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静得自然
——曹丕
死生自然理
——阮籍
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
万物兴歇皆自然
——李白
自然弃掷与时异
——杜甫
斋心学自然
——王维
说句实话，几乎没有成人能看得见自然。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天气是对自然界的嗅觉。诗是一种嗅觉。
——华莱士·史蒂文斯
内在的自然之学把自然界看做一切感官对象的总和，因而是看做自然界被给予我们的那样、但只是按照它一般地由以能够被给予我们的那些先天条件来给予我们的。
——伊曼努尔·康德
一
如果说哲学家的责任是给“自然”下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比如“一切感官对象的总和”），那么，诗人的责任就在于用法实践，就要用好这个定义，尤其是精湛地掌握“-的自然”和“自然的-”这左右逢源的两种措辞结构所带来的意义衍生规律，以及使用这些措辞结构的人情感上起起落落的变因。这个分工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时至今日，当代诗人早已把哲学家的交代与嘱托忘得一干二净，全然用创作实践中的种种体会亲自给自然下一个定义。准确地说，不是把自然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也不是用不分行的句子来下一个耳目一新的定义，而是把自然这个对象存入诗句中，使之变成了早先存在的诸多自然现象的利息。诗人所使用的自然或在一首诗里所理解所称道的自然不是一个整体的自然，只能算唯一自然的一部分，或对大自然的一次试探性的表述。诗人并不需要写出一个准确的、麻利的、无可挑剔的自然，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以合乎内心的真实想法为出发点，即使有人诟病这里有那么一点不自然，他也可以以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自然为由而搪塞过去，不像哲学家那样要以理服人或争个面红耳赤才罢休。诗人之所以不就自然的全部属性做一次彻底的了解，是因为按照诗的禀赋与特性来说，对一个审美对象的认识与表述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没必要一蹴而就或一挥而就，悠着点，慢慢来，更何况理解上、态度上日后还可能有所反复也再正常不过。了解到这一些，读者就能明白诗人的工作为何不同于哲学家。而自然一旦来到了诗学天地之中，即使未曾呈现出本来面目，但众所周知的是，在这里有世上最妥善的抛头露面的场合，在这里，自然亦能被理解被表述得最为生动也最为沁人心脾。
自然是什么？大多数场合上诗人并不会给出一个严谨而明确的答复。不要听诗人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换言之，诗人在给自然下定义时的确采取了有别于哲学家那种直来直去的做法，大致的思路是，以一首诗的整体面貌与观念去给自然下个定义。一首诗读懂了，你就从中获得了诗人心心念念的那个定义。历来诗人都在跟自然打交道（甚至可以说，人们更多地是从诗人这里而不是哲学家那里获得关于自然的形象与印证），尤其是那些以歌咏自然景象见长的诗人已经通过类似山水诗、田园诗、隐逸诗等分类法则诠释了自然得到过何等程度与何等规模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自然的理解时，往往采取的是一种相伴相随的类比法，将自然与艺术、宦海沉浮、世俗生活、人造景观对照起来，使之成为一个人生活在别处的向往之地，一个人走出既定轨道要去拥抱的无限对象。甚至可以说，自然就是物欲横流、心机甚重的人的对立面：人抵达不了自然，就是因为欲念或罪孽太甚作怪，人足以抵达自然就表明放下了架子，甩掉了包袱，人性中自然的天分占据了上风，控制了心魔。自然既成为沉重的日常生活中人心思归的桃花源，又是人性进入正常、中性状态的一个表现形式，自然既在人体之外的某处恒存，又在方寸之内作为沉睡的情感因子等待唤醒。与其说我们想给自然下个定义，不如说我们想看一看谁最想给自然下个定义，以及此人在下定义的进程中碰到了怎样的困难，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去得到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审美范畴。诗人的确更关心的是围绕着自然的定义所展开的人情世故与心理纠结。诗人更擅长去描写那个下定义的人与场合。比如，他的邻居是一个严谨的哲学家，诗人要做的不是去敲打邻居的门，询问一个确凿的定义，而是将那个哲学家因为得到了一个定义兴奋不已来敲打诗人门窗的形象给描绘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人们都不清楚陶渊明给自然下过一个什么定义，却多多少少知道陶渊明怎么理解人心所向的那个自然。