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的是，它应当是一种带有追谥属性的称号，只能用来指已故去的人；
·百读不厌，一辈子至少有一百首诗拿得出手，可圈可点；
·至少创新了一个诗歌类型或发明了一个写作范式；
·体现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自我形象，或为诗人服务于民族语言的责任提出了新的主张；
·是一个集大成者，在倍觉艰辛的创作之旅上，保持着高度的自觉性，并有良好的诗学素养，师法前代诗人良多并为后代诗人视为楷模，持久地为跃跃欲试的诗人们提供用法清单；
·写作成为一种必需，诗乃立身之本，一生之中持续写作，几乎没有中断，直至生命的终结，仍以强劲诗人自视；
·大义凛然，他塑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模式，死后三百年，声名远扬，文学地位稳定，他的诗句开始进入大众生活的口头语言之中，久而久之，并成为使用这门语言的人的文化心理与表述基础。
古代文人若在死后被官方追谥为“文正”，可谓是至高荣誉。不过，我们回头历数得到这一追谥的文人名册，就会发现其中称得上大诗人的也不见得有多少。但就追谥的属性而论，大诗人也应当理解为一种人生百年之后的纪念形式。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想打消仍然活着的诗人心心念念的那份虚荣心，而使之内心澄明，高度自觉，创作视野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得失之中。活着的诗人不应当总是悬想或设计自己怎么得一个大诗人的称号，而是回望历史在过去的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间到底有哪些诗人堪称为大诗人，将他们一一从历史长河中识别出来，这才是活着的诗人、各路健儿应尽的义务。（每一个健儿都应当自觉避开各种场合附加而来的、动机不纯的、唯有死者才配享的“大诗人”称号，甚至对于添加在“诗人”这一称谓之前的任何前缀都不予理睬也不接受。）在我看来，大诗人还有另外一个叫法：人杰。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杰是检验作品好坏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人杰与赤子、永恒青年并列为三大尺度。）中国诗人在讨论诗学水平之高低时，必须以陶渊明与杜甫作为大诗人的形象代言人，明确了这两个大诗人的形象，对于大诗人的评判条件心里大致就有了底。或可说，我们在设计评判大诗人的条件时，就是以这两个大诗人为参考依据。正所谓大诗人出大诗人的标准，大诗人判定大诗人的存在。自他们之后，历代诗人登台亮相之时，盖棺论定之际，都免不了要以这两个大诗人作品中若隐若现的诗学尺度来衡量其在诗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地位。这就是人杰所制定的标准。一位健在的诗人必须清晰地感受到千年以前的人杰正在（透过汉字的每一个气孔与间隙）注视着自己，自己的作品写得怎么样、诗学观念打开得如何，一切都已经被人杰所了解并评判，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就表明在你和大诗人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屏障，乃至于阻断了你与他们心灵沟通，人杰的千里传音也就无法获悉。
从逻辑上讲，大诗人是不能被小诗人从人海中识别出来的。换言之，大诗人往往不能被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与认可。除非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碰巧有两位实力相当的大诗人，彼此相互称量，两个姓氏构成一个组合，传为美谈。但这样的黄金搭档千年难遇。为什么说大诗人只有在他死后很多年才能被世人与学人所追认？（要注意，在这里所形成的追认绝不是指小诗人看出了大诗人的门道，这不可能，而是数百年来无数小诗人点点滴滴形成合力，才终得一睹人杰的真容。）就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构成了一个严苛的条件：大诗人只能被大诗人所认出、所评判。试想，一位已完成上百首佳作的诗人凭借其高度自觉性敏锐认识到自己的诗学水平已抵达了一个高度，他能用什么方法测算自己的这一分量呢？摆在他面前的尺度只有从他所生活的年代往前追溯上百上千年去寻找一位心仪的大诗人，用人杰的创作水准与实力来转化为一杆秤。就在这一古今较量与较劲之际，这个活着的很可能仍然被时代所漠视的默默无闻的诗人相对于他心仪的人杰来说只是一个后来者，也就是说，他俨然是检验大诗人的另外一个尺度的拥有者：永恒青年。也就是未来的时间因素。永恒青年的确是衡量杰作的一个尺度。