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欢止稚子
——陶渊明
晴看稚子浴清江
——杜甫
千里金城两稚子
——苏轼
扶行呼稚子
——陆游
盆栽植物入门
臧棣
宜家的付款台前，小小的好奇
即将惊动你的零花钱。
每一次，只要有你在，
排队的时间就会让人类的灵感
幽默得像一场显摆。
来自父亲的教育，想要不被你识破
已经很难。我变着花样，
但主要是厚着脸皮，
冒充父亲的角色里始终藏有
你的一个兄弟。你会记得
每周给它浇两次水吗？
“会的”。但标准答案应该是，
“我保证”。其实在内心深处，
我有点惭愧，我不该这么早
就让你提前熟悉承诺的语气。
“我还知道它叫瓜栗，原产墨西哥”。
好吧。经你提醒，因为叶子
太好看，它好像还属于木棉科。
你还是教育的对象吗？
假如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教育你
更多意味着教育我自己。
我爱你深到我能深深感到
你爱我其实更多，更慷慨，更无条件。
人世艰险，你却放任我
带你来到这世界上。作为回报，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只是
放纵你的好奇；鼓励你
在你的好奇中体验有什么东西
会真正出于生命的喜爱──
就如同这一回，我纵容你
买下这可爱的盆栽植物，
并诱导你迅速认出
它就是你小小的植物妹妹。
2017年8月14日
古往今来，诗人的儿子形象往往都是乏味的、模糊的，除去少年时期的顽童形象略可以写写（以对应或激发一下初为人父的中年人心境与爱力），之后就处于写无可写，甚至连借题发挥的机会都没有了的茫然境地。因为真实的儿子近在咫尺，跟在身边成长，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彼此知道得太多，反而没办法驾驭这份缺乏文学意味的父子情，仿佛一经些许抽象就容易露馅，而只能任由真实生活中父子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沉入生活的尘埃之中，直至化为乌有。（倘若是诗人在旅途中偶然邂逅的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中有可能一辈子只见一次的人子形象，他人之子，反而好写，可以调动所有的想象元素，将外在的、知之甚少的人子形象捕捉下来，跃然纸上，催人泪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儿子当成一个写作对象审慎对待，对身为人父的诗人来说，算是不大不小却又具决定性的考验。因为这是在过一关：诗是对生活真相（生命真谛）之反应。而在一整本的诗集中，乃至一生的诗篇之内，对本有的儿子不置一词，在观念上，蛮多诗人从不觉得这是一个损失与缺憾。
确实，与别人家的儿子（尤其是新闻报道中受苦受难的他人的儿子形象）不同的是，亲生儿子所造成的亲子关系实际上挑战着诗人的写作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一位诗人始终没办法将视角对准他的儿子，首先是因为他的写作观念上缺乏一个这样的位置，虚位以待他那活泼可爱的孩子。对应的就是，他没准备好怎么来描写身为人父的那个自我形象。或许就自我形象而言，他也身为人子，在描写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时会做得更好一些，但亲生儿子是一杆秤，可以称量出爸爸的付出。兼具人父与人子双重角色的诗人该如何将自己的写作主题切入到家庭伦理关系中去？切入的力量如何，儿子是能够称量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儿子被写得少或不敢写，往往对应的是他也很少去触及自己的父亲或父辈。也就是说，祖孙三代这种至亲的血缘关系付之阙如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述，乃至于诗人的自我形象无可挽回地残缺不全了。而且，儿子这样一个书写对象会随着他的成长甚至成年之后更加不具备书写的趣味而使得身为人父的诗人束手无策，再也不能在诗中动用一个字去谈论。如此一来，“父亲”这一个向上向下双方面交代的形象就从家庭伦理中缺失了。这肯定是一个遗憾。
