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第1版。
如果你已不年轻,要尽快脱离圈子。在圈子里待得太久了,好逸恶劳的倾向就会产生,而且很容易生成两种自我矮化的低级心理:一种是嫉妒,一种是狡辩。
我们总是一下子就看出事物的全貌(或全貌一下子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但要表述出来,必须一步步来,而且内心影像又会跟所谓的真实存在产生必要偏离。
文学主题从没有标准答案,无所谓对错。但诗人经常犯错却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每回他都要问问:这是什么样的谬误?自己又错在哪儿?
有的人能从……中得出结论。请君入瓮:根据自己的秉性填空。
理解水的作用容易,理解水的原则却很难。
一棵树同时看上去既是强劲的又是脆弱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嘲是诗学意识散发的第一步。
下山途中遇见两个人。他们正要往山顶走。一个人说:“山顶有一棵大树。”另一个说:“不可能有。”看来是两个新人。我忍不住对第一个人说:“多大才算大?”又对第二个人说:“改变山顶的含义,你就能获得想要的答案。”
打感情牌的人正强打着精神。
平庸的人无法发现一个他者。发现自己平庸的人是通过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来达成的,这一发现极有可能使之超凡脱俗。
等你自己碰到困难去做祈祷的时候,才晓得祈祷有什么用。
有人给你讲了一个道理,但你并不会虚心接受,当那是耳边风。但后来在一次祈祷中,你突然发现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祈祷。
你祈祷的并不是失而复得,而是得了再得。
诗,尚不能说服旁人,诗学散文更别提。以说服人为出发点的作品令人堪忧。
不存说服人的妄想,诗才拥有一身正气。
当我一心想着一桩事时,母亲突然走到跟前来搭话,谈起一位亲戚的近况。我从自己的世界中探出头来,和母亲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又回到最初一门心思想着的那一档子事中去。母亲丝毫不会介意。我也心无芥蒂。如换作旁人,就不是这个效果。
上了年纪以后,看到戏剧中的爱情,就知道那对甜蜜的情侣表演的其实是一种匮乏。
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个真理往往是作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提,不是用它来和我们所见到的外部真理比权量力。我们的这个真理往往是后来才被我们所发现,并不是人生一开始就显露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阅人无数的尺度,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往往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一种给我们带来恩惠的外部真理,尽管后来我们发现自己也有这东西。
雄辩的光彩都被雄辩者给占有了。往往是我们从雄辩的场合中出来后,头脑里只记得那个光芒四射的雄辩者了。
河流太会讲道理了,看上去更像是一条路,比起旱路来更富有教训人的做派。它至少会讲三个道理:其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二,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其三,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对于诗人来说,置之于首位的东西,要么是诗的第一行该怎么写(诗怎么开头),要么是弄清楚诗究竟是什么(诗怎么才会变得更重要)。
我们写一部著作时所发现的最后那件事,就是( )。如果这是个填空题,你问人工智能ChatGPT得到的答案,很可能逊色于帕斯卡尔给我们的。
我们给那么多东西划定的次序或标明的同心圆看上去是那么一回事,好像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但是自然规定了它们彼此并不能相互包容,它们每一个心有怨言,只是我们听不见。
有的诗行是文字的不同排列,有的则是不同意义的排列,有的是不同效果的排列。
不会只有你想到的那个意义,而是随时随地都有一张意义的清单。
雄辩是以达到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为目的,舍此以外,只是口舌之争而已。在诗中描述一个雄辩者的形象必须以实际碰到的这样一个角色为蓝本,而不能纯然想象一次雄辩的发生,要不然,这里谈论的就不是雄辩者,而是一种雄辩的模拟效果。
现实生活中要比书面世界更少一些雄辩的场合和雄辩者。雄辩是一种历史的回忆/回音。
与一扇窗户对称的也许并不是另一扇窗户,更不是故意设计的一扇假窗户,可能是关于对称的准则、观念和效用。也就是说,一扇窗户可以与一个关于对称的理念对称起来。
对称可以在广度、高度和深度,甚至温度等方面展开。
相似性和互补性带来的对称,都只限于广度方面。词性上的对称则有一点点向高度与深度进发的意思。
趣味高级的人阅读一本书时,一开始能发现一个普遍的人、一个凡人,或者说一个人的普遍性色彩,但随后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个高人、能人、人中龙凤、有个性的人。
删繁就简的实践中处处弥漫着判断力的气息。误判并不会使之停下脚步。
西塞罗的崇拜者可能娶了蒙田的一个粉丝为妻。不同风格的眷恋者可以结为夫妻。
喜悦是一种关系,美也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头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天性。
树立一个好典型的思路不是从无穷无尽的坏典型那里反其道而行之。
一首诗看起来是何等之可笑,但它的原型或所仿效的典型并不一定也可笑。
几何学之美得包括证明,医药学之美得包括治疗,那么,诗歌之美都包括些什么呢?至少它得包括真情实感。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诗人的标志都太肤浅。除非他们有能力激活自己心底(人皆有之)的那个诗人形象予以对照。
在大街上,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猜出某一个人是诗人,这并不算罕见的本领,除非还能猜出他是家里的老几。
诗人应该是无形的,普通人亦如此。理想的状况是,你走进山林里叫不出每一棵树的名字。
诗人是现实生活中的试金石。
想想看,说你的一个邻居是一位诗人和是一个儿子,二者相比有何差别?