过去几百上千年，同为这门语言的诗人终于感受到了人杰的存在与分量，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质现象：人杰测量出永恒青年的水平，而永恒青年又能够测算出人杰的分量。只不过，在这古今对话的关键时刻，活着的诗人既然领教了时间的无情与魅力，他就会欣然接受自己作为使用这门语言的诗人的命运而不去追求名声大噪。既然实力已有办法大致衡量出来，既然人杰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再也没有必要去人群中吆喝什么，或者通过人群的奖赏从人群中获得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想想吧！杰出诗人生活在他的时代，已经了解到自己的作用与地位，也懂得有可能过了几百上千年才能得到历史的认可，这样一来，他还有必要责怪他的时代有眼无珠而一肚子怨气吗？他所要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地写好每一个作品。
活着的诗人既可以通过人杰来衡量自己的实力和水平，也可以将自己委托给未来数百年间的永恒青年去评判得失。当他写出顶好的作品并隐约感觉到和人杰发挥出色的作品旗鼓相当或在同一个水准之上时，他的这种自觉意识和自估能力就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尺度：赤子。这个尺度通常情况下不能随意使用，很可能会毁了健在的诗人，使他忍不住鼓噪与哗众取宠，以所谓的大诗人自居（而给自己封顶封神，并造成自毁长城的局面）。自认为是大诗人，这已经是自制力示弱的一个表现，而且有违天条般地在人格上跌落下风。倘若这时又听到小圈子里三五知己吹捧自己的确是一位大诗人，并欣欣然接受，这就是更糟糕的一个活儿。这也违反了一个遴选准则：你的大诗人定位怎么能是比你水平更弱的一群人一下子估算出来的？你信吗？（你不觉得他们的动机不纯吗？你为何不曾事先制止他们来分一杯羹的念头呢？）如果说大诗人是外在施与的一个称谓，来自于他者或人群的肯定，有一点被动地被认为是一个何等水平的人，那么，“赤子”这个叫法传递的是一位诗人自我真实形象的确定之意志。一位健在的诗人可以赤子自视，或者以之为自我定位的一个极限，去探求赤子这一叫法所规定的身为一位诗人应该有的基本属性与为人处事的原则，或为了达到这些规定性，自我形象的塑造应该采取的措施与步骤。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名赤子？这就是现时现在的诗人应该扪心自问的第一个命题。赤子所要达到的心理准备是我该如何在诗中呈现出自我的真实形象，并无隐瞒，全然袒露。归纳出来就是一个八字诀：活得实在，说得明白。大之大者，首先在于求真存真，在于一个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于用真实的话语不断锻造自我的品性，锤炼自我的人格。倘若我在俗世生活中是一个卑微的社会小人物，该如何在诗中去呈现这一地位？如何呈现才不失之于真？仅仅是真，够了吗？又该分几步走？真的最高等级如何才能达成？身世之真，情义之真，再加上觉悟之真、语言之真，合力塑造出一个完满的自我真实形象。事实上，每位诗人身上都存有一个非分之想的自我成分，难免有一些私心杂念、人性之恶，赤子精神并不能完全将这些已属于自我的成分一概清除或遮蔽，而是尽数把握，好好端详，达成求真务实的自我意志占据上风，并将发生在自己身心地带的真与假、大与小、尊与卑的角逐情况汇报于诗：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这么一步步自我克服的，然后成为写出这首诗的在语言面前并无隐瞒与保留的一个真人。
大诗人不是成功学，而是一门死亡的学问。（说一个活着的诗人是大诗人，不是在赞美，而是在诅咒。授受双方都应保持起码的克制，切莫动了觊觎“大”的顽念。）大诗人正是在历史长河中死里逃生的人，不是通过他的肉身，而是通过他附加在语言上的灵气与情感持久地活在使用这门语言的同胞心里，换言之，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探讨了一个人何以不朽的解决之法。生前，他也许有过几次相对清晰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以及已完成的作品，可以判断自己会成为历史上的不死者，但是并不需要计较这一点，向死而生即可，在命运之神敲响丧钟之前，好端端生活，活得有滋有味。可能会有如此荒诞却又真切的一幕：死后被追认为大诗人的诗人生前曾经凝视过死亡的边界，权衡过在跨过这一边界之前自己一辈子到底做了几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时他的成功是鲜为人知的，更不可能被同时代人全然了解，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仍心存疑虑，但大致能够感受到自己朝着光明正道走了多远。既不能与同时代的人分享，又不能给家人带来实惠，这就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大诗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为自己的母语添光增彩，说出了他的同胞想说而无法说出的句子与意思。