应该明确地指出来，如果我们不敢去写自己的儿子，就是辜负了写作的时代性要求。切莫以为时代性要求就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层面的话术，而与自己的家庭没有丝毫关系。咫尺之内皆时代。带儿子去一趟菜市场所遭遇的时代性特征一点也不亚于大庭广众之下振臂一呼所带来的万众瞩目式的时代性光彩。换言之，当代诗人作品中有没有自己儿子的位置，决定着他是否敢于介入自己的时代或塑造自己处于时代潮流中的强劲诗人的自我形象。谈论他人的儿子易，描写自己的儿子难，如果有这样一种难易之别，那就表明身为诗人的这个父亲是不称职的，也不过关。即便他对时代性诉求研究得精湛无比，也无济于事，因为绕开了自己的儿子，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投机或大而无当。进一步来说，我们应当设立一个规训：每位当代诗人都至少应当在诗中谈及儿子三次。儿子这一关过不了，我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诗人在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主题时也会虚晃一枪或力不从心。具体而言，当诗人自问怎么才能抵达时代性要求或介入自己生活的时代时，第一步就是观察自己的儿子。（这当然也是在设计包含身为人父在内的自我形象。）自己的品性瞒得了外人，瞒不了自己的儿子。
很多时候我们对儿子是不满意的，这不好，那不好，浑身都是缺点，到处都是开销。好像时代的坏消息总是通过儿子这个窗口涌现出来，给人无限的焦虑。表面上看，父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很多年，但并不是都能用来进行精神上的双向交流。更何况，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不能单挑出父子这一层关系一概而论。父子之间时常处于一种无话可说的状况，往往表明生活中出现了某种不易察觉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就的冗余现象。且不说处于青春叛逆时期的儿子不断挑战父亲的权威，使得父子关系绷得太紧，当然这种紧张的父子关系确实又充满了诗意，但能够妥善描写这一时期关系的诗人真是凤毛麟角。即便往前推演至幼儿时期，儿子的童真写一次两次可能差不多，再写就算是赘述了。毕竟儿子的每一次亮相都不是仅仅成为一个被书写的审视对象，一定是通过他要带出身为人父的诗人的那个自我形象。只是说，大多数诗人并不习惯通过儿子这样一个真实的介质来见证自我形象或自我处境的某个尴尬场面，不知不觉就用别的人或事替代了本来完全可以胜任的这个儿子。只要问问诗人们儿子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回答流利，就表明他有过用儿子来衬托自我处境的写作经历。如果语焉不详，就表明他错过了儿子这一站。
儿子写不好，是因为诗人没办法处理好真实的父子关系所包含的那份与生俱来的情感。他缺乏必要的手段去对应父子情感中那份真的层次和程度。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太真实了，所以显得乏味，一点奇异色彩都没有，自己觉得无趣，更别说讲给别人听。更何况，日常可见的父子关系太常见了，乃至于一个诗人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父子关系并无什么亮点，更别说感人肺腑得能超出另一个诗人的父子关系。儿子身上所附带的那种时间刻度或历史维度往往是任其白白流失也在所不惜。大多数诗人来不及利用好儿子这样一个元素与形象，宁肯采用生命紧要关头他所遭遇的事件本身和外在环境的一草一木而罔顾儿子的成长性天然携带的见证色彩。对于那个尚未成年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作为纯消费者的儿子，诗人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亮点，能见证什么奇迹，能装饰一个怎样的复句向诗的万千读者传递出诗人所在生存环境中的焦渴和惆怅。如果仅仅是要动用儿子这样一个设计元素，诗人还有一个更佳的选项，那就是，动用他本人身为人子的这一特性，去谈论自身正站在怎样的命运十字路口。可见，真的要写儿子这样一个角色，使之成为一个主题，要趁早写，尤其是在十岁以前。先写上好几次。这个阶段稚子带给诗人更多的是慰藉。尤其是诗人未曾经历太多磨难，仍然在四十岁以内，仍属于生命的上升期，足以用强劲的生命意志抵消掉儿子形象可能带来的某种残酷的生活压力。
