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传论》，李长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诗人也应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诗意。得“得……得……”句法结构者得诗性。
与老百姓在一起，诗人不会失魂落魄，也能更好地理解此前的失意为何物。
政坛的动静或政局变化带来的冲击力若有若无地构成了诗的背景音。诗人确定无疑地置身于这种背景之中，他的诗必然有条件成为人民的传声筒，他本人也会被动地或不请自来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
坏诗无正义。诗人的呐喊永远定格在他的出色的作品之中。舍此别无他法。
像一个农民一样的劳动还不行，必须是一个农民在劳动，这才行。但要知道，劳动中的诗人并不一定最了解劳动或者关于劳动属性的一首诗的奥义。
辛勤的劳动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写诗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两种实践的本质都是要将实践中的人还原为真实的人、贴近大地的人。
你可能不是一个农民。但你一定会是某一类型的人，至少是人子。所以，你有理由也有条件在某个角度某个领域成为一个出色的实践者，并不是唯一地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农民。
诗人晚年家里着了一把火，要在船上住一段时间。这个情况并不是他求之而得的。这是命。但既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好好消受，把它理解为创作的一个有利条件，而不是相反。
心中如果是一个农民，那就依农民一年之计行事；心中如果是一棵树，那就按照树应有的姿态摇曳多姿。
如果心中有一个圣人，那么反求诸己的种种做法中必有关于圣人的一个主张。不必特意跑到神庙或经卷中去求神拜佛。
儒释道法耶，你必须从中选其一，作为你思想的根基。不妨说，这不是你选不选的问题，而是为人处事时要不断地往自己的底细中去检查、探究你到底属于一个怎样的人，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根基，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也不要难为情。往长远说，这是中国人一个永恒的内心情结，想避开几乎不可能。只是说，作为一名诗人，博采众长之际，使自己不局限于儒学范畴的盘桓。
诗学的篱笆可能比儒家的边界还要绵长。这一比较，亲自试一试才知道。
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位可敬的儒者，在某一个大力神通的夜晚，诗学的伟力可以将其包含其中，这个人的形象会成为你诗学范畴中的一部分内容或一个界桩。
天伦之乐、家庭伦理、人际关系暗处使劲的那些做人的尺度和标准，最多的仍然是儒家风度。这是身为一个中国人很难背离的。尤其是，作为一名中国诗人，是无法超脱儒家关于人伦的种种原则与精神。
在实际创作中，你并无必要指出自己所遵循的内心法则哪一项是儒家的，哪一项是道家的，哪一项是佛家的，更不要明显感觉到来自基督教的影响。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却从来没有写一首关于儿子的诗，一次也没有在诗中描绘儿子的形象，这肯定是一个观念上的缺陷，并不是一个能力上的不足。
有儿子或女儿，却从未在诗中写及，其实不曾触及的是自己身为人父的那一部分形象，也即，你在诗中所描绘的自我形象是残缺不全的。
你可能在短视频中看到一个和自己儿子相仿的孩子陷入绝境，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于是，你忍不住要介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要呐喊，要诅咒。但你别忘了：亲儿子在自己诗中也应有一个位置。如果这一位置是空缺的，就表明你刚刚那份呐喊或现实主义情怀有一点可疑，其中就有舍近求远的做作，有刻意梳理所谓君子羽毛的嫌疑。