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关于自然的理解模型上已经被陶渊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现在谁也跳不过陶渊明曾经跨过的那个坎，以及他跨越时所留给我们的那个形象。自然就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显现。然而，他又不限于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他称之为自然主义鼻祖或他的诗通通可以自然之名言说之。只不过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当我们要去给自然下个定义的时候，不是去评估哪一个定义更出色，而是一下子想到了众多下定义的人中谁形象最鲜明，谁才是自然派给我们的信使，谁第一个按下自然键。诗人往往对那个绝对准确的、无与伦比的自然的定义不感兴趣，但对“这是我的自然”、“这是我所歌咏的自然”却很执迷，他也不是对自然的分类法则感兴趣，而是各执一端，各抒己见，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然就够了。你有你的自然，我有我的自然，这仿佛就是他心目中用来与他人平分秋色的自然。至于将自然分成形式上的自然、思维上的自然或别的什么自然，二分法也好，三分法也罢，都不会影响一首诗的发挥，既不会使之变得更好，也不会使之品格降低。诗人更偏爱从经验中去把握自然的属性，并且能够在内心深处找到一块安顿之地，命名为内在的自然。如果在外部世界中能找到一个与之媲美的对象，那就是双份的幸运，如果没有，仅凭内心这样一块熟地，也就够了。够用的自然自然不会让他在抒发感情时显得不自然。花枝招展的地方有自然，秋风萧瑟之处有自然，好山好水是自然，穷乡僻壤亦是自然，一草一木皆自然，有风即有雨，这也是自然。外在于人的自然元素无所不在，一片蓝天一块沃土就够格，诗人随时随地都能领悟到自然的元气。
事实上，诗人对于自然的定义不感兴趣的一个内在原因是他已经有了一个自然史的观念：他从早期杰出诗人对自然的理解中获得了对自然不去较真一个定义的信心。定义的工作早已完成，并且他相信前人给出的定义，尤其是前人中只需一人下一个定义，其他人雨露均沾，共享这个定义就足矣。前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我只需要对自然的经验运用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够了，知道陶渊明是怎么用好自然的、王维是怎么在自然中涤荡心灵的、杜甫的自然观是什么、李白的诗中有怎样的自然元素，大致从这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中去感受自然曾经提供的条件和生成的线索就够了。毕竟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并不会局限于山水诗或田园诗的类型中去穷尽自然风光的可写性，心灵与外在风景之间的连缀形式古来有之，我并不需要想方设法去超越它们，能和文学史上最好的表示打个平手就是了不起的奢望。稍加踌躇的就是，当代诗人要明确自然景象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频繁（来或被）造访意味着当代人心面临着怎样的问题，自然为人所展示的范畴及边界是否缩小了变短了，尤其是城乡二元模式下，绝大多数诗人都已经变成了市民，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这时，确切的自然都会在郊区那些树林里吗？城里有没有自然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是不是自然”已经转变为“有没有自然”。当诗人的邻居们指着诗人作品说这里面没有真实的自然时，他们有什么指望呢？诗人为诗一辩的铮铮铁骨将从哪里去获得欣欣然的人尽皆知的自然呢？或许在诗人看来，就他孤陋寡闻的视野而论，他的邻居们正是他身边游走不定的自然界。他将从他们中获得关于自然的一切，即使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已逐渐淡忘了诗人这个芳邻的存在。当人群意识到诗人的存在时，就意识到了自然的降临；当他们将诗人淹没在人群之中时，诗人就感觉到自己来到了新时代的自然之中。
二