既是诗人,又是诚恳的人,谈何容易!
当一位诗人说他的写作是为了达成自我澄清、自我认识的目的时,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个掩饰,他肯定不只是为了自己,但碍于那个场合上的气氛,他不便明说他的写作足以利人。
如果你自己已是一个发光体,就不必时时刻刻提醒别人注意这一点。
你的邻居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怎么自夸都没用。但如果他听别人提起你,赞扬你,就有可能迅速扭转自己的看法。
一个人说得好是因为场合和人群炙暖了他,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本来没有的东西或破碎不堪的东西突然成为了一个有模有样的谈资。但他不一定写得好,毕竟写这样一个动作的发生总是远远避开了人群,取暖的方式大不相同。
“是……而不是……”的句法结构越是烧脑、绕口,越有趣,也越严肃活泼。其实烧脑的也不是句法结构,它明摆在那里,简单明了。烧脑的是使用者塞进去的两样东西。
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总是也只能处于两个极端之间那个称之为中道的状态之中。
我们无法感觉极端,更无法忍受极端。我们在一个适中的地方徘徊并度过一生。
一个跛脚的人对我们说,他的跛脚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内心的跛脚却看不见。这个似乎在哪儿听过的说法还是会使我们觉得难为情。
一个令人憎恶的自我形象会使人猛然记起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一件事交付给另一个人去判断,紧接着又通过另一件事去试探他的判断原则,去影响他的判断。影响与否,都会令我们不安。
一个人次要的才智得到别人当面赞扬时,会觉得对方说的是反话。
房间里摆放一个人的两座雕像,后来拿走其中一座。剩下的那一座总觉得会少了点什么,变得不完整了。
一个人和他的全身照片,是两回事,差别太大。
在同一个小区,你可以不必关心一个人,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这个人与你一起出现在某一个公共场合,同在人群中,你就会开始注意他,关心他的表现。
做了(比如一件好事),自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这怎么能忍受得了?忍受力的评判定出人之尊卑。
如果一份虚荣不能打动你,吸引你,那不是虚荣有什么问题,而是它的分量还不足。
当你觉得自己可悲时,只有找到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才可能溜之大吉。
我们无法设计自己的忧虑,但可以设计自己的无忧无虑。
我们要有古人那种优雅的心境,一个作品写出后,一整天、一整月、一整年都没有一个同时代人谈起它,没有丝毫反应,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甚至都不算事。作品的天性是给予,你要用这个观念来慰藉自己。
一个无神论者到不了无神论到不了的地方。
上帝是诗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不是诗人,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它,我愿抛弃所有。”一个人说。另一人说:“抛弃它,你将得到整个世界。”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记得“抛弃”这个重音词。
不仅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仪式,而且还要看仪式接下来会怎么做、怎么运转,之中最大得益者是谁。
我们总有办法借助上帝的关系将人分成三种。
一个本地人当着你的面说,本地最虔诚的信徒是他的一个邻居,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其实你也有最好的时刻,但你不能当面说出来。
当有人说奇迹会坚定他的信心时,你就知道他的说法无可挑剔,因为奇迹是永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无可兑现。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不算奇迹。
被否认过的理智才拿得出手。
我们一切的推理都止步于情感。
我们每个人的心只有一颗,但我们在很多场合用到的心只是这颗心的影子。而我们的心在怎样的光照条件下会产生影子,从来不会去追究。
更有强力的一伙人中没有一个能在绳索上跳舞。
受人尊敬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孩时的玩伴中去过一关。
一个人的德行不应该以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辛劳来衡量,而是以诸如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过得自不自在、(如果他写诗,)在诗中能不能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来衡量。
根本没有可以保留完整思想或者获得完整思想的办法。
思想降临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的只是它降临的形式,把它当成一个消息来看待。充其量写到它为何降临,而对于它是什么有什么,只是一知半解。
