的一次自我肯定。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有神”作为一个经验判断绝不是空穴来风，必须通过某些可确定的事物或载体一次又一次呈现出那个确凿的“有”。“有”必须来自某一个实体做出的承诺。“有神”必然会在哪里存在呢？很明显，要么就在诗人所信奉的早期杰出诗人写下的杰作之中，要么就在自己所写的最好作品之中。“有神”既可以在一首正在写的诗中逐渐辨认出来，也可以在诗人反复失败的写作气馁中通过吟诵杰作的方式重现。诗人必须牢牢抓住有神的确定性，以便让自己成为一个信心满满的有神论者。他知道有神的生发机制：诗神从哪里来？一个人的神气又从哪里来？虽然他不能保证每一次写作都能做到有神，都能被诗神或杰作所认可，但是既然有神的案例早已发生，有神的事实已经存在，他就可以心无旁骛（而不是心里发虚）地将自身投放到再度创造出有神局面的进展之中，并使自己的持续创作成为大有精神的一部分。大有之中见大无畏。无论是对“有”的理解不断深入，还是在一次又一次新颖的创作中见证“有”，这里都有一份关于“有”的用法清单。
从“有神”到“有”，这是一个递归。神的存在与发生已有铁证。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有，要么无。在有神与无神之间，诗人就像抛硬币一样地面对着对半开的概率。但很明显，对于强劲诗人来说，他并不想玩这种五五分成的游戏。他要的更多。诗神之有无，首先表现为诗之有无。有诗，然后才可能有神。所以，诗人关切的是，怎么会有一首诗？诗从何处来？诗的出现即对应着“有”的出现。诗人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先是有没有诗，然后是有没有“有”，最后是有没有“有神”。正如不是每一次独酌都能写成一首诗，所以诗之有无并不是纯凭一个人的念想或意志就可以决定。在独酌与诗之间还有一个动词“成”，这表明诗是对一个人的实践活动或观念模型的比拟，诗必须等着一件事发生、一个观念成型，然后才可能拥有自身的体态与轮廓。成为一首诗，这个进程有时候不费吹灰之力，有时候又极度艰难。“成”揭示的是一个创作的进度，而“有”表明的是一个生成的结果。有的诗人诗兴大发时，会惊呼“有了”，这时所说的“有”仅仅是创作冲动的有、干劲的有，但还不对应一首诗完全写出来之后的有。于是，诗人必须在生活现场瞪大眼睛巡视着四周，怎样的机缘、何等的条件可以促成他成为一个诗人成就一首诗？在他考虑有没有之前必须面对一个致命的质问：（这一次）成不成？诗人的命运仿佛失重了，全都向成败一线压来。成与不成，其实对应的就是能与不能，就关乎到一位诗人的潜能问题。
诗人在辞海中再怎么浮沉都有能力顺利上岸，甚至他都可以将每一个恶浪与漩涡当成相亲相爱的伴侣。因为在其巨大能力的照顾下，外在事物所构成的清单通通转变为一位诗人的胸中丘壑，以及他随手拈来的用法清单。他对自己这一身本事感到满意。他明显感觉到他携带着一强一弱的两份用法清单。宦海沉浮对应的是弱清单，辞海沉浮对应的是强清单。前者给他无尽的苦头，后者去让他不断品尝到生命的甜头。高亢的生命就在一弱一强之间反复转换。再苦都不能苦诗人。因为当他从一个官员的身份中摆脱束缚，跳转为一位诗人的角色，他就脱离了苦海，或者说他正端坐在岸边，观察着苦海中那个漂浮不定的自我形象。分身为诗人，他随时有能力将那个呛了一口水的笨拙的自我打捞起来。他确实在宦海中体会到了苦涩，但又在辞海之中拥有一种对苦涩的反刍能力。苦成为了一种诗学，或者用法清单上的一个必备项。因为有了苦，个中滋味就齐备了。既知道苦的滋味，又知道苦何以如此的用法，乃至如何摆脱苦海的敏捷身手，如此一来，关于苦的诗学就得到了相当妥善的解决。苦不再是肉身上、味蕾上的一种感受，而变成了句法结构中的一种颜料、一个标记。当诗人在某首诗或某个句子中要使用“苦”这样一个符号时，他就意识到诗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苦的用法稀释了苦的滋味。苦在句法结构中担当的使命一点也不逊色于苦在人身上实施过的各种实验。苦不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句法结构上一种可想而知的苦。