做给别人看，不如做给儿子看。
诗人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没错，这是必须的。但你不妨从自己的儿子这个确定点入手。
读者有理由怀疑写不好自己儿子的诗人肯定写不好别人家的儿子。
一名诗人的地位的提高跟自己无关，跟后代读者或一代又一代的永恒青年从他的作品中嗅到了怎样的真情实意有关。
诗人在生之时没必要去感受自己的地位到底如何，有没有提高，得没得到广大读者的尊重，更不要觉得自己的实力或水平被同时代人严重低估了，没必要。写得怎么样或得到什么地位，其实都已经在作品中生成了，只是衡量的尺度却不一定同时生成了。地位之类的事情交给未来的永恒青年去评判吧，不必为之费神。
我们的写作不是去找一个关于自己地位（是否提高）的衡量尺度。
一名诗人思想上的转变，看起来是跟他上了年纪、有了经验有关，实际上是跟风云际会，时代风气发生了转折密切相关。变的是这个时代以及被时代拖拽中的人。
吃食可能是道家，而关于吃食的讲究则可能是儒家。
生死观可能是道家，但跟别人讲起或阐述自己的生死观，就可能是儒家。
真事抽象化的处理过程中，利己时偏向于道家，劝人或利他时侧重于儒家。
为菊花争取到诗名的人，首推陶渊明。其实，如果有一座菊园，要有一个压得住阵脚的雕塑，想都不用想，只有陶渊明。只不过，后人都不识陶渊明真面目，只能凭想象捏造了一座挂名的雕塑而已。
如果说陶渊明在诗学上解决了死的问题，想清楚了，也替其他诗人弄明白了人的最终归宿问题，那么，杜甫解决的就是生的问题，也即一名诗人怎么活得好端端、有尊严的问题。
陶渊明时时感觉到孤独，那是因为他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奇妙的是，孤独的人儿读陶渊明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孤独。
作为整体的陶渊明，注定是孤独的。在他那个时代，在诗学修养上无人跟得上来。但他完全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用一部分的自我形象与人交际，从而使人不觉得与之相处有云泥之别。
独饮的乐趣只有独饮时才知道。
刚写出来的东西，别人一时看不到，更别提有内行人会夸它好。活着的同时代诗人都在等着别人夸自己好呢，哪里还顾得上身边可能存在一位莫名其妙的强力诗人。
诗看似在自娱自乐，但其实有三个标准读者：人杰、永恒青年和至纯至刚的自我（赤子）。
用好否定词，才会不孤独或不被孤独打败。
不，不知道它的好，怎么讲述它的坏处？
请数一数我作品中用到的否定词到底有多少。通常在何等情况下使用它？
不，这个否定词，为文法运动输送着怎样的活力？
不是在否定或拒绝整体的自我形象中那不够理想的局部成分，而是在观察一个整全的人如何否定或拒绝一些事一些做法，以及他在否定和拒绝时是怎么表现的。
不与是双方面塑造着诗人的人格。
不的不合时宜与因时制宜显示出其内在的结构与饱满的发力机制。
生活中的失败和诗学中的胜利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但前者的确有可能转化为后者的推动力。
胜利是常见的，胜利者倒不一定有。
孤独是天性，也是生活的真相。
酒肉朋友能应付一部分孤独，知音也是。总体来说，孤独是一个整体，是不可稀释的，是与生俱来的，别想逃开它。
给一位年轻诗人的一首诗提出修改意见，他不听。回去的路上顿时释然。因为这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良机。修改的意见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
诗中能改动的地方，其实都是不重要的东西。要勤于发现诗中不可更改的地方渗透着何等恢宏的观念激流。
改诗，其实是在跟诗的缺陷打交道。这是与诗学相处的权宜之计。我们应当更多地与诗的高明之处打交道。不要偏爱那个孜孜不倦去修订旧作缺陷的自我形象。
不被（同时代人）理解，既不高尚也不卑下，这是一名诗人的中性状况。
不被理解，如果要理解成为一种荣誉的话，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能被人杰、永恒青年和赤子所理解。