跟不到十岁的儿子交朋友，这一度是不惑之年的诗人要面对的一个生活主题。暂且将“父父子子”或“子不教，父之过”之类的古训抛诸脑后，竭力去成为儿子的朋友或他的一个兄弟，成不成，都能够成为一个诗学主题，都值得在诗中去写一写试一试。将儿子当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界标，以观察自身的可塑性与适应性，观察自己在家庭生活和道德伦理中所扮演的那个父亲角色的活力与弹性，这就是一个跨不过去的人生命题。初为人父时的那种兴奋劲如何持存？在儿子成长变化日益明显之时，仍能感知到对方波光粼粼中自己所投射出去的影影绰绰，那才是持久的父子伦理关系的切入点和闪光点。以儿子为圆心，父爱为圆周，请问半径是什么？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圆呢？儿子成长的活力总是要突破父亲画的那个圆，使得为父者要改变依托儿子为圆心去画圆的决心与宏图，最有可能被拖拽到一种非线性关系之中，端详父子双方持存的心理状况。儿子如果是独生子，这可能是时代政策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使得他成为一根独苗，而绝对感受不到手足之情。“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说法，年纪轻轻时的他理解不了。这时，父亲就有必要介入其中，去扮演他心目中的一个兄弟，使之体验到近似手足之情的那种亲缘关系。一个善变的父亲形象出现了双重身份的叠加，这有趣极了，这肯定是对身为诗人的父亲的一次锤炼。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父亲单方面的考虑与转变，他要去做儿子的兄弟，这是父权意志上的一次妥协和让步，主动权看似牢牢在手，但是儿子不一定会这么想。能不能做成兄弟，实现角色上的转换，儿子说了算，儿子的感受是不会掺假的。表面上看，父亲有条件也有资格在某个时候去做儿子的朋友和兄弟，但实际上总会因为他不时捡起父权的评价机制，将大好局面一下子弄得不可收拾，退回原处，打回原形，儿子还是那个儿子，父亲还是那个不变的父亲。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无论是在心智上还是在实力上，都不具备与父亲平起平坐的条件，他只能被动地接受父亲角色转变时所带来的那一份温情与无拘无束，但在他的生命体验中也随时预留了一手，随时提防着父亲在条件不利的时候，由兄弟做回了父亲，重又变得严厉而任性。反复多次，什么时候父亲变得没有耐心了，不愿意装了，孩子的形象就基本定格了。儿子形象的可写性也就寡淡了，渐渐地，父亲不再将儿子写入诗中。因为基于儿子成长变化的诗人形象的活力四射与情感输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控，最后父亲只得从儿子的生活半径中退出，而将目光施与千里之外他人的儿子或书卷中真理的儿子。
活生生的儿子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不断给父亲提出要求，具体而明确。在儿子的要求面前，身为诗人的父亲要么认可与妥协，要么反对与纠正。但往往儿子的要求不合时宜，总是遭到父亲的反对，以及反对意见中不时涌现的谆谆教诲。这个时候，父亲更像是一位老师，而不是一个可以勾肩搭背的兄弟。有福同享还谈不上，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或量入为出之类的德性教育怎么都用得上。给儿子一点挫折，这儿往往是为父者教育理念中的一个法宝。对也不对。这还只是父亲面对儿子自身要求时的一个反馈模式，进一步来说，如果儿子对父亲言行失当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父亲做得更好时，父亲情何以堪？这样的情况迟早都会面对。人子总会在某一天爆发，不但质疑父亲的权威，而且评价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与做法。