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秉元《孟子章句讲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
一个问题回答以后，提问人不继续问，就不必继续答。答无所依，就不是一个好答案或好的答题人。这不仅仅关乎师道尊严，也涉及时机问题。等到也有人不解时，再给一个解释就够了。有问必答，不问不答，要保持答这一环节的纯粹性与被动性。
一个答案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第二个答案已经停在舌根，已经明了言下之意，只需提问人触发第二问。如果没有等来第二问，这个所谓的第二个答案就没有着落，只能烂在心里。
我知道他私下里问的意思，也知道他会把我的答词告诉别人。但他也应当知道我一环扣一环的答法精神。问的人动机不纯，自然会使问答进展受阻。
本该有那么一问，本该也有那么一答。但历史往往不会走到这一步。即使绕开那么一问，而直接给出那么一答，也不见得能改变历史。
问题没有进行下去，是因为提问人只需要一个答案。甚至他预感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不尽如人意。
绕得开提问题的人，但绕不开人的问题。
同一个周公，不同的看周公的角度与进度。
如果你认为圣人知与不知都处于不利的境地，你不要替圣人捏一把汗（可能是你自己想多了），也不应用圣人某个所谓的破绽来替自己的不足之处找个说辞（圣人才不愿意做你的挡箭牌），他只需要凭借“过则改之”就远胜于你所有的心理准备。
有过错，别人看得见，改了它，别人也看见了，“过则改之”发生得那么平顺，乃至于觉得圣人好像没有犯什么错。
问题不是圣人会怎么做，而是你在怎么做。自己做不到、到不了，不能把圣人拉下马来陪着自己。最有趣的是，不要以为能把圣人拉下马而沾沾自喜，其实圣人正下马陪着你同行，你却没见着。
找一个中间人问话或带话，中间人听到的话，不管是理直气壮还是尖酸刻薄，再难听也不会情绪沸腾，把原话带回去即可，经过中间人的转述，可能会更通顺、妥帖，也多了回旋的余地，除非中间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不像一个中间人的样子。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不只是商人，还包括政客、诗人。无非是要盘算清楚自己所有的是什么，所无又所求的是什么。其中之易亦有三义：或交易，或变易，或不易也。
合则留之，不合则去之。不能占着一个位置，忘记了这个位置的用意，使得一个人空转为一个位置而失去了心智。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带来的好处不应当盖过这个人本身能够带来的好处。如果分不清好处到底是人带来的还是人所处的位置带来的，不如试一试离开这个位置，看看好处会怎样产生出来。
一个人对他人的启发不是因为他占据了一个位置而格外有灵感或有效，而是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位置（供养或把持），他都能散发出自己的光亮。
我不会因为离你更近，说的话就更灵，离你太远，就再也不能对你有丝毫帮助。
你可以在靠近你的位置上安排一个新人，给他足够多的机会展示他的才干。而我不论远近，总有办法将我要说的话传到你的耳边。
没有留客的决心，就没有留客的最好办法。
不是我不想留下来，而是你没有聪明的办法促使我留下来。使我留下来的那根弦，你都弹不响，我留下来又有何益呢？
留与不留不是问题，怎么留下来才是关键。
不是我在拒绝你，而是你确实没有想到办法留下我，实际上，是你在持续地拒绝我。
被人拒绝和主动拒绝一个人，除了心理上的别扭，还有什么不同吗？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是多大的口气，又是多么重的担子。这个世界剔除我之后与增加我之后有什么不同？这个反问或自我形象辨认的前提是“如果需要平治天下”，但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就不需要我站出来。事实上孟子站出来了，但并没有达到平治天下的效果。世界平不平治，都不曾舍弃一个我。
意识到自己得天独厚或某件事非我不可，这是再开心不过的事情了，一切的烦恼都会荡涤干净。
在我与谁的博弈中，想象我会如何胜出，这是一位强劲诗人的必修课。
当孟子的同时代人模仿他的口气说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时，孟子很快就意识到这句话存在的纰漏，它可有可能被当成心灵鸡汤反复使用到每一个时代的漩涡之中去。