思想逃逸之后,紧迫的并不是准备去写这番逃逸,而是认清自己的脆弱与虚无。
我们的时代缺的是一个诗学思想家,而不是其他。
谦卑本不可谈论,尤其是难以想象一个谦卑的人谦卑地去谈论它。
矫饰着自己的人无法做到谦卑。
填空:除了( )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是好的。面对这道题,我只能保持中庸的立场。
一个人的论点如果看似正确,而相反的说法也有可能正确,你就不必急于肯定他,更没必要急于去说服他。但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先肯定他为真理一辩的气势与出发点的原则。
可悲的人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可悲,却不能再进一步认识到之所以可悲。认识不到自己可悲的人,只是别人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可悲。
可悲与可爱只有一步之遥。
一匹马绝不会羡慕它的同伴,人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人宣称他认识了自己的可悲,觉得很光荣。这就是他之所以可悲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作恶多端,但很少会说一个人作善多端,因为善几乎是唯一无二的。
最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发现、描述那种始终在引我们上升的无法压抑的本能(的形式与频率)。可悲之极点,大抵如此,说到底我们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悲欢交替,物极必反,就在这一念之间。
一个具体而言的可悲之处会把我们将可悲笼统言之的看法击得粉碎。可悲总是经不起总括。
别跟正可悲着的人说有一种他自己无法压抑的本能在引他上升。这太矫情。
人的愚妄是常态,要么是这样的愚妄,要么不这样而是那样的愚妄。
受够了辩证法的来回推演,能不能来一点别的套路?
所有的手段徒劳无功之后,想想看,你还可以向谁伸出手去?
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白菜的地位。不过,在这个单句中,将白菜换成韭菜也成立。
人的本性会是一个点,一经丧失,就再也找不回来。(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可以通过寻找得到的对象,它与寻找无缘。)此后,它遍地开花,无一准点,时时刻刻到处所见的都只是本性的影子。
本性既失,本性的解释就大行其道。
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原有位置,走入歧途,就再也找不回本原。寻找,还是放弃,将成为一生的主题。
其他树都不是这棵树。说这话的人是想说什么呢?
爬上高树的人认为其他人都是低能儿。砍掉这棵树之后,他才发现生活中除了树还有其他高不可攀的事物。
真理会叫你灵魂出窍。
当我们使用“真正的”这个词,说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时,强调的是一种知识而非洞见(如果不是为了加强语气)。
如果要给恶的酵素列一张清单,比如说出其中七个名字,你会怎么说?
当我们问自己“还能做什么”时,表明我们并没有开始行动。并不是已经先做了一件事情,然后等待吩咐做下一件事。只要我们已经行动,行动本身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没听说一个人怜悯一个不幸的人会因此付出代价。
没有一个人会怎么怎么样,这种一刀切的句法结构乍听上去是意气用事,却让人一时难以应对。
每位诗人都要发明一个这样的自我形象:谦卑地坐在一条河的上游。
诗人以精神为目的,智者以正义为目的。两人碰到一起,都试探性地想在对方的目的中分一杯羹。
如果有三件事同时发生,诗人要做的就是追随其中的一种罢了。
哲学家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探索生命的真谛,而诗人在竭尽所能地发明一个自我真实形象。
幸福在哪里?有人说,既不在我们的身外,也不在我们的身内。它到底在哪里?只要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容器或载具,全部的幸福肯定就装不下。
一个人向众人说道:“你们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众人愤愤不平,反问他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知道的是,他说出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会被怒火冲天的大众反驳得体无完肤。
处于一个不是的位置上,看到了是并理解了它。我能做到这一点,却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假如我看见了奇迹,我就会皈依。”他把“皈依”说得如此轻松,好像一点也不比“看见”更难,而且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地让自己付诸皈依。如果有人反驳他“只有先皈依了才能看见奇迹”,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无礼、野蛮,有一点逞口舌之利?