虽然谈不上反噬，但儿子成为一面镜子，反鉴出为父者的处境，却是父子利益共同体所面对的严肃一课。从来如此，将儿子写入诗中，绝不仅仅是为了只让儿子看到这首诗，只限于父子二人之间的纯粹交流，而是要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心理预期。坦率地说，身为诗人的父亲就是要向世人宣告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儿子，由此可以推断出自己是怎样一个形象饱满的父亲。
被调教得乖巧听话的孩子和难以驯化的孩子，在诗意方面可能都要打个折扣。一个现实存在的真实的儿子和一个诗人基于真实儿子所想象的更完善的儿子形象，这两个儿子形象之间存在的差异正是诗人竭力去诉说与描绘的适中之子。儿子的轮廓往往出现在诗人的心理落差之中。更多的时候，诗人并不是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褒贬儿子的作为或人品，因为在他看来，儿子尚不成熟或尚未健全，仍然有较大的可塑空间。更关键的在于身为人父的自己这一端。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奇闻趣事说到底都跟父亲有关，或都涉及到父亲某种必要的筹划。父亲总是年复一年地为儿子筹划前程。把儿子这个棋子下在哪里，哪里就有值得诗人密切关注的生活转机或重点。儿子最初的出现是对应诗人作品中所需的某种时间刻度或标记，一件事发生了，不必去记具体是哪一年，只要记住事发当时儿子多大，用儿子的形象来纪年，这是顺势而为的做法。不久以后，儿子会有很多奇妙的想法，会以一个好奇的提问者形象亮相，促使身为父亲的诗人从中找到诗兴大发的主题。儿子将会用一系列问题和笨拙的行为来激发诗人的表达欲，并将他所拟定的解决方案罗列到两代人之间的基轴上来做一个品格的检验。外边的人都将不禁寻思：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形象？
足以胜任人生导师的父亲形象并不容易塑造出来。因为身为诗人的这个长者在世俗生活中，可能过得并不如意，甚至在他人看来还略显狼狈，是经济社会中的弱者。于是，在教给儿子生存之道之前，恐怕先要向儿子解释清楚父亲为何混成了或变成了当前这个样子。也就是说，站在他前面的父亲是怎么来的，要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回答。尽管当儿子还是少年，还来不及问到这个层次，但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诗人要提前想好怎么回答。于是，面对眼前八岁的儿子或可想象他已经十八岁，在那可预期的父子对视一幕中，诗人做出了回答。而这个提前十年的回答就是写给八岁儿子的一首诗。这也是对“诗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汇报”这个说法的一个注释。与真实的儿子对应的，当然是一个真实的父亲，与理想的儿子或真理的儿子对应的当然也是高尚的父亲或近乎完美的父亲。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儿子还是父亲，这两个人都可能只是真实的，不是真理在握的。面对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局面，诗完全有把握挽回颓势：通过诗中所描绘的更趋于完善的父与子的形象及其父子情，来为有时不堪忍受的残酷的真相做一次调剂，并以父与子皆未完全激活自己的潜能为由，给予双方必要的安慰。简言之，真实的父与子可以在诗中变成真理的父与子，变得更好，也过得更好，尤其是这种更好的形象会被诗允诺为父与子本身就有的潜能。