我们去理解人杰作品中的情感和力量时，若有所悟，那正是因为我们有幸激活了分摊到我们身上的人杰的份额。（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中都包含着人杰的成分。）或者说，我们焕然为赤子。抑或是，我们是以后来者中的永恒青年的面貌被激活。
严格来说，没有不被理解的诗人及其作品。
诗人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自我肯定和激发那个与生俱来的赤子形象。
每一名诗人身心中都似无实有地寓居着一个陶渊明的形象。
人杰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不被理解，是因为他分身乏术，还来不及将自己分成无数份。应当说，分配机制反应迟钝，或者说太温情，它不想在诗人生前就启动。
后代读者理解人杰的过程其实就是先理解自己身心中寓居的那一份子人杰的气息，他们中的少数人会灵机一动，趁势将自己锻造为一个赤子形象，以便跻身人杰的交际圈。
每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人杰的一份子的人都是未来可期的永恒青年。
容易理解或对付的是字词层面的功夫。然后是句法层面的用心。很多读者或诗人到此为止。最难弄懂或最讲究功夫的就是文法运动。抵达文法结构层面的认知其实是一种关于诗学观念的自我辨认。这肯定是一种挺高级的审美对象。而且，文法运动不是能通过改动一两个地方就可达成或促进的。诗中不可改动的地方往往说的就是文法运动及其观念模型。
有时，在会场上或论坛上看到一个侃侃而谈又头头是道的发言人，觉得他口吐莲花、旁征博引，甚是厉害。但一读他写的诗、作的文，就不由得愣住了。诗是一种难以遮掩的诗人真实实力运动的结果。诗是检验一位发言者实力的试金石。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瞧他写得怎么样。一首不通文法的诗会使得与这位夸夸其谈的发言者继续交流的欲望顿然消失。
文法不通之处，顿觉世界荒唐，人间寂寥。
一首责子之诗会被另一首爱子之诗所调和。
责子之诗的背后藏着一个苦闷的时代。
责子之诗看似容易写。在诗中写自己的几个孩子这个作法，试了就知道它的不易，而作为一个写作观念，更是来之不易。即便有前例可供参考，但后代诗人却不容易学得来，学得会。尤其是，在很多当代诗人眼里，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浑身不再充满诗意了，写起来就更加无从下手了。
写别人家的儿子易，写自己家的孩子难啊。
自己家的孩子难写、难入诗，难就难在他们太真实。
与其去诅咒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人格的幕后黑手，不如真真切切流露出自己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使自己的愤怒与感伤通情达理即可。
兴许可以说，诗无济于事，但不能说，诗不通情达理。
诅咒所生活的时代的非人性、黑暗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分高下优劣，各取所需。但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上来。（尤其是心里要明白，诅咒同样无济于事。）对于一名雄心勃勃要记录一个时代真相的诗人来说，没有好的作品，诅咒就变得空泛，毫无依托，就像发了一句牢骚，打了一个喷嚏，一个生理反应而已。
从陶侃到陶渊明，这是理解陶渊明的一条半径。从屈原到陶渊明也是。
看他的祖上、他的身边是一些什么人，大致可以推断他的诗学渊源在哪里、思想根基是什么。当然还可以比较他作品中的人的形象和真实处境中的那些人有什么差异，从而判断他的取舍标准。
当人问他在儒释道中怎么选，或者在司马氏、桓氏、刘氏三个政权之间的立场是什么时，他都可以笑而不答，只需递给对方一首诗。
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指一人要从自己身上、命运轨迹上看出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从而认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出路何在。
文化界群星灿烂，才见一名诗人星光熠熠，进一步来说，斯文繁盛，若无一名诗人统括之，则显得呆板无趣。
诗人在，时代兴。
