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帕索里尼《葛兰西的骨灰》
生活中离经叛道的
帕索里尼致敬受难的葛兰西的这首诗让人不无一种萨德溜进康德卧室的玩笑意味，但细读却是无比严肃，严肃并且充满激情，似乎通过它，帕索里尼自己将得到某种意义的修正，让他的边缘性被世界温和地接纳为一部分。这显然是个幻想，我们接着就会看到它是个悲剧。
作为诗人，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会自动地获得一种同行心态，既挑剔，又同情地理解。对我来说，这首中长篇幅的诗作吸引人的不是它的形式——尽管它的形式感同样很漂亮，而主要是它的内容。葛兰西和帕索里尼都是意大利人，且都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后来帕索里尼因为性丑闻而被开除党籍），而从年龄上来说，葛兰西是帕索里尼的父辈，对后者而言先天具有伟大的形象。指出这样的相关背景，想要说的其实是，在帕索里尼与葛兰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单方面的亲密：帕索里尼对葛兰西的亲密感，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亲密。在我看来，这种亲密感是这首诗得以发生的起点，但不是目的，因为就诗的内容来说，葛兰西实际上是帕索里尼的一个镜像，通过葛兰西，后者更加方便而坦诚地表现了自己。所以，这主要是首关于帕索里尼自己的诗，其中对葛兰西的深刻同情（“骨灰”是多么惊颤的意象！），正是帕索里尼自我压抑的舒张。
帕索里尼以电影导演闻名于世，他最著名的电影《索多玛120天》是部禁片，令人恶心而绝望，他的另一部著名的电影《十日谈》同样对男女情欲有着十分大胆而直接的展示。通过他的电影，我们似乎可以用巴塔耶的耗费的观念来理解他的诗，他诗歌中的思想部分。《索多玛120天》充斥着排泄场面，粪便以精致的餐食形象端上桌面，并且以更加荒诞的优雅表演传递出与神圣相近的严肃与冷漠；而在电影《十日谈》里，神圣同样总是与污秽联系在一起，修女与神父们对性欲、金钱和信仰的态度既让人震惊，又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从而让所有的夸张充满了真实感。作为一个在他自己的时代不无张扬的同性恋者，帕索里尼的边缘心态是激烈的，他始终叛逆着生活中被体制化的世界，与此同时，在他追寻自由的时候，必然相应地承担着体制社会对反抗者制造的巨大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情感是诗的发生机制，那么所有以情感为中心的诗人实际上都面临着自由与压抑带来的紧张，似乎帕索里尼并不是特例，但如果考虑到他叛逆的强度，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边缘状态是结构性的，无法与体制达成任何和解的可能。在电影里，帕索里尼就像一个忠诚的弗洛伊德信徒，不仅让创作变成力比多的释放，同时将创作的内容聚焦于性这个主题；而在诗歌中，性这个主题经过语言的处理与社会议题纠结在一起而显得相对模糊。在我看来，性同样是这首《葛兰西骨灰》的主题，但它容易被广义的生命欲望覆盖，进而变成对生命本真性的领悟，以至于被读者甚至作者本人忽视。我会把帕索里尼与同为同性恋者的卡瓦菲斯放在一起观察，尽管帕索里尼的诗歌在气质上与卡瓦菲斯截然不同，但在诗的主题和发生机制上却有十分接近的地方，那就是性。不论是帕索里尼，还是卡瓦菲斯，尽管“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作品的隐喻，但他们的作品对欲望本身的表现却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沉溺，从而透露出主体对世界的饥饿状态。这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表现的更加明显：在《索多玛120天》里，性这个主题与福柯式的权力概念有关，但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无所谓同性恋与异性恋区分的邪教般的场域里，电影导演显然对他个人偏好的同性恋行为投入了更多的篇幅和更大的激情。而在卡瓦菲斯那些秘密的、地下（肮脏的）的欲望之诗里，我们同样能够读到一种精神投入被混杂在边缘感的悲伤之中，似乎他一方面接受了这种性行为（和恋情）在他的时代所认为的那种肮脏观念，但另一方面却叛逆地沉陷其中，以至于把痛苦的压抑转化为隐秘的挑衅。