可见，身为诗人的父亲是真实的父与子之间的一座桥梁。无话不说的一对父子也好，已经话不投机的一对父子也罢，无尽的话题或无语都将线头交到诗人父亲的手里。真实的父亲率先开启了自我改造，通过将自己转化为追求真理的诗人形象而获得自省、反悔、革新的机会，并在有朝一日让真实的儿子读到这首诗，即便时隔多年，冷静下来的儿子一定能够读懂这首诗，并从中体会到两个父亲合力所塑造的那个尚未被完全激活的自己现在寓居在身体的哪一个角落。如无异常，子又有子，当真实的儿子初为人父之际、按图索骥之时，就会出现在这首早已写给他的诗中。因为他的诗人父亲已经提前至少十年写好了这首诗。这首诗的出发点最初有两个：一是以儿子的名义，见证诗人-父亲这一合体的处境；二是以父亲的名义，提前预约了时隔多年之后的一次父子相认，并大胆假设有朝一日儿子将通过弄懂这首诗——走上这座桥——而明白为父的心境。而能诠释父亲心境的就有爱，爱既在诠释父亲的心境也被父亲所诠释。父子之间这一极为重要的人伦关系凸显出了爱的意义和属性，每一次诗人父亲触及儿子这个关键，其实都在竭力地解释爱是什么、爱到底有怎样的底蕴。
不过，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自古以来，身为诗人的父亲从不寄希望于儿子也能成为一名诗人。诗人的儿子也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这个概率小之又小。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其一，子承父业在诗坛或诗学上基本不成立，即便自以为“诗是吾家事”的杜甫觉得自己有从祖父杜审言那里隔代遗传的天赋/家学，也只能活计玩到自己手里就到头了，并不能传给他的儿子或孙子，这里隐含了某种诗学的公益色彩，也就是说，诗学衣钵的传承并不能理解为祖宗基业上子子孙孙传内不传外的模式，也没有什么门户之见，诗是对见不得人的事或理的一次反诘，诗是开诚布公、坦言相告的明面上的事理，必须从同好之人中找到跨域的继承人；其二，诗学艰难困苦，做父亲的心知肚明，感慨良多，定然不忍再让儿子涉足这一趟浑水，主观上就断了念想，从不会将儿子当作诗学继承人来培养，更别说入这一行多多少少还要有一些天分，关键是父亲吃过的苦头，儿子可能还要再遭一遍罪，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诗不过两代，应当是家里揭不开锅时，诗人父亲发过暗誓的；其三，在儿子心目中身为诗人的父亲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难以成为成功学的典范与精神偶像，太了解自己的父亲，卑微、琐碎、怀才不遇、自怨自艾，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囊中羞涩，将家庭的幸福指数拖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要改变这一现况（尤其是家道中落的趋势），儿子必须对着干。
将儿子视为诗学继承人（视诗学为家学，更会令人看不到希望），只会自讨没趣，历来的经验表明诗人父亲们基本上都达成了默契，断了这样的香火念想。儿子不跟着来，不续写诗学抱负，并不是损失，放眼千里，自然会有后起之秀闻讯而来，永恒青年从未断代。如此一来，“诗是吾家事”就由表面上的诗是“吾家之事”转变为诗是“吾之家事”，也即诗是你我皆有的家事。“诗是家事/家世”的扼要意义在于，诗人首先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并且一开始要将目光集聚在家庭事务的内部，诗学的真谛对诗人人到中年的启迪就在于家事的举例说明之中。儿子形象及延伸出来的各种问题就是家事之一，什么时候能写好儿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什么时候就牢牢把握住了家事的精神内核，家事在句法中现身，诗学元气自然抖擞不已。儿子是诗人要跨过去的诸多人际关系中的一道坎。不但要对自己的儿子亲口说出所领悟的人生真谛，而且要借这基本的人伦向普天之下的年轻一代讲述诗人-父亲这一合体阅人无数的感慨，以及向诗学宝库奉送凝结着诗人心血的一根试管。家事辽阔又寥落，可说可写之处既多又少，翻来覆去想到的是家务事无处不在的冗余，柴米油盐、磕磕碰碰、鸡毛蒜皮、坛坛罐罐、生老病死、迎来送往无不在形式上侵蚀着诗人放眼寰宇的意志，如何抖落无尽世事中的风尘，一语道破冗余生活之中的生命意识，真真切切考验着诗人的智慧和耐心。诗人的荣誉从何而来？一言以概之，从生活的冗余中来。