理解一个时代的线索，握在诗人手里。
不记得自己曾祖父名字的诗人可能难以意识到诗是自传。总有一首诗会咏叹到他的祖上，这是关于自己从哪里来的一个记述，是自传不可或缺的一个端绪。
关于诗人的自传，这是很多当代诗人无力触及的一个现实窘境：他们浑然不知诗是自传，或者说，诗其实颠来倒去说的都是自家事。没有用不同时期的诗陆陆续续去触及自己的祖上、幼年、青年、中年经历，没有一个自传的意识，表明他们都只顾着绕着时代漩涡公转，而忘记了自个儿还在自转这个事实。
“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就是在塑造自我真实的形象，“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的就是诗对时代的介入。
山丘在五言诗中作为诗人喜爱的对象，看它在句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已不同于自由诗中的表现。当代诗人如果要在诗中表明他对山丘的热爱，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铺垫或前提，而不能作为言说的目标了，仅仅是说自己喜爱山丘还不够，还得回答为什么。
所谓自成一体，就是诗人在言事之际，总能从自己的幼年开始谈起。
家道中落了或上升了，诗如果有所提及，诗人就可谓介入了时代风云。
三十年来怎么样？四十年来又如何？五十年来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就要求每个人生阶段诗人都懂得总括性地认知自我的真实处境。
记录个人的穷困，大概也就是记录一个时代整个民生凋敝情况的缩影。
乞食，求的不是饱餐一顿，而是成了一个隐喻、替代，乞的是官职，一份正式工作，也算是为稻粱谋。如此一来，表面上是去蹭一顿饭，实际上是为自己求职所显露的乞讨状找回一个面子，寻找一个安慰。
唱和只是一种形式，写的仍然是自我的本相。
“饥来驱我去”（《乞食》）、“似为饥所驱”（《饮酒》），饥饿确实成为了一个漂亮的借口，令人同情，可以想象，但真正的原因另有来头。
对于诗人来说，永恒的驱动力只有诗。
你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四十九岁，但能找回那一年写的一首诗。
一方面是时局的变化，一方面是诗句的变化。
“国破山河在”（杜甫《春望》）既是政论诗，也是述怀诗，小我大我得到了统一。“忽值山河改”（陶渊明《拟古》）亦然。
人生的转折点，不是以一件重大时事为标志，而是从一个重要作品中得到总括。转折发生后，某个作品就变得更突出了。
明确了自我真实的形象，或者在诗学观念上意识到在诗中去描述自我真实的形象是自我实力检验的一个标准时，就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发现类似的现象和类似的作法。尤其是，人杰个个都这么干！
儿女情长，也是一首政论诗。或者说，政论诗中渗入儿女情长，会提高其品质与等级。
政论诗不是选边站这么简单，而是去探讨人们为什么要选边站，以及你自己在面临选边站这个问题时，经受着怎样的考验，在那个看似关键的时刻，你的思想轮廓是怎样形成的。
在对与错、正与反之间选一个，不如绕到背后去，或者到根源上去，探讨一下出题人是谁，以及这个选题产生的时代背景。
绕来绕去和直来直去不分高低。
一诗为里，一诗为表，只有找到这两首诗，你才了解自我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读者，在评议一名诗人的自我形象时，不能只根据某一首诗来说人家徒有其表，或者中用不中看。
一首诗包不住所有的火。
外事十载，个人一纪，基本上是同步的。更可能的是，人的心灵时间运行得要比外部环境还要快一点。
诗人要超脱他的时代，往往指的是他的心灵时间要转得更快一些。
理顺了自己思想的渊源或根基，花开花落、开花结果、因果报应诸事就看得顺眼了。
从诗人所处的时代特征、政局变迁入手去看一名诗人写作上的进展，与结合他偏爱的一些关键词的运用史来分析思想与情感上的变化，可谓是殊途同归。
诗人死心了，表明他已经脚踏实地了。
诗人晚年所预期的那个宝贵的变化、纯熟的境界，取决于他活到老写到老。没有作品，就免谈所谓的晚期风格。
