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
[1953 年，保罗·策兰[1]将《解体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译成德文，由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出版。八年前，克莱特-科塔出版社（Klett-Cotta）再版了这本书。再版之际，《强音·文学年刊》（Akzente-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的社长让我向该杂志的读者们做一介绍。这就是本文的由来。]
重温这部三十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时，我很想能从中重觅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觅那个今已不在、已消失的故我。当时我崇拜的大神是莎士比亚和雪莱。如今莎士比亚我还在读；但雪莱就读得很少了。提起这件事，是想说明我当时醉心于哪一类诗。我的性格适合奔放的抒情诗：我当时所有的习作中都不幸地留有这种痕迹。如今还有谁会去读《心之灵》[2]那样的诗呢？可我当时却是读得津津有味的。如今雪莱那种歇斯底里的柏拉图主义我已经不喜欢了，我更偏爱简洁、冷峻和刻意的淡漠，而非任何形式的情感宣泄。我对事物的看法根本没变；改变的无非是口吻。思想实质也很少真正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达方式、表象与节奏。随着年齿日增，我越来越意识到诗歌对我并非缺之不可：是不是因为品味诗歌与精力过剩有关？如今，我越来越偏爱冷漠，偏爱简洁，靠爆发写作，这可能与厌倦有很大关系。不过，《解体概要》在当年也是一次爆发的结果。创作过程中我似乎感觉摆脱了压抑，但这种感觉并不能持续太久：所以我必须呼吸，必须爆发。当时我觉得自己非要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阐释不可，与其说是针对人，不如说是针对存在本身，我很想与它单打独斗，哪怕只是为了看看谁会获胜。坦率地说，我几乎自信能赢，而它不可能获胜。我的抱负，我的目标，我的梦想，我每时每刻的计划，都是为了逮住它，把它逼入绝境，用疯狂的推理和让人想起麦克白或基里洛夫[3]的腔调把它碾成齑粉。书的最初几章中就有一章的标题叫《反先知》（L’anti-prophète）。事实上，我的反应就像个先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项随时可以中止的使命，但仍然是使命。我在攻击先知的同时也是在攻击自己，攻击……上帝——根据我当时的原则，我们只应该关注“祂”和我们自己。所以通篇文字都像哀的美敦书一样充满了暴力的口吻（不是它应有的那种简洁，反而是冗长、啰嗦和喋喋不休的），就像对天空、对大地、对上帝或其替代品的一纸警示，简言之，就是警示万物。在这些页面绝望的愤怒中，我们会煞费苦心地寻觅一丝谦卑，一丝平静而顺从的反思，一种接受和解脱，一种微笑的听天由命，我年轻时的狂妄与疯狂，以及一种难捱的否认之快乐，就在这些页面中达到了顶峰。在否定中总诱惑我的是取代一切和所有人、成为某类造物主并支配世界的能力，仿佛祂一降临，我们就与祂合作，随后便有了加速其毁灭的权利甚至义务。否定精神的直接后果是毁灭，它对应着某种深刻的本能，对应着某种嫉妒——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肯定都会对那位众生第一人、对其地位以及祂所代表的观念和象征满怀嫉羡。可是，我跟那些神秘主义者再怎么混也无济于事，内心深处我始终属于“魔鬼”的阵营 ：既然无法跟祂的威力媲美，我至少得尽力通过自己的傲慢、尖酸、专横和任性来使自己无愧于祂。
西班牙语版《解体概要》出版后，两位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大学生问我能否在“基础”（fundamentaciôn）匮乏的条件下生活。我回答说，我从未在任何地方找到过坚实的基础，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一切，甚至是头晕。其次是不要熬夜也不要总是妄自菲薄，因为绝对的清醒与呼吸并不相容。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对自己的所知所想保持清醒，比如说始终格外在意基础匮乏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就会自杀或任由自己变成白痴。多亏某些时刻我们能忘掉真实才得以存活，因为期间我们蓄积了能量，让我们能再次面对那些真实。每当我轻视自己时，为了重拾信心，我都会告诉自己说，我毕竟已成功地以某种感知维持了自己的存在或存在的假象，很少有人能受得了这种对万物的感知。不少法国年轻人告诉我说，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节是《自动人》（L'automate），他们接受不了那种深邃。既然我没死在自己的思考之下，那么我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名斗士好了。