情感已经生发，但语言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诗人的失职。反过来说，在每一次情感关头，诗人都能站出来，迎头赶上，都有恰逢其时的表达，就可谓称职。大诗人生前肯定是已经取得了表达上的喜悦与成功，自己可以估算到这一步，但别人来不及获知，所以他的成功是深埋于心的一种纯粹的满足。等到人们意识到他已经取得成功时，已远隔数百年，爱莫能助，这样的成功对于改善诗人的生活与精神已不起作用，对于使用这门语言的同胞或许是永久的慰藉，对于后代诗人亦可形成一个成功者的典范，激励他们孜孜不倦地写出好作品。对于每一个健在的中国诗人来说，如果期望生前名声大噪，只要想一想诗圣杜甫生前的名气状况，就大致知道干诗人这一行该持有怎样的价值观。
死了这颗心，说的就是当代诗人不存幻想，不要期望生前获得举世公认，着重点不在于作品带来的声誉，而是作品本身，要有妥善的价值观，对待自己能力上的大小要有一种起码的自知之明，绝不是通过外在的评价、奖项、点击率、发行量来获得虚荣心的满足。诗人的立足点仍然是作品，而作品的天性是给予而不是获取。一位诗人当然要去感受大之大者，倾心于大，促使自身更为壮观与博大，但用力之处在于字里行间而不是街谈巷议。陪伴自己的母语张嘴即来，写作条件日益便捷，当代诗人现在的讲究就是排除声名评价机制的干扰，写出顶呱呱的作品，而不能任由漂浮在作品之上里三层外三层的“顶呱呱”的欢呼声来蒙蔽心智。说到底，诗人所要的仍然是索命于语言，安身于文字，而不是一副更漂亮的皮囊或一堆流光溢彩的身外之物。但也不是说，诗人不能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不能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非要过一种颠沛流离或清心寡欲的生活不可。这里所谈到的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或主次有别的命题。身为大诗人的人同样有七情六欲，有人性的弱点，有时候吝啬，有时候胆小，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之所以称之为大，就在于他有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克服的意识，并且排除万难，挤出时间，去应对语言层面存在的种种挑战与难关，并将诗学范畴所能带给一个创作者的欢愉与享乐提升到至高的层次，在这里，的确有一个极乐世界（观）。试想，当一位诗人写出顶好的作品时满心欢喜，却不能与身边的家人分享，甚至还被家人打发去集市上采购生活用品。囊中羞涩之际，仍然默念着刚刚新鲜出炉的这首诗。切莫将沉浸在创作中的喜悦与仓促应付生活成本的狼狈混为一谈。也不能将生活中的窘迫抛给喜悦中的诗人，使之产生浓烈的负疚感。这是两码事，要区分开来。这里有一份大喜，绝不能被实际生活中的平淡无奇所稀释。或许手头拮据的诗人有了刚刚写好的一首诗而不会哀叹命运不公，反而更具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艰难时刻。
我们也不要混淆大诗人和诗人这两个叫法。在诗人这个称谓之前加一个“大”字，表明了身为诗人的生命个体领会了语言的无穷魅力和从事语言工作的高度责任，时时面对自己总不能做得足够好，最佳状态的自己也离最高境界总差那么几步的困厄关头，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活着的诗人真没必要去权衡自身的分量与大小，老老实实地去写就可以。但是，要不断督促与激励自己，竭尽所能，发展出更为开阔与恢弘的视野，自我超越，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成长中（而不是吃老本）的诗人。至于能否抵达大之化境，就由不得自己了。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湍流之中，也有不少诗人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们必须为稻粱谋，养家糊口，甚至找两份工作去获得基本的生活收入，哪有时间日思夜想地去写诗。虽谈不上残酷，但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奔波操劳的诗人只是在维持身为诗人的基本属性与身份，他并没有做到最好，远远够不上大者，这不是对他的一个贬低，不是在他的诗人称谓之前加上一个“小”字锁定他。身在其中，他们当然能够感受到自己离大诗人的身位到底有多远。不是每一位诗人都能成为大诗人，这是我们理解自身天性的一个前提（但也不是止步不前的一个借口）。只不过，一日为诗人，终生思大成，这是诗人们切身感悟的人之常情。没有这一点悬念吊着胃口，一位诗人不思进取的阶段就将降临，从而将他从自己生命的最后二三十年中划去，使他竟然在人生阅历最为丰富的阶段不再是以一位强劲诗人的面目示人。因为写不动了，且不说继续成为一位诗人尚成问题，更遑论什么大诗人高高在上。一个活着的人，如果不写了，就不再是诗人了（尽管此前他写得心惊肉跳或惊心动魄，但一旦不再持续与延展，缺乏精进的势头，就只能勉强称之为前诗人），而在导致他停笔不写的众多原因之中，有一个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再也看不到大诗人的形象与轮廓了。大诗人这一形象及其召唤一旦从某位诗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就会构成一个致命的危情：此人很可能再也写不动了，无法担当诗人这个称谓了。