让我们想象一个房间里充满了诗句吧。
恨自己的一只手。这是“只恨自己”这一忠告的个别表示。锁定了自己恨的范畴,观察自我形象的转化,这不就是一首诗的端绪吗?
我们生来就是不义的,因为人人都在趋向自己而不是趋向普遍的东西。何以为证?诗为证。
指出我们无能的人,其实同时已把补救之道交给了我们。
真正的诗人要比诗人更高级吗?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真正的”这个词来修饰诗人?当你的一个朋友当众以“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介绍你时,你作何感想?
你不但要成为诗人,而且要成为真正的诗人。你能同时成为这两个角色吗?还是只能二选一?
一个地方来了一位诗人。但有人说他不是真正的诗人。这是指他的品行有缺,还是实力不济?
不是虔敬来之不易,而是自身之中固然存在的不虔敬去之不易。
祈祷的目的有三:找到因果关系,找到归宿,找到行动的名义。
意识到自己的卑贱之余,就不可能总待在这里面。
认识谁会成为一个转折,使我们从此之后既发现事物的全貌,又发现自身的独特?
上山途中先后碰到两个人。第一个人说山上只有树,第二个人说山上只有鸟。幸好碰到了两个人两种不同的说法,使得登顶之旅既充满好奇又做足了心理准备。
当一个人说他发现了一条真理时,你可以问他(在真理与他之间的)居间者是谁。如果他答不出来,可以初步断定他的真理是有瑕疵的。
居间者不但引领我们认识了万物之主,而且使我们加深了自我的认识。
一个自认为卑微的人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乞求他帮助的人。在那一刻,他不是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比他更卑微的人而窃喜,而是感觉到了自己有可能并不卑微的逆转带来的慰藉。
一位诗人正在模仿戏剧中一个巨人的说话方式,高声念着巨人的台词。突然,他听见母亲朝他走来了。匆忙之中,他已经忘了词,也不好意思继续演下去了。
一位朋友正处于忧伤之中,处于最大的痛苦之中,却关起门来,不让任何人接近他。这个时候最好的安慰方式是,你也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做一次祈祷(祈祷的主题不一定要和你的朋友相关)。祈祷所花的时间如果与这位朋友独自神伤的时间等长,你就能通过自己的祈祷体察到你的朋友的苦心和忧伤,也能慰藉身为朋友的良苦用心。
不要拿自己跟别人去比,也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去比。人比人,气死人。只要是跟别人去比较,要么你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可憎的人,要么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憎的人。
我们不配,这可能只是我们全部的蒙昧之中第一个结论。
蒙蔽一些人和照亮一些人看起来有所不公,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蒙蔽和照亮所遵循的原理问题。如果你非要问个明白不可,只是知道一个人被蒙蔽不是永远的状态就够了。
如果得到一张钞票之前必须在其上抄录一条真理,估计有人就会放弃钞票多多益善的想法。
见证的性质使人孤独。
荷马同时代人的无尽沉默使得荷马所写的作品成为了历史。
象征性的东西,一旦引发了论战,就表明它已经过分了。
象征一开始就给定了,但由于我们脆弱的缘故,我们妄图通过改变它的释义来改变它。
在仁爱之前止步的都变成了象征。
有人领悟了真理,但说出来的却是象征。
谈论一个先知,如果有明显的好处,热诚就随之而来。
预言明天会下雨和预言明天谁会遭报应可以掺杂在一起,为的是使遭报应的预言变得更可观更具体,即使真的没有兑现,也可以归因于下了雨,而下雨的预言如果兑现了,可以增强遭报应的预言兑现的概率,并且使得下雨这件事充满了因果律的意味,如果下雨不能兑现,就再简单不过了,不会有人揪住不放,也就不会有人嘲笑预言谁会遭报应的人怎么说得不灵。
预言一颗种子会发芽,与预言一颗种子不会发芽,其实是同一条预言。当预言者选择种子发不发芽来表明自己的预言能力时,说明他遭受了信任危机,同时产生了自我怀疑。
预言不是抛一枚硬币,做一个二选一的概率游戏。
自从凯撒成为王之后,王的定义就很难改变了。
玩转了预言,才能玩转因果律。
被选作基石的这块石头被选中之前,是人们登山时的一块拦路石。