只有当自然拥有的量能与一个人当时涌起的真情实感的那个体量大抵相当，甚至超过它，才能让这个人感觉到自然力量的确实存在。面对一个与之旗鼓相当、不分伯仲的自然力量，这个人不禁自问：自然有什么用？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好处？对于诗人来说，在他对自然有了好感之后，就想将其引入诗篇之中，使之成为诗精心描摹的对象，成为一个审美时刻中在场事物的开放空间（既是一个载体也是一种体裁），至少是一个陪衬、一个便于说话的场合，诗人得以以自然为依托去重构自然中的人际关系。当自然成为歌咏的对象时，诗人会选择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进行情感的赋予，并将人的认知能力与一草一木紧密结合起来，展现出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强劲热忱。当一首诗中显示出一个和谐又饱满的自然景象时，万物徜徉其中，罗列有序，诗人以人力巧夺天工，定然会使得这欢聚一堂的诸多事物成为一张自然而然的全家福。作为一个主题的自然将见证诗人进入到自然景象中的功底，千百年来多少诗人歌咏过自然这一丰富多变的审美对象，包罗万象的自然似乎已变得写无可写，新一代诗人再次跃跃欲试之际，自然还能呈现出怎样的生机？以自然为师，这是一个有别于以自然为主题的做法，彷徨中的诗人在生命的紧要关头遭遇了诸多不如意，这时他需要去理想的自然界寻找定力，自然肯定会许诺给他与大风大浪周旋的本领。自然成为一种基调和装饰，这是诗人对待自然的一种常规措施，不是去单写一个自然的形象，而只是在一首诗的谋篇布局中种下一棵树或撒一些晨晖和落叶，有一份自然的心境，这首诗就不至于跑了题或偏离了正轨，自然定能呵护诗人永远走在光明大道上。
城市生活中的诗人哪怕是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遇见了一条灌木丛或一只鸟，都能够理智地认为自己碰巧踏入了自然的环节之中。这是一个精简版的自然，取舍之际完全看诗人的当时心境。这样一来，自然就不再是命运中随机的给予，而是随叫随到，遵从了必要的必然性。同时，另一种隐蔽的自然就是人群，切莫认为只有花花草草才具有自然天性。人群之中也有不亚于花草虫鸟的天性，我们观察一个人的种种表现，赞美她的容貌，哀悼他的身世，都是一种情感自然的流露。我们的确要慎重对待这种化身于人群中的自然。我们很容易和一棵树打交道，向它敞开心扉，这种能力和经验定然也能转化为我们对一个人如此这般地打交道的感情前提。这是我们从一草一木所构建的自然环境中获得的永恒教益：人乃草木，生机勃勃。我们昔日通过一草一木建立起来的步步推进我们情感发展的方式现在也完全可以从密集的人群中选择少许人来做这样的实验。通过观察一个又一个人的具体表现来寄托我们的情感发展的流程，我们定能在这些人身上同等地感受到曾在花草之中感受到的那些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与其说城市作为自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现实条件，牵动着每一位创作中的诗人心弦，我们在纯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审美经验现在必须放在城市这样一个空间得以验证，不如说我们是与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打交道，这些游走在大街小巷的生命个体正是稳定的新型自然中吹拂的风和热浪，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法但又不限于此去探索自然在人群中的流露形式。诗中曾有一棵树的位置现在可以替换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感人肺腑的人。这个人向诗人走来，将给予他所要的一切。
在那个人所构成的人性风景中，站着的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知音。有这种可能。这是城市风景中、心灵图景中的一个暖色调、一个关键元素，我们对风景之所以百般赞叹，究其原因就是在那里始终存在一个知音神。倘若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无法预设一个像样的知音外在于己，这时权宜之计在于将自我一分为二，使得自然成为另一个自我的镜像（或归宿）。这时，我们就意识到自然的妙用恰恰在于它对一个完整的人七情六欲的分担与归类。当我们拿不准一份感觉或情感是对是错、是多是少、是走是留时，就会去自然中寻求一个坚定的声音。我们等着被裁决。如果是知音神给予回答，我们会信。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就得听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自然的，其实就是听我们内心的。我们能够快速赋予外部环境所见到的任何生物以一种心灵的震颤和回应，仿佛一棵树或一朵花上处处都有我们自己的心跳。万物皆有备于我，万物皆是我的化身，万物有意（有益），万物就是答案……这样一种全局观，就是自然意识，就是自然许诺并带给人的好处，就是自然提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予取予夺。如果说以前一位诗人被自然所发现，在自然中成长并成就，显示的是诗人被动地被自然所塑造，而自然早于诗人存在于斯，其幅员辽阔非人力所能及，那么，现在，当代诗人所拥有的每一个现在，意志饱满之际也好，精神困顿之时也罢，自然已然成为被发掘之物、囊中之物，是迟于诗人的意识出现的一个对称之物。作为自然的人群也好，城市作为自然也罢，都已表明那种先于诗人意识而在的自然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自然已经成为了诗人权力意志的对称之物。