诗人拥有一个晚年的创作期会使得自己有充裕的时间来呈现整个生涯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寿命更长，人生才能分段标记），并促进稍早时期所写的作品前移至一个舒适的位置上，成为一个中间状态，成为有始有终的良性判断的一个折中点，成为一个评议诗人风格进展的敞口。
一名诗人打算用一百四十首诗纵览一生，还是一千四百首诗统括一辈子，这取决于他如何看待时间的密度与纹理，以及他回应生活压力的愿望之强度。
两首诗之间的间隔期，强劲诗人是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
一辈子能写多少首诗？一名诗人大致能够预判得出，不过最佳的预判可能发生在人过半百后的某个节点上。
一个农夫在田里耕种了三年。一名诗人每年假设只能见到一次。每一次见都会有明显不同的触动。农夫变了也没变。诗人三年来并不一定对这个农夫懂得更多，但对自己懂得更多却很有可能。于是，诗中的农夫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找一个农夫当着自己的面发一通疑问或感慨，使自己成为一个诚恳接受忠告之人。受益于忠告的人，这个自我形象蛮真实的，这对于诗人的自我教化帮助不小。
成为那样的人的心愿越强烈，写好那样的人的机会越多。
前所未有的态度，换得来前所未有的写法。
怎么活下去，是不难找到人生楷模的，关键在于这个榜样的力量怎么转化为文法运行的秩序。
读者若是在某一首诗中看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陶渊明，这个变化应当对读者本人也能产生一种新颖的启示才对。
对一名诗人来说，人生大问题想明白了，明显的表现形式就在于他会在诗中开始自嘲了。
无自嘲，难蜕变。
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也需要定力才能做到。不是说不说话就等于沉默，一沉默就低一级。严格来说，不说话仅仅是沉默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最粗浅的沉默方式。站出来说话的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比沉默的人更高级、更富有正义感，将沉默从字面上理解为站在水边观望的几条黑色的狗，这就把沉默看低了，也就会相应地削弱了不沉默自身的法力与品级。沉默者有心，意识到这一点，就明白沉默的学问深着呢。
许愿的人将一枚硬币抛向水池，硬币正面说这是它的功劳，而反面沉默不语。二者同等地进入了有待实现的愿望的深渊。
想象一个沉默的陶渊明形象有助于理解他奉献给人间的为数不多的这些诗。
诗看上去是打破了沉默，在表述，在抗议，在诅咒，但是我们要好好揣摩一下诗中的沉默。
我们对不沉默的副作用的理解和对沉默的正面价值的理解有可能同样缺乏。
义愤填膺的说话者对沉默的攻击往往是挑一个沉默中的软柿子来捏。
软肋你我都有，不会因为嗓门大小而分配不均。
你没有看到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一首诗，或没有从他的一首诗中看出他的真实想法，却以为他像犬儒主义者一样的沉默无能。这就不是他的问题了。
你的反对与他对你的反对质量上是相同的。
守着二元论的一端，争来争去，争个高低，这是不理智的，你应当跳出二元论来看问题。（理智与否，这仍然是一个二元论模型。）
五柳先生似陶非陶，乃叠加效应也。
吾者负责多方面说，我负责找到人生的第一撇。
一把大火烧光了屋子，但它不会使一切重来。不必将人间的一把火，当成写诗的一个宿命。诗也不能诉说人间的一切火。火发生了，把它写进诗里就够了，没什么了不起。
火，如果不给活路，水路可能就是一种暂时的活法。
诗中的人生答案是不确定的。一首诗有一首诗的答法。或将别人的答法叠加其中。
关键时刻，还是儒家兴风作浪，摇头摆尾，绰绰有余。
“盛年不重来”，但关于盛年的回忆活灵活现。不是说盛年的一切都不会重来，而是说你得想个办法让盛年的一部分继续来到。
“求我盛年欢”，其实就是想成为一个永恒青年。
盛年不是一个整体，包含盛年的人才是一个整体。
因为没有一个比老年更后、更有后见之明的人生阶段，所以老年不是用来回忆的对象。
通过回忆所立起来的那个人的形象更趋近于整体的人的形象。
在生活中跟另外三个人说“跟我来”的效果明显逊色于在诗中这么一说。
看到别人在不恰当的地方提倡孔子，这就需要诗人写一首诗去纠正。
诗人如果在一首诗中交代责任田里获得丰收了，其实说的是双重丰收。