肉身上的苦渐渐转变为一次诉苦。苦的可解释性、可传达性也在稀释苦的浓度。生活中的苦变成了诗学上的苦思。我将我的苦恼、苦难讲给你听，苦就成为了形而上意味的表示。苦的不可名状性在诗人的诉苦进度中渐渐成形，但同时又变成了一个中项。诗人的本意并不是在苦的漩涡中打转转，而是要渡过苦海，舍筏登岸。作为名词的苦变成了作为形容词的苦。苦一旦用来修饰某个身份、某种状态，就意味着它的可转变性可以被利用起来。当事人不可能长久停留在这样一种可修饰的身份与状态之中。苦变成了苦于，意味着一个对应的情形、一个接替的情形即将出现来接管苦的局面。于是，“愧”这一个说法登台亮相了，接管了苦而使刚刚苦的一番讨论成为渐渐消散的余音。苦与愧在发音上虽然相似，但明显地让诗人的审视角度发生了转变，苦的内观色彩由欲说还休的倾诉角度直接转向了不得不面向众人讲明自己为何惭愧的姿态，尽管倍感愧疚之人仍然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但他的身姿已经由向内变为向外了。他的苦衷不足以完全抵消掉他的惭愧。进一步来说，他的惭愧心理不是完全建基于苦的内涵之上，我们务必要看愧与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愧，对应着理亏或者能力不足，没有实现某个抱负或对不起谁，把事情办砸了；而“成”如上文所述，表明当事人有能力完成向诗人身份的转变，是一种达成所愿，是一种自性圆满。在既成事实面前，诗人既有成就感又有失落感，得失一念间，成败一念间。
为何要愧？向谁愧？愧什么？政治上无法“立功”，早先的种种夙愿与壮志都有可能化为泡影，甚至沦为笑柄，这不得不让人倍感羞愧。倘若不是在诗学上修成正果，能力超群，已有立言的出色表现，这一声惭愧真是不敢示人。现在之所以敢说出来，是因为已经被“成诗”与“诗成”所调剂，所弥补，所挽救。立功不成，立言可期。政治上的蠢蠢欲动、跌跌撞撞、冒冒失失现在都被诗学上大大方方、从容不迫、收放自如所涵盖，甚至有那么一刻，诗人已经意识到了立功与立言的含金量是相当的。政治上的未了情完全可以成为诗学的佐料，成为诗句中的一抹亮色。士人将被诗人形象所含括，合二为一。愧之说出，视为放下，视为了却。在成的成色面前，愧的硬度渐渐松软，将融化为成的成分之一。一个感到惭愧的自我形象是得体的，也是在当时语境下必然要浮现出来做个交代的，诗人没有让这一个面貌倏忽而去，而是坦然地将它呈现在一首即将完成的诗作之中，愧在愧的理解与书写中定型了。乃至于他愧对的人和听他讲述愧疚的人也合为一体了，甚至有那么一瞬间，这个笼统的人，这个被称之为“野人”的人，就好像是另一个自我。的确那可能是一个早期定下宏愿的自我，一个政治上追求进步的自我，但现在对不起，诗人要向这个早期雄心勃勃的永恒青年道别。接下来，诗人要感到惭愧的再也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宏愿的未能达成，有可能是在诗学上自己有朝一日力不从心，这才是一个有神论者至此最为潜在的愧疚。
唯有将愧疚之情从过去的向度上腾挪出来，投向未来的作为之中，愧疚的理解才算完成了最后一个进度。不再对过去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感到愧疚，而是要对未来自己在诗学上有可能做得不够好提前以一个野人的名义发出预警。往前走一步，意思是，在未来仍然要有很多诗有待写成，日后未成之愧将形成致命的打击。政治上的愧疚不能在诗学上重演。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也许就能做到问心无愧。但问题是一日为有神论者，并不意味着终身为有神论者。作为一位诗人，绝不能因为在某一首诗中感受到了如有神助，就夸下海口在接下去的一首诗的创作中还能依葫芦画瓢。成为有神论者不只是一种志向，而且是以成败论英雄：诗写成了，才能倒推写这首诗的人是一个有神论者。好就好在一种关于有的理解与觉悟已经形成了。有之确定性已经被体验到了。接下来无非是让它反复出现，更何况强劲诗人非常乐于无中生有，将自己置于一种不确定性中去获得有，进而再获得有神，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这一系列进度是莫大的幸运。这个进度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愧疚之情逐渐散淡的过程。对不起野人，对不起永恒青年，对不起君王，对不起百姓，众多的有愧最终都要通过成为一位强劲诗人的问心无愧来予以平衡。这是何等缓慢又激烈的走向有神的进程，而所有的愧疚竟然不经意间成为了远行时所需的燃料与脂肪。但是，当它被命名（或收编）为“有神论者的愧疚”时，就正本清源了，这样的愧疚就再也不会使诗人抬不起头。
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