于是，“自然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会诱导我们首先产生自然的古今之别的观念。理解了当前所面对的两个明确的自然子类（作为人群的自然、城市作为自然），诗人方可以今时感慨良多的自然之近况来增进个人融入古老自然（天地造化的自然、作为心灵图景的自然）中的活力。这里就包含着自然向什么的自然（“-的自然”）观念上的一跃。自然就在自己的分类法则中切换了频道，向世人展示多姿多彩、更容易被接受的一面。而关于自然有什么用的答案就在于“有用的自然”这一说法的诸多变体之中：当你想找到自然的用处或好处时，只需将它当成一个有用的自然、宽宏大量的自然、应有尽有的自然、禀赋超群的自然中的一个来对待就够了。自然变成自然之一就好解释也好接受了。“自然的-”答案竟然藏在“-的自然”之中，当自然看到这一幕，看到人类左右逢源式的得意劲时，不再担心自己在人的面前暴露无遗。正是基于这一损失的可能性估算，诗人要格外意识到我们对自然的探讨、反思与融入绝不能有丝毫的利字当头的念头一闪，要不然整体的自然就会从我们手上溜走，而我们得到的只是自然的余韵和影子，十之八九的自然就跟我们无关，乃至于最后只好嘴硬地说哪怕是一分自然也是自然。同理，不但我们的思维不能停留在从自然中可以得到什么这一利害关系的考量中，而且也不要对通过自然能得到什么有一点点侥幸心理，将自然当作一个中介、渠道、过渡，仍然在这满满的征服欲和改造欲中期待获得人性之外本不属于自身的利益。己之欲，勿施于自然。从自然中能获得什么和通过自然能获得什么，自然老师会给我们这两门课生动的讲义。希望当代诗人在这两门课都能轻松过关，而不会成为不及格的考生。
三
自然在哪里？我们如何找到自然呢？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又是什么呢？一个讨巧的说法是，我们可以在有关自然的分类法则中找到自然。但这并不是使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只能算是自然的感觉与理念，或者为了进入自然所做的准备和热身活动，是一个关于“自然是什么？”的问题的解答，而并不是找到自然的一个能力上的评估问题。如果自然手册上有一个大类我们能找到并置身其中，我们就获得了具体而言的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机会，而随着这样的机会增多，自然的全貌就以相继并起的方式为我们所掌握与体察，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置身在自然之中，自然亦在我们掌握之中。退一步来说，找到自然如果需要一个证明，那么为找到它而做的准备工作或诗人进入一个热身状态，却是显而易见且不言自明的。于是，我们可以将“如何找到自然？”这个问题前移至“如何为找到自然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及“在找到自然之前，我们能找到什么？”这种由客体的求证转入主体的自证的做法一下子使得诗人在进入自然之前，获得了明确的既视感与方向感，仿佛只要自己心里想明白了，自然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自己面前，接下来，只要顺其自然地进入其中，就与自然打成一片，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就顺顺当当成为自然中的人和讲述自然的人。于是，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诗人如何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人？跟怎么找到外在的自然相比，诗人自己（向内发掘）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就显得近乎人情，更容易达成。没想到反求诸己又变成解决自然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要复归于自然状态，一个人首先应该做到什么？这时，一个本真的自我形象就浮现眼前。