诗人总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世，处于从某个群体中脱离出来的状态，当他意识到大诗人的存在（并不是指自己作为一个大诗人的意识）或者杜甫是自己的同时代人时，就会有一种诗学史的意识陪伴左右，激荡心灵，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只是为了在自我的范畴之内陶冶情操，而且多多少少从自娱自乐的局限中踱步出来，能够为大者添砖加瓦，或者意识到大中有小的点点滴滴的积累。每一小步的跃进都是转变为去感受浑然天成的大者的触角。最沮丧的时候，一位诗人会觉得自己离大诗人相距甚远，靠不了他的身，摸不到他的边，却又在最佳状态中，体会到自己与大诗人融为一体，是构成大者的一个因素或条件。大者的闪光点多乎其多，而碰巧有一点跟自己有关，是自己投向其中的一束光的凝聚。细说开来就是，大的感觉绝不是大诗人所独有的，既是理解事物之真理、语言之真谛的一个逐步积累的进度，也是对那些孜孜不倦地忠心耿耿与语言打交道的诗人的召唤形式。大，就在诗人左右陪伴，总是以高于他所领悟的层级的形式不断催促他上升，只不过有的诗人只在一句诗或一行诗进而在一首诗中突然拥有了通天的本领，达成大化之境的文明，而我们通常所谓的大诗人无非是这样的经历发生的频次更高一些，或可说，他只是更擅长于把握经验运用的规律，或者更精通在怎样的地方恭候待命，方可获得诗神的青睐。大，既是一个经验值、一个概率，也是一份心气与志气，总而言之，就等同于处理人事与情感的高超能力。一般情况下，诗人觉得这样写就可以了，好像没什么再可以写的了，已经碰到了意念或能力的边界，等大诗人一出手，种种观念的障碍就像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语言还可以这样使用，视角还可以这样切换，句法还可以这样颠来倒去，文法的起起落落竟然还可以这样无穷无尽。
竟然还可以这样！这就是大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带给其他诗人作法上的别具匠心与大巧若拙，尤为可贵的是，大诗人总是慷慨地将他的意念、心得与技法不露痕迹地馈赠给诗人们，使之成为每一位进入神思状态中的诗人常用常新的法宝和看家本领。因为某些诗人使用得越来越顺手，解决问题越来越到位，而使之成为颇具个性的诗人，那些他惯常使用的技法就成为他们个个自身的禀赋，而大诗人绝不会坐收渔利，非得从中追溯出一个出身或渊源不可。见者有份，雨露均沾，大诗人已有的天资不算有，而让其他诗人分享并持有，甚至浑然不觉其中有一种秘密的赠与关系，这样的大诗人之所有才能焕发出诗学传承有序的意义，一个有顿时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诗人到手的有，何其幸哉！大诗人的天赋实际上是历朝历代天资不一的诗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辛苦苦缴纳的赋税之和，只不过在大诗人这里形成了一个宝库，列示出一份明确无误的用法清单：每一位诗人都可以从大诗人这个宝库中、这份清单中找到自己的付出或贡献。简言之，每一位诗人都能从大诗人中看到自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取之于诗人，用之于诗人，大诗人宝库中的用法清单只是在维持收支平衡而很少有更多的明显进项。仿佛我们的语言又在酝酿并等待另一份用法清单，要不然，新一代诗人就要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了。正是这种对时代之大诗人的想象，使得我们甘心情愿成为大诗人的一部分，使得我们在创作中更为纯粹、饱满，充满激情。我们在创作实践中所使用的工具与方法很可能都源自大诗人宝库中的那份用法清单，也就是说，大诗人已经产生了，我们正受益于他，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我们暗忖我们的时代也应当产生一位大诗人，他是我们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的一个成果。在我们历尽沧桑的创作之后，应当有一个大诗人的硕果累累的形象才是，既是因又是果，我们介于已然的大诗人与未然的大诗人之间，以赤子的形象瞻前顾后、处心积虑，既塑造着自身，也设计着大诗人的轮廓。