与图形可以停留在自身的形象里不同，文字总是有所指，有所内涵的，因此文字在观念层面很可能比图形更加具体而直白，如果我们要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与这首《葛兰西的骨灰》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话，似乎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解释与显露。《索多玛120天》可以拒绝承认其中运行了何种具体的观念，也可以拒绝承认这种观念就是作者的立场，从而对作品采取一种中立的姿态，但《葛兰西的骨灰》却因为有所阐释，而显示为主体向世界发出的声音：某种权力的伸张或立场的申明，抗争着体制化的世界。在这首诗里，尽管帕索里尼并没有在写作形式上采取先锋的姿态，但其中的边缘情感却比许多先锋作品更具有对世界的否定意味。帕索里尼在诗歌中颂扬了葛兰西这个受难的烈士，同时以一种同志之情（这是字面上的传统意思）的亲密感在对方身上找到巨大的勇气以自我肯定，肯定自己从一个体制化的世界中逃离出去的行动。
帕索里尼的边缘性其实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差异”概念，在他的时代，他的存在无异于完全的差异，这样的差异让帕索里尼在他的世界里成为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敏锐于对世界的无限感受。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感受等同于情绪，那么帕索里尼的作品其实就是一件情绪的压力装置，等待着在终点之处的爆炸。他最后在现实世界的死亡也许就是这样的爆炸，那一定是个激情犯罪，而不是处心积虑的谋杀。很明显，在这首《葛兰西的骨灰》里，葛兰西是道前菜，而主菜是帕索里尼的自我陈述，这个陈述尽管离经叛道，但依然渴望着被理解，不时向读者发出对话的邀请，仿佛暗示着帕索里尼同样害怕被这个世界消除，即使他并不愿意从边缘走到中心，以被体制化的代价获得认同，但他同样敏感于被消音的威胁。由此，我们看到这个自我陈述强烈地凸出了它的思想色彩。它深刻着巴塔耶式的辩证法，议论着情欲与宗教、污秽与神圣的关系与转换，于此在体制化的世界之外为自己的边缘处境争取一个合法的位置，易言之，帕索里尼尽管坚持着自己的边缘性，但依然希望自己的边缘观念能够在逻辑上成立，从而同属真理的范畴，甚至比一般观念更具有真理属性，进一步地获得它应得的权力。这种自我陈述在诗歌里与帕索里尼的身份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个左派，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最后一种身份在诗歌隐藏了起来，而矛盾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则是显性的，它表现为对底层社会的惊人描述，以及个人内心欲求解脱的渴望。工人阶级的生产性并没有获得巴塔耶认为的生产性社会是主体社会的地位，相反以贫穷、污秽、羞耻和丑闻展示了它的边缘——一种与资产阶级体制社会的隔绝。在这里，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所要求的道德净化并没有出现，相反，它的污秽和悲剧感却向我们展示了巨大的宽容，宽容了帕索里尼自感羞耻的丑闻。在这里，帕索里尼和卡瓦菲斯是相近，他同样在一般性的道德压力下认为自己是肮脏的，不同的是，他勇敢地用内心的显露方式向世人展示了这种肮脏。他的挑衅是直白的。但显然，不论是秘密的挑衅还是直接的挑衅，都呈现了主体的一个信念：如果世界的实然暗示了世界的应然，那么坚持自己的本真性作为对世界真实的深刻表达，就是道德的。在《葛兰西的骨灰》中，帕索里尼秘密地展开了对世界之真与善的理解，它发生于对痛苦的感悟：“然而，没有你的严峻，我依然活了下来//因为我别无选择。我活在死气沉沉的/战后的无所希冀中：我热爱/我痛恨的世界——在它的苦难中//我高傲，又不知所措——出于良知/隐秘的羞辱……”。在这里，帕索里尼清晰地表达了他对葛兰西的感受，他们是站在一起的战士，因为这“苦难”——那被驱除出世界但又如此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的心灵，他同样承受着。这“隐秘的羞辱”正是帕索里尼的边缘，他申言，当他诚实地坚持了这一立场，他便获得了良知的品质。这意味着在生活世界的实然之上有个超越的应然，与应然相符才是道德的根据，因此在实然世界中被羞辱的“隐秘”——这边缘处境，以及“羞耻”——他的偏好，并没有在此刻就遭遇最终的裁判，相反可能因其本质（以无法修改而确认了它）而成为应然世界里的良知。于是，帕索里尼的秘密其实就是帕索里尼的真理，让他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一个承受秘密的任务——他不能以死亡来逃避它。如果说葛兰西因为爱整个世界而坐牢至死、献出生命的话，那么帕索里尼则是为了伦理的真诚、为了成为真实的自己而被打入秘密的心狱。