既有自己的生活在心惊胆战地过着，也有儿子的生活正在瞩目之下徐徐展开。更别提父子二人之外广阔的生活舞台中各色人等的表演。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尽是一幕幕生活的本色与真相。说这里充满无限的冗余，是因为有些人有些事见得太多了，腻了烦了，之所以说生命意识要从生活冗余中来，既是说诗是一项实践活动，取材于生活场面，赞叹造化弄人，悲悯人世艰难，又是在说诗人作为生活汪洋的一份子，必须从乏味的冗余生活中提炼出生命强健不息的意志，向生活中的同胞传递着作为普遍的人的真情实感以及被提纯的语言精华，以回馈生活施与的压力与活力，展现一位诗人应有的诗学素养和道德情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言善矣，自家的儿子只是一个窗口，只是家事举隅。透过他，透过诗人能在诗中写及儿子这件事这个法则，可以看到人子的普遍处境，而天下苍生，莫非人子，只是时常缺失一个将他们一一放在心里看在眼里的诗人父亲。儿子们到处可见，而诗人父亲少之又少，这一不成比例的现实局限之中，“诗人何为”就不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命题，那个从人群中站出来对着儿子说话的诗人父亲来之不易，他不仅仅是对他的亲生儿子倾诉心声，而且是说给普天之下人们听的。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委婉效果，而且是可怜天下诗人心的情真意切的本分。
可见，如果有一天你在超市碰到一对父子，正当儿子倔强地非要买某个小东西不可而出现父子之间授受意义上的措辞机制的运用时，你要知道，这样的场面不仅仅是这一对父子身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而且它极有可能也在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父子之间的约定、默契使得这一个瞬间充满了情义上的无限流连，以及语法上的波光粼粼，诗意勃发的苗头不仅人父已经察觉到了，连人子也意识到他参与了这一进程。眼前的这个儿子，还只是一个少年，却已经提前成为了一位永恒青年，永久定格在父亲的心田。眼前的这个父亲，碰巧是一位诗人，父亲-诗人的合体使得发生在普普通通一间超市里的一件小事，无尽的生活冗余中的一个冗余，变得严肃活泼起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这是一个评估人生质量和生命尊严的机缘：通过儿子的言行迅疾衡量出一个父亲言行举止是否得体，乃至一位诗人谈吐之间是否实现了从生活的冗余向生命的荣誉转换的魄力。身为儿子，他应当感激诗人父亲将他写进了一首诗中，使得一家之事变成一家之言，进而成为天下之事，人同此理，一看便知。这个终将长大的儿子将以永恒青年的面貌定格于此，成为父子情的永恒见证。身为父亲，他应当感谢儿子适时出现在诗中，使得他的诗法原理不因未曾涉及家事而受人诟病，儿子协助他做了一次情义上的爆发，将生活冗余的一个常见场面一下子变成了无处不诗意的诗人格言的关键注释。
儿子的不可替代性将在某一天会促使诗人父亲注意到这一点，即便悔之已晚，也能够将定格于冥冥中的儿子形象搬出来重温。每一次谈论儿子，都可能要触碰一件心灵事件。更何况，在诗这样一个既公开又公益的层面上谈论他，就不仅仅是谈论一己之利或私人之事，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儿子也可能会反对。很明显，出现在诗中的儿子一旦生成得体的形象，羽翼丰满之际，就不纯属于一度作为创造者的父亲而能够独立于天地之间自由放飞。儿行千里，父亲的注意力跟不上了，但是诗的翅膀总能陪伴。因为人子可以不全然属于父亲，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属于诗人，之所以诗人父亲长久地隐忍不发，无非是在等待一个表述的机会，或在等待一个习惯的改变。即使一位深知利害关系的诗人并无子嗣或中年丧子，他也可以因为他人在诗中完成过一次父子对谈的描述，视同己出，心有戚戚焉，并将这首诗中诗人父亲的心境理解为感同身受的作为：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可能也会这么做。这首诗不但塑造了成长中的父子情的永恒色彩，而且神速地将生活的冗余转换为了生命的荣誉。于是，这首诗就成为了天下诗人父亲放诸掌心的一个子儿。
202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