一棵树能看出人的贫富,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一点,那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注意到。
真理始终在一般的意见中间,日复一日,不声不响。
说精神光辉,人们可能无精打采,不感兴趣;但如果说精神财富,人们可能会突然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来听。
阿基米德的显赫,这是他生前没有想到的,但即使他想到过,当时心灵也不会有任何涟漪。
阿基米德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他是几何学王国的国王。朋友们都笑他,他自己也觉得好笑。笑了就笑了,过一阵子全然忘了。
仁爱再小,五脏俱全。
上帝才能很好地谈上帝,诗人才能很好地谈诗人。
一棵树苗被种下去的时候,种树人对它说的话,即使它长大了也不会忘记。
一个人看到有人夸大奇迹的作用时,他站出来说:蒙田反对过奇迹。后来他看到有人反对奇迹的时候,又站出来说:蒙田赞成过奇迹。
一个人走夜路时发现了一个奇迹,却惊恐万分。此后,每当听到有人谈起奇迹时,他都想起这令人恐怖的一个夜晚。
以奇迹来见证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正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们总是更相信奇迹。没有奇迹,就没有最后的正义。奇迹不常有,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日子里,可谴责的或必遭天谴的事情随处可见。
没有奇迹,只有爱。这是相信奇迹的人才会说的话。
那个弥留之际仍没有等来想象中的奇迹的人很想修改一下奇迹的定义。
奇迹如果没有发生,那就做好心理准备,用“奇迹般地”来造一个令人宽慰的句子吧。
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人过世了。后来,人们发现他竟然写了一千多首诗。这真是一个奇迹。
对于身处绝境中的人用得最多的宽慰话就是:“你要相信奇迹!”说这话的人不一定有切身体验过奇迹的经验。
奇迹徘徊在人们中间却不为人所认识。
一位诗人说他在写一首诗时想到了并部分用到了真人真事的材料,写作时思路就不再是散作一团,而是聚焦于一点,能感觉到有明显的写头了。
一个苹果既可以造就奇迹,也可以不造就。
一个人因为他厌恶的人相信世上有奇迹,于是就不相信世上有奇迹。这件事与奇迹无关。
用奇迹来证明一件事的人总会感觉到气馁,除非他开始意识到用爱来证明一个道理。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反复说并不会使之稀释,也不能将它均匀地分配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座诸君一方面会想他说的是真是假,另一方面会奢望类似的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
不光是听那个自称见证了奇迹的人说了什么,而且要看奇迹降临之后他做了什么。
奇迹的发生如果看不到,那可以看奇迹发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不是所有的奇迹都带给人希望。所以祈祷时,要特别强调一下你要的是哪一种奇迹。
奇迹的发生不是为了选出一个幸运儿,而是为了证明这个世上有幸运儿这么一回事。
一个人许愿时不能把奇迹当成一个愿望。但也不是说谁都不可以这样做。怎样的人可以这样做呢?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去许愿,许愿之行本身变成了一个奇迹。
母亲看电视剧时因一个好人深陷囹圄而忧心忡忡。儿子为了安慰她,就告诉她好人命不该绝,这个人后来不是做了什么官什么事,历史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吗?甭担心!
歪脖子树上的真理不一定比笔直的树上更少。
热爱真理的人当众流下了热泪,这时在场的人就不好意思再问他为何热爱这个真理而不是那个。
人们喜欢实惠和确定性,但也喜欢奇迹的不确定性。
除了排除法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人安心。
讨人喜欢的或然性取消不了令人憎恶的或然性。
不能只从流泪的人中寻找忏悔者。
20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