长安收复时是今年，再次沦陷时是次年，时事上的交叠关系就是时间上的前后变化，这就与诗人的生命节奏有关了。
南北割据时期，诗人如何想象全国统一的山河景象？换言之，活在和平时期的诗人又如何想象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乱世景象？
陆续有一些人带来关于桃花源的见闻，时来运转，一经叠加，于是生成了一个最为壮观的桃花源。
从早年到现在的遭遇的总括之诗中，如果由你来挑选，你会选自己人生经历中的哪几件事串连成一首诗？诗的减法原理会不会使当事人觉得一辈子一事无成？毕竟一个人一生没有几件事值得写入一首总括之诗中。
五十岁之后的诗人仍然有制造事端、打开人生局面的能力才好。
延迟总括之诗的来到。
当你最为熟悉的亲友都无法指出哪一首诗是你的代表作、是已写就作品中的最高明者时，你应当感到欣慰。这说明你还没有被标签化、被定型，没有被所写就的作品的名利所牵绊。
推迟一种可能性：有人用你的作品来塑造你。
吃不饱穿不暖是一件天大的事，因为它会影响一名诗人写诗的定力。
诗比天大。天是不能当饭吃的，诗也不能，但诗叫得应。诗与诗人可以相互照应，照应中产生的大与小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一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历史学家也许会穷追不舍，探个究竟。但是，诗人本人都可能忘记了写作年份。他并不觉得弄清了这个年头或者这个年头发生了什么事与这首诗衔接起来看能更好地理解一首诗。从诗中找史料，用史料喂养诗，情有可原，但绝不是妥善的办法。
诗的准确性不取决于它的落款日期。
怎么写、写什么这两个问题肯定比什么时候写的更值得优先考虑。
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的诗人作品中多多少少都会蒙上一层改朝换代的阴影。这个判断究竟在说什么呢？
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这跟他生活中经历的一件什么事有关？顺着这个思路去理解一首诗，是一种读法。但是，不妨先接受他说了什么，然后来观察接下来他会再怎么说，上下文之间是怎么衔接有序的，形成了一个怎样的闭环关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读法。
诗人特别想在诗中说一件事，也可能仅仅是过生日的一种形式。
不但完整地弄明白这首诗是不可能的，那首诗也同样如此。没有完全弄明白一首诗这种说法。如果能弄明白这首诗的文法结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昨晚写完一首诗时，我义愤填膺，冲动得很，觉得整个世界都完了，但一觉醒来，我的看法就不同了，但是我没必要再去改动那首诗。
一个籍籍无名的路人跟我说了一会儿话。让我很有去辩解一番的诉求，于是，我折回家写了一首诗。等我写完了，出门再去找这个人时，他已经不在了。我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未来的读者又怎么能找得到他呢？
几首诗放在一起，被有心人读出了一些共性。它们肯定是有共性的，至少它们出自同一名诗人。找到共性，就像找到了这些诗的灵魂，对吗？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通过一首应酬诗来判断到底有哪几个人出席了这场宴会，就是挺没劲的一件事情，而且会使得这首应酬诗也显得无精打采。
唱和之诗，有时候只需读其中一人的一首诗就够了。
与一个好朋友分别时，在堂前柳树下依依不舍，说了一些体己话，那个朋友不一定听得进我的建议。时过境迁之后，我只有对着那棵柳树一诉衷肠了。而我说给这棵柳树听的话，与我那个好朋友听不进去的话是不同的。
我想象中的友情影响着诗中那个能说会道的自我的形象。
一个朋友得意时听不进去的话失意时就听得进去了。有时，只要一看到分别时曾留意过的一棵柳树，就幡然醒悟了。诗有时候就起着柳树曾起过的作用。
儿孙们能不能写诗，继承衣钵，这个念头其实对一名诗人来说很少动起。
生前还有什么遗憾呢？来，找出一个来！将所有的遗憾通通装入其中。
202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