大诗人心目中的大最有可能是指集大成者。后代诗人说起集大成者都知道指的就是杜甫，这是一个不二人选。那么，杜甫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塑造出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形象呢？在他的诗学宝库中存放的那份用法清单不仅是在他所处时代以前的历代诗人诗学观念的详细说明与条分缕析，而且是他本人不断思考与实践形成的方法体系。他肯定是一位多面手，而且不满足于单一风格的把握与定型。如果说有的诗人追求较早地形成个人的独特声音（以便与同时代其他诗人明显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诗学观念模型，那么，杜甫对此心存疑虑与警觉，在他看来，屈指可数的独特作法所形成的声音与形象算不上高难度的挑战，他要做的就是跟各种可能性与独特性打交道，将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凡响的作法习性与观念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使之变得平实朴素，就好像是任何创作者都可以亲力亲为的家务事，从而在用法清单上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勾选项目。大诗人就是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将那些本不为多数人所掌握的作法观念与理解途径变成了家常便饭，随时供给饥肠辘辘的诗人各取所需。大诗人举重若轻地将艰涩的作法观念通过具体可见的一个个作品改造得触手可及，既降低了写作入门的难度，同时又对新入行的诗人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要超越一个大诗人，谈何容易；要成为另一个集大成者，谈何容易！如果你以单一风格闻名于诗坛，只能算是一个类型诗人，而不能称之为大，尤其是写了大半辈子，都是在一种单调的风格中兜圈子，成为了风格化的诗人，这就有一点点不幸的感觉，并不值得沾沾自喜，反而离大诗人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大诗人不但在自己的头脑里储存了条目繁多的一份用法清单，而且在已完成的作品中随时都可以跃起一份用法清单，供人借鉴。与独特的诗人或风格化诗人不同的是，大诗人从不以风格的缔造者和产权占有者的名义在用法清单上签名，既然他已经掌握并运用了诸多作法，观念已蔚为壮观，就没必要争名夺利，大象无形，他已悄无声息地内化为不可完成的用法清单本身，被历代诗人所共享。
大诗人的凛然大义也是“大”的一个关键注释。诗之正义不妨借用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迩远多识”来理解与比对。大诗人以身作则，告诉历代诗人除了要掌握一份用法清单之外，还要探究诗有何作用，为了写好诗，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甚至更进一步追查诗人为什么要揣摩诗有什么用这一类的问题。大诗人知道诗的分寸感：对事、对人、对语言分别可以产生怎样的作用与影响，个人承担着何等程度的责任。诗可以精湛而深邃地探寻应对万事万物的作法观念，但仍然能够感觉到自身的局限性与边界。就事论事也好，知人论世也好，对语言的承诺也好，大诗人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干好这个活，就明白在这三个方面诗有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件时事发生了，诗人有一个怎样的态度，他又会如何在诗中阐明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每个时代对诗人提出的最起码的介入要求（而且不知不觉诗人本身也觉得这是当仁不让的一个责任）：成为一个在场者，成为一个代言人与见证人，对一件事进行毫不含糊的剖析。反复多次之后，诗人就会发现事情背后的那些人或某个人的品格与情感才是问题的关键，才是诗需要瞄准的目标。如何更懂得人心？如何塑造出人的形象？如何揭示生存法则与生存之道？这些问题也会跳上诗人的桌面，吸引他大部分注意力。诗人并不要刻意着重于事情的起因、追究事情幕后“看不见的手”，就事件中当事人的处境与命运而论，结合一贯以来人性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足以形成工作的重点，而不致偏离正轨。大诗人抓紧了他人的命运图景，又抓紧时间描绘出自我真实形象。至关重要的一步又在于，他总是能从人的命运轨迹上跳转到语言的发展脉络上去，通过观察人的种种表现来总结语言在人群中、在当代社会洪流之中发生了怎样的骤变，用法上出现了怎样的增量。总而言之，大诗人时刻关切的是，使用同一门语言的人正在发生什么事？（以及这个问题的两个变形：出事的人或当事人正在怎样使用语言？被语言讲述的事件中到底是一些怎样的人？）
202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