是一个开开心心离去，而不是一个去意彷徨的孟子给了永恒青年无限的安慰。
孟子的开心释怀在欲与不欲的两可之间，在人能与天对话之时。
想走却一时走不了，肯定有走不了的原因和讲究。不是不想走，而是走的时机不对，也不合乎情理和道义。但走的意愿并没有丧失，无非是等一个走的机会而已。
当走与留这两个想法同时生成时，就非走不可了，就更倾向于要走了。
当他人怀疑自己的言论或学说时，你要告诉他你没有变，你所秉持的道理和方法是一致的。而当这个人感受到你所秉持的道理和方法是一致时，你又要告诉他你为了促成自我的更新与变化，正在采取怎样的措施。
诗人可以做到的，读者也可以做到。诗人理解到的层级，读者也可以抵达。所以，世上并没有什么完全晦涩的诗。
你不来见我，我也是这样说，你来见我，我也不会说别的，我仍然会这么说。
见面时听得稀里糊涂、半信半疑，回去时就会不一样。
想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有为者，就能理解或随之达至历史上其他有为者的层级。
“三年之丧”这等大事可谓是上行下效，“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说服了上面的人，有了操作要领，一个得体的观念就能够得到相当范围的执行了，风化天下也就有了一个实例。
孟子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带话人：就这么做。这样做是对的。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首先自己要坚定，并且有理有据，有章可循，让对方照做时不会觉得底气不足，带话人也就丝毫不能损耗发话人最初涌现的那股正气。
话说了，也带到了，也照做了。一个流程下来，正气流淌其中。
治国之道既在又不在《诗经》之中，但一定在充分理解《诗经》并运用它的人手中。
关键时候，《诗经》总能帮上忙。它能使一句话更富有纹理，一个道理更为流畅得体，一个人讲的建议更加眉清目秀、落落大方。
恒心从何而来？从恒产中来，从对恒产的预判中来，从恒产何以来中来，从话赶话必须要有那么一句漂亮话、实在话的文法运动中来。
井田之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项政策无不遵循此理。
“此其大略也。”——孟子所言甚是。构想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构想出于这一人，而实践可能出于其他人。各行其是，各负其责。
贤者与百姓同吃同住，可一时而不可一世也。因为贤者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做百姓做不到的事。
贤者必然会从同吃同住的无差别中走出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关键的一步。这一出走也造成了名分上的差异。前后之别、上下之别、劳心劳力之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耕种之外还有他事。功夫在耕种之外。
耕种有可能演变成产业链中的其中一环，并因更多环节的出现而虚弱其地位。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自然明了事有大小之分，人有能力高下之别。
事有轻重缓急，人有尊卑贤愚。只要意识到这一分别的存在，就不可逆转地参与到对这一存在的改造活动之中去，再也回不到最初毫无分别的混沌状态。
人人有别，这也是诗人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
心力之别有之，劳心劳力之别亦有之。
明显与自己见解有较大分歧的人，可以不见他。只需要托人把自己的话带给他。这种带话的形式最为妥帖，彼此均有一个掂量、沉思的过程。
有时因为找不到称职的中间人、带话人，两个意见不合的人就失去了联系，谁也不待见谁。
在听了别人的一番讲解之后，心悦诚服，就可以说这人的的确确在教我怎么做人，而且要敢于将这话毫不掩饰地说出来，托中间人把话带给那个人。
因为的的确确通过一番话，通过一个勤快的中间人转来转去，终于启发了另外一个一开始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件启事留存于世，并以一个人心悦诚服的形象收尾最好。
万物参差不齐，必有参差的诗意。