十分奇妙的是，尽管帕索里尼并没有采取先锋的语言形式来写作《葛兰西的骨灰》，但这首诗却显示了永不过时的品质，它所表达的是一种被驱逐（事实意义上）与被轻视（价值层面上）的生活，因此它所激发的抗争与被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反抗存在了重要的区别，即：为边缘所做的抗争并不自动获得世俗道德上的合法性，它同时需要进行自我说服。换言之，这首《葛兰西的骨灰》展现出来的力量感，同时伴随着精神提升的过程，因为为了这种抗争所做的心理建设有赖于道德的重新阐释，才能在没有友谊的环境中迎向这个世界的伤害。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结构：否定、怀疑、肯定、挣扎、解释、超脱。对帕索里尼的边缘，在体制化的世界里找不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比喻，就可能是：帕索里尼在奥登式的修补（假象）中得不到拯救，只有在卡瓦菲斯的挑衅与葛兰西的激情中他才能获得解放。这是结构性的边缘，它需要本真性与激情的双重贯彻才能得到心灵的平复。这也是真理性的平静。因此，是事实上的真与情感上的诚保证了这首诗的恒久特质，唯有如此，诗人才不会屈从于任何套路性的语言，因为，当他以永恒的抗争主题作为诗歌的目标时，真诚的要求便确保了过程中的技术具有朝向目标的自主性和规范性。也就是说，真诚要求技术不论是在主动层面还是被动层面都是唯一的，不可替换的。这是诗的写作伦理，它实际上也从相反的方向强化了诗的主题，展示了一切艺术背后的真理要求。换句话说，正是出于对生命的诚实领受，帕索里尼更加纯化了诗的技术，使得形式与内容趋向于极致的合一，但这其实是真理的内在要求。
在帕索里尼的笔下，葛兰西是个伟大的牺牲，但这种牺牲给他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亲近：“葛兰西的骨灰……在希冀/和经年累月的怀疑之间，我靠近你”，但他对这个伟大牺牲之动机的理解却展示出了惊人的独特性：“偶然邂逅你长眠于地下的/灵魂，与这些自由的灵魂为伴。（哦，或许，/它是别的东西，更令人陶醉//也更加卑微，青春的情欲/与死亡的迷狂的共生……）”对于帕索里尼来说，“青春的情欲/与死亡的迷狂”才是葛兰西向世界献出自己的深刻原因。如此而言，在个人与伟大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现实中的目的性存在统领着事件的整体进程，伟大源自于生命的强度，而这种强度被爱欲与死亡掌控。因此，“葛兰西的骨灰”并不是对葛兰西朝向伟大而献出生命的一生事业的赞颂（这深刻地区别了奥登对于叶芝的悼念），而是帕索里尼在葛兰西身上看到了世界的偶然与生命的可能性的激情碰撞后所发出的一声惊叹。葛兰西是帕索里尼的榜样，但他不会重复前者的事业，而是在葛兰西的启发和激励下实践自己的“青春情欲与死亡的迷狂”：“ 我自相矛盾的丑闻——赞同/你，又反对你；在我内心，/在光芒下，赞同你；而在幽暗的脏腑反对你。//尽管我是父亲身份的背叛者/——在我的脑海里，在行动的表象中——/我知道，在本能和审美激情的//热忱中，我与它紧密相连；/被一种无产阶级的生活引向/从前的你，对我而言，宗教//乃是它的快乐，而非那千年的/战争：是它的本质，而非它的/良心；是人类原初的/力量，在行动上已丧失殆尽，/给予它乡愁的痴狂/和一道诗性之光：而别的//我无可奉告，抽象的/爱，既不合理，也不/真诚，无法激起锥心的同情……”。在这段设想的对话中，帕索里尼以反叛者的口吻说出了他对葛兰西的精神继承：它是一种爱，在生命本能和审美激情中得以表现，但却在世界的实然中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而成为了抽象的概念，于是诗人满怀哀悼地想要挽回它、唤醒它。这段激情的辩白无疑具有战斗性，它使用了一系列的否定逐渐显示了真理：背叛反对了服从，“本能和审美激情的热忱”反对了（功利性的）“行动的表象”，宗教反对了战争，本质反对了良心（道德）……。