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或自然是人外放并置的一个空间）。“是”这个中介起到了一个推荐作用，并带来归属感与认同感，如果这个前提经得起推敲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说一个人生命中足以体现出自然概况。说他找不到自然，就是咄咄怪事，而说他尚未找到自然之道，倒可说得过去。无处不在的自然没有找不到的道理，这个说法充满了歧义，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你要自然，自然就会慷慨地给予你所要的，说到底，一个人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自然的馈赠（而一个更巧妙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人懂得馈赠与施舍，他就谙习自然之道）；其二，虽说道理也包含在自然之中，应有尽有，最终都能找到，但是颇费周折，道体现在领悟的进度之中，表现为合乎目的的一次未竟之旅，只有一个人呈现出一种去寻找某个道理的状态，道才被自然所包含，随时予以供给。这句话的歧义也构成了一个警醒：别以为我们找到了自然，就同时找到了自然之道。自然是无所不包的对象，但自然之道很可能只是一个形象，并不会在自然开放给人的感觉的同时一并毫无保留地均分给每个人。于是，我们有可能在这里陷入一种迷糊状态：到自然中去寻找自然之道和在自然之道中寻找自然，同属于我们行动的目标，而且价值相当，得一而兼二。“到哪里去？”倒显得次要（因为虔诚的人最后都能感觉到道无处不在，自然无所不在），刺目的是迫在眉睫的那个动词：寻找。自然也好，自然之道也罢，最终体现为人主动的实践能力和行动步骤。人一旦开启了寻找的计划，进入了寻根之旅，他就不难成为自然的幸运儿。自然之道不一定要向外寻求，只需关乎本心，有所行动，就够得着了。
如果说自然之道是指自然的运行规律、万物有常的确凿无疑、各种生命的作息安排以及气候条件的变化，更偏向于客观规律的探索与认知，那么，自然中的人心的探访作为寻根之旅的另一个目标，就偏向于主观意愿的层层落实。一位诗人确立了明确的自我真实形象，就基本上找到了自然，如果还能关切他人的命运，将心比心，自然的概貌就近在咫尺，触目可及了。看上去，自我与自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实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自然的本意中就包含了一个来自自我的取向，而诗人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出真实的自我形象并非易事，尤其在观念上也可能困难重重，无法穿透阻力抵达胜地。有的诗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写自己的不如意，写自己的儿子的成长，写自己在对待父母的日常做法中的闪失。就是说，发生了一件真事或一组真实的生活镜头，但诗人并不能从中摄取出诗的滋味与养分，仿佛家庭内部的种种人际关系太涉及到内在的隐私而不足以道与外人听。这里有一道观念之茧。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诗人从业二三十载，读者竟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女，因为他的诗中从未提起，他作为一个为人父者的形象就从自我的真实形象中缺失了。这样的诗人，读者怎么能放心他去写邻居家的孩子或真理的儿子（为人子的命运振臂一呼）时催人泪下的做法呢？他的做法、他的形象是不是有一点别扭，舍近求远，亲疏有别，太不自然呢？自我真实形象的确立关乎到诗的正义与真情实感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在此不做展开，但无疑的是，这是诗人找到自然的不可多见的渠道之一。简言之，自然会在自我形象与他人的命运轨迹上显露出来。
自然之道和自然中的人心之外，第二次自然的确认也是解答“如何找到自然？”的一条渠道。当我们自认为找到了自然时，自然可能并没有真正来到，还需要第二次踏入同一块土壤，在自然的边际效应中继续观察前后两次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显示出的变化。在自然的既定印象之上再增加一个自然的印象、一个印象的刻度，自然的面貌就显得更为真切了，于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就排除了某种误打误撞的偶然色彩而变得实实在在并可与之和谐共处了。第二次自然的确认意味着我们主动把握到了重返故土的机会，我们对失之交臂、悔之已晚的某些做法可以进行补救，这种主宰自己走向的能力为我们深入自然的腹地做出了保证。自然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对照之中显露真容。自然既不是它显示给我们的第一次，也不是慷慨赋予我们的第二次，也不能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的交集，或者合并之和，可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这种多角度所把握到的自然本性，是一种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对一个庞大事物的本性的把握。对于诗人来说，回想自己在第一次认识自然时的种种窘况、尴尬的表现和力不从心的做法，就知道第二次该怎么去表述一个相对完善的自然，诗，就从第二次自然这一个认识层面开启。