还有两位大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停止写作和出版作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英年早逝的，”我就是这么回答他们的。我的第一本书有个夸张的书名——《在绝望之巅》（Sur les cimes du désespoir）——是我二十一岁时用罗马尼亚语写的，同时发誓再也不写了。然后我又写了一本，又发了同样的誓。四十多年间，这一幕多次重复。为什么？因为写作——无论写多写少——帮我熬过了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表达的执迷减弱了，在写作的过程中被克服了。写作是一种奇异的放松。出版也一样。写出一本书，它就是你的生命或一部分生命，它派生于你，却不再属于你，也不再困扰你。表达让你弱化，让你变得贫乏，让你减轻内心的负担；表达让你丢掉了麻烦，表达是一种解放。它清空了你，也因此拯救了你，它让你摆脱了沉重的郁积。如果我们痛恨某人，恨不得把他干掉，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一张纸，在上面一遍遍地写某某某是个混蛋，是个恶棍，是头怪物，马上就会觉得不那么恨他了，也几乎不再想去报复他了。这差不多就是我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所干的事。我从内心深处把《解体概要》发掘出来，就是为了辱骂生命，也辱骂自己。结果嘛？我能更好地忍受自己了，也能更好地忍受生活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好自己。
这第一本书是1947年写的，写得很快，当时的书名叫《否定习作》（Exercices négatifs）。我把它拿给一位朋友看，几天后他把稿子还给我，说：“你得推倒重来。”他的建议让我很恼火，但多亏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事实上我写了四遍，因为我不希望大家认为这是个外来户写的。我的抱负无外乎是想和本地人斗一把。这种自负从何而来？我的父母只会说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还会一点儿德语，法语他们只会说你好和谢谢。几乎所有特兰西瓦尼亚人都是如此。1929年我去了布加勒斯特，开始了杂乱无章的学习生活，我发现那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在我这个只会读法语的人心里就有了一种愤懑，这种愤懑持续了很久，而且至今仍以另类形式延续，因为到了巴黎以后我始终丢不掉我的瓦拉几亚人[4]口音。所以，如果我做不到像本地人那样讲话，至少我可以试着像他们那样写作，这一定就是我潜意识中的推理，否则何以解释我的决心呢：我决心一定要和他们做得一样好，甚至——愚蠢的假设——比他们更好？
我们努力地证明自己，与自己的同类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胜过他们，这些理由都很卑鄙，说不出口，但也很执著。相反，想退缩的那种高尚愿望则难免缺乏活力，无论后悔与否，很快都会被我们抛弃。我们擅长的一切都源于混沌多疑，实际上是来自我们内心。
还想说一件事：我本来应该选择另一种语言写作而不是法语，因为我和法语的高贵气质不太搭调，与我的本性、我的恣肆、我的真实和我的痛苦都背道而驰。在我看来，法语的刻板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优雅的严谨就像是一种苦修，或者更像是囚衣与沙龙的混合体。可正是因为这种不相容，我才爱上了法语，甚至纽约的大学者埃尔文·查戈夫[5]（他和保罗·策兰一样，也生在切尔诺夫策[6]）有一天也向我吐露说，对他而言，只有用法语表达的东西才值得存在……
如今这门语言正在迅速衰落；最让我难过的是法国人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痛苦。倒是我这个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废物为这一衰落感伤。那好吧，就让伤心的我和它一起沉沦吧！
译注：[1]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本名保罗·安切尔（Paul Ants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本人则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以《死亡赋格》（Fugue de la mort）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曾获不来梅文学奖（Prix de Littérature de Brême）和德语文学大奖毕希纳奖（Prix Georg Büchner），成为继里尔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重要、最深刻影响的德语诗人。1970年在巴黎塞纳河投水自杀。
[2] 《心之灵》（Epipsychidion）是雪莱1821年发表的一首抒情长诗，诗人在这首诗中隐晦地将自己对永恒的真理和对“美”的向往内化为一种对理想化的爱情的歌颂与追求，并试图将浪漫派柏拉图主义诗学思想藉艰涩的诗歌语言表达出来，但因诗中传达出的微妙的对爱情的不贞和不确定性而被视为“雪莱诗歌中最难懂和最富争议的诗”。
[3] 基里洛夫（Kiril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iodor Dostoïevski，1821-1881）的长篇小说《群魔》（Les Démons）中的人物。
[4] 瓦拉几亚人（Valaque），又称弗拉赫人或弗拉希人，是曾经生活在中欧、东欧、东南欧的一个民族，为罗马尼亚人和阿罗蒙人（Aroumains，又称马其顿罗马尼亚人）的祖先。
[5] 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1905-2002），奥地利生物学家，犹太人，以发现“查戈夫法则”闻名，也导致DNA双螺旋形结构的发现。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
[6] 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地名，是今乌克兰西南部切尔诺夫策州的首府，历史上曾是犹太人聚居地，有“小维也纳”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