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是矛盾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实然世界中充斥了规范性的道德，那么在应然的世界中，这种道德就需要被重新审视，由此，帕索里尼的边缘处境得以打开新的空间，他“羞耻的丑闻”并没有被真理判决，甚至在终极意义上，这种羞耻乃是真理被侮辱的结果。于是，我们便在诗的第V部分看到了一段巴塔耶和德勒兹式的陈述，它是一种自我展示，也是一种自我辩护，同时还是一段战斗号角：“我不说个体，感官/和情欲现象……/他还有别的罪恶，其余的，乃是//其罪孽的名称和必然性……”“以何等的良知！，‘我’活着：我，/活着，逃避生活，以胸中//某种生命的意识，那是锥心般的/激烈的遗忘，……噢，我何从/理解，在腐烂的微弱声响中，//风的沉默，这里，罗马是沉默的，/你的近旁，在无精打采地晃动的/᷿树间，灵魂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发出声响”“那里，一名乔恰里亚//小伙子，阴茎坚挺，衣衫褴褛，/沉睡在歌德式的幻梦里……/在马雷玛，阴暗，长满慈姑的/壮观的排水沟，明亮的榛树/铭记着，不谙世事的牧人/用青春填满羊肠小道。”诗歌里的这些场景无疑是规范化世界里的污秽性内容，它本身的出场就构成了对这种规范性的否定态度，而其决然的语气又表明这所有的否定和出场都是作为主体的“我”的发言，是“我”长久地被羞辱与被驱逐之后发出的抗议，以及为这抗议而做出的行动的决定。这行动将肯定“我”的边缘，因此也将默认“我”就是站在他们认为的“污秽”之中。换言之，“我”正是以污秽的姿态否定世界的。在我看来，其中最直白而污秽的一句——“一名乔恰里亚//小伙子，阴茎坚挺，衣衫褴褛，/沉睡在歌德式的幻梦里”——最能展示它的自我陈述性质，在这句诗里，一种昂然青春的生命姿容被束缚在无产者的身份中，但并不能消除对美的梦幻憧憬。这即使不是帕索里尼的自况，也可以认为是他的期望。对于帕索里尼，衣衫褴褛的穷困与他的边缘处境在社会系统中是等价的，但是，当我们认为他是因为这种共同的边缘性而对底层群体萌生了左派的同情，促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是个容易被误会的认识，因为它缺乏对主体的自我观察。在我看来，“乔恰里亚小伙子”之后接下来的诗句——“在马雷玛，阴暗，长满慈姑的/壮观的排水沟，明亮的榛树/铭记着，不谙世事的牧人/用青春填满羊肠小道”——其实是一个与 “阴茎坚挺”相似的描述，它是一种充满生命感的场景，内在着向外扩张的冲动，同时在形象上也是污秽的。污秽在这里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意味着它能够宽容任何边缘状态，包括帕索里尼不被认可的情欲。换言之，帕索里尼在这里不是找到了他的同情对象，而是找到了他的同一。
在巴塔耶那里，世界是过度的，所以需要通过耗费来达成平衡，而污秽与圣洁在耗费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并且同样隔离于生产性的规范社会，因此很大程度上，污秽等于圣洁。但在帕索里尼这里，世界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匮乏，不论是“阴茎坚挺”还是“衣衫褴褛”，都是饥渴的状态，需要被填充和满足，所以，如果说帕索里尼的边缘状态（包括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对规范社会的耗费，那么在这个边缘的内部，却呈现出了贫寒。然而，正是一具被贫寒掏空但又青春勃发的身体才能成为一个敏锐的超感觉容器，以一种绝对的差异姿态，逸出规范社会的约定，创造世界的无限潜能。由此，帕索里尼的贫穷辩证地转化为丰盛，以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维持了规范社会的运行，但被生命所宽容的帕索里尼式的边缘则注定会成为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永远不能被规范社会真正接受，从而展示为悲剧。换句话说，帕索里尼的行动可以被纳入到平权运动的解说词中，但他在今天的政治正确语境里，依然会成为一个另类。因此，对于这首诗来说，葛兰西的伟大生平对帕索里尼的生命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如下辩护意见——唯有热切的一意孤行才能成就伟大；但对帕索里尼本人而言，葛兰西极致的生命经历所内涵的实践精神才是他最重要的启发。换言之，葛兰西的行动阐述了这首诗，但葛兰西的痛苦发生了这首诗，并且，对于帕索里尼，这痛苦永远不会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