自然更倾向在诗人第二次对它的确认中得到肯定与定型，它对诗人在表述自然时用到“除了什么以外还是什么样子”这一类具有回旋余地的做法寄予厚望。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自然的确认并不是第二自然的获取。并没有一个次要的或二等的自然等待诗人递补上去。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并不会因为诗人再次端详而变得更丰富或更多，只是说第二次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机会：在第二次表现中，诗人会显得更为虔诚，更能把握机会，从而博得自然的青睐，获得额外的优待。
四
不管自然怎么表现，以及诗人自认为与自然有多么亲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写自然？这里需要在创作实践之前的一次预估与筹划。诗人大致明了自然的存在边界、范畴和形象之后，就得将身外之物通通纳入句法与文法结构之中，使之成为诗中的自然，成为诗人的一种天分。要写好自然，我们首先会回想起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古老的山水诗、田园诗、隐逸诗、自然主义、写实派等诗学观念中刨根究底，找到我们可以依凭的底气和坚实的落脚点。但从一个当代诗人的角度来看，自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的变迁史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似乎不能慢悠悠地寄情山水，而必须大踏步地去触及幽暗的当代人心。面对天地造化的自然和心灵图景的自然，我们似乎已失去了先机，与古代杰出诗人对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强劲的理解与巨细无遗的塑造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更何况，他们的创作观念与写作经验已然内化为我们的元气，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心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作为人群的自然、城市作为自然这两个子类的发觉与用劲。简洁一点的说法是，如今我们面对自然所持的一个伦理观念在于：关切他人的命运，就是我们抵达自然的捷径。我们对自然充分的理解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城市生活中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一个个具体生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图谱的感同身受。如今，当我们在谈论自然时，其实就是在谈论人的命运。自然中的人不仅是以一个主宰者、征服者的形象出现，而且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以一个与一草一木齐平等高的大地之子甚至孱弱者的形象亮相，人如草芥的观感不时向敏感的当代诗人袭来。
人迹罕至，自然所在；人心所系，自然所在。两种理解自然近况的依凭都是以人为尺度，有人没人自然都在。只是总体的人与绝对的自然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的可修饰性、二者所呈现的表现与形象一样多，不分高下，时时代代都要探究二者如何才能水乳交融。换一个角度来说，倘若以自然为尺度，就可以从总体的人中省察出个别的人与平均的人之间的差异，而自然所带给人的感官感受就在这无尽的差异中衍生和重现。与古代寄情山水、讴歌心灵的诗人相似的是，当代诗人仍然可以从描绘自我真实形象出发，去触及自然的全貌与底蕴。在万物皆备于我的自我这一交汇点上，写实与抽象、抒情与叙事、浪漫与现实各种二元观念都能够统一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颜料、线条、声音、节奏、振幅、情绪和语义。于是，“如何写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更具体可言的新问题：如何描绘或塑造自我的真实形象？这里所说的新，并非指开历史之先河或经验上的一个变数，而是指就一位创作中的当代诗人来说自我真实形象的塑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没有一劳永逸的绝对答案，除非你本人停止了更新或你意识不到自己的变数。个别诗人的自我真实形象的塑造应以诗圣杜甫为师，从真情实感入手，袒露心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在旁人眼里的模样，以及自己在一生挚爱的诗学史上的定位，最后是作为在水深火热的人群之中的诗人形象。自我真实形象的塑造首先是求真：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语言层面上也就要毫不矫饰地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形象和情感，如果做不到，就要倒逼着我们在生活中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做一个更好的人（赤子或君子），能被诗所认可的人。
简言之，在语言层面上过活的那个自我其实就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真实自我，现在的办法是，在句法与文法上做一些转换，使一个现实中的人成为书面中的人，绝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卑微、猥琐，甚至有失君子风度的那个自我突然在语言层面上被掩饰了、被拔高了，变成一个风度翩翩、八面玲珑的人。生活中的那个真实的人并不会孤立地存在于人世，必然要面对一些家庭关系和社会事务，在他眼里，他的亲朋好友、同学故交、上司同僚将一一获得必要的形象。诗人在塑造自我形象的同时，也会塑造一系列外在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他对子女的描写其实就是在描写自己身为一个父亲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他自我真实形象的一部分。他必须感同身受地借他人之视角反复观察自我处境之微妙，以细细品咂自己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与作为一个平均的人的差异，同时深刻理解自己身为一位诗人的形象与众多其他的自我形象能否交融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正是因为自己毫不做作，自我真实形象才有惊无险地过关，直言其事也好，真事抽象化也罢，在求真之旅上，方法众多，观念纷呈，但宗旨是时时刻刻拿捏好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之总和。的确，自然曾一度被称为一切感官对象的总和，而自我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总和（关切他人的命运这一主旨，只要建立出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对视的可能性、情感的共通性，就能够转变为塑造自我真实形象的使命的一部分），现在既可以将自我扔进自然之中，也可以将自然拉拽进自我以内，一个生活中的人自然而然地就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我之真实的形象之中），一位诗人顺其自然地就能从中找到应有尽有的素材、灵感和形象。
描绘自我的真实形象是诗最先应完成的见证任务，尽管诗人穷其一生都在一点一滴完成这项任务，活着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任务远未完成，但在诗学观念上将其列入诗的见证任务清单之内，可谓是我们坦然迈出（并将自己托付给自然）的第一步。紧接着，我们也明白自我与自然二者之外仍有广阔的天地，而赋予非自然之物以形象、凸显时代之物象也是“如何写自然”的一个答题思路。什么是非自然之物呢？（诗人坚信提高自己的表述能力可以将非自然之物陆续转化为自然对象。）我们兴许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一探究竟：其一，人性之恶（相对于善总有一点不自然）；其二，未得到充分理解的对象；其三，有别于碳基生命的硅基生命或虚拟经济的活力；其四，自身死亡的不可体验性（这是每位诗人自身附带的一个不可理解性，人必有一死，但却不能亲口说出死后状况，只能间接地从前人的死讯中找到类似感觉）；其五，类似于宇宙起源与人类进化的神秘与奥妙。什么又是时代之物象呢？就是指在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新事物、新称谓、新物品、新做法，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系列可见可感的变化，因其为新，尚未被古来有之的自然所包含，诗人以之为审美对象在句法与文法层面采取措施，使之成为可以书面化表述的诗意形象，而这些新鲜玩意并不是从自然环境中进化或脱胎而来的，看上去生硬而冷漠，在生活中被使用的时间也不久，进入语言层面更是闻所未闻，诗人要将这样一些外在于自然的新情况置入自然状态之中，真是不小的挑战。不过，由于使用语言的人与时俱进，自我真实形象把握到位，自然兼容并蓄的潜能无限，一并使得一时之新成为古老语言与情感的后话，久而久之，再陌生的情况和场面都会变得自然而然。
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