同一个人，前一次被当成贱工，后一次被当成良工。前后有别的形象对应的是当事人不同的心境和事态发展的不同进度。因为心态不同，或贱或良，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找工作时，可能会受一点委屈，但和可能施展的抱负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有那么一点成功的概率，就不如去试一试。但这是孟子并不同意的做法。这里所说的概率实际上有一种功利心、侥幸心。（万一不能施展抱负呢？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该怎么办？）非其招不往也才是正道。第一步千万不要迈错了，要不然会使自己变成一个不正直的人、苟且的人，就再也没有可能使别人也正直起来。
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这是一个三分法模型。得志与不得志，这是一个二分法说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又是一个三分法。
景春所举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的典范，用的是举隅法，而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需符合“三不能”原则或标准，谈到的是评判尺度。自此以后，大丈夫就不局限于庙堂之上，也不仅限于相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威风凛凛的位置上。
少跟我来拿知名度唬人，我心中自有度量的法则。
“大丈夫”之称谓对应的是人之非凡潜能。现在的关键是，要具体说明是哪几种潜能。尤其要指明的是，这几种潜能分别对应着怎样的天敌。
耕田的农夫形象的确是万能的类比法的另一端。
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做法得不得体，只要放到他身为人子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就一目了然。
找一个中间人来培养或消磨一下矜持心理是非常必要的。矜持不是直接给到你想见的那个人面前，而是让他借助中间人能够想象到你的矜持。
从诗的运营角度来看，你打算去见一个人，但你并不可能找到一个中间人带话，但在诗里，你可以虚构出一个中间人来，从他这个角度来描绘自我的处境与真实形象。
你事先的那股心气或者领悟到的真谛要经得起中间人转来转去，几番消磨，而不会一下子消耗殆尽，没了底气。
即使一位亲戚下午来看过你，本来没有提到跟诗有关的任何话题，但他走后，你完全可以将他虚构为一个诗学主题中的一位提问者、一个带话人，就好像是他拧开了诗学水龙头，而你趁势侃侃而谈，沿波讨源。
这么做，过不过分？不要去直接回答过还是不过，而是给出过或不过的一个判断尺度。这么做合不合理？这个问题亦然。
一口饭从哪里来？从农夫那里来。从农田与农业中来。士子怎么可以吃到这口饭呢？是去做农夫，还是拿什么东西和农户去交换？士子用来交换的到底是什么呢？
诗人写诗的目的不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换一些钱粮。他的动机绝不在吃这一生理需求方面，要不然诗的境界也只能止步于吃的动机所对应的层次上了。
诗人本质上是一个立言者（媲美于立德者与立功者）。食功而非食志，通过改造民族语言获得某种功绩而得到他理应得到的那份奖赏，到头来吃得心安理得，吃嘛嘛香。绝不是首先为了吃而去写作。
杰出诗人写诗饿得肚子咕咕叫，不是他这个做法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评估机制出了问题。
人们分不清在同时代饿肚子的诗人中谁是杰出的，谁是平庸的，只能等同视之。
只有平庸的诗人才会把自己饿肚子的原因归咎于诗。
因为听闻有的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却过得不怎么样，甚至饿肚子，才让更多的投机分子从一开始就望而却步，不敢涉足诗的领域。
揣着肚子来写诗，估计写不出什么美妙的作品。
杰出诗人的肚子里另有一副九曲回肠。
如果写诗是为了混吃等喝，那就没必要绕圈子，放弃诗直接去干一点农活也好，赚点钱，来得直接，也不会讨人嫌。
小国行王政，有汤这一先例。的确给了孟子无限的底气。但当时之小国欲行而未行，孟子只能叹其未行，并推想行之愿景。谆谆教诲，估计同时代人半信半疑。
有先例可循，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且不论王政到底为何物，行与不行两个选项所构成的句法结构也熠熠生辉。
每一个将信将疑的话题中都有一场及时雨。
以小胜大，靠的只是胆识吗？
何惧之有？问出这个问题其实就表明不必惧怕对方是因为可以设想出有哪些相应的措施。孟子给的参考答案是王政。只是没有小国愿意一试，孟子只能说了又说。小国即使要去行王政，执行过程中又可能走样变调，变成了伪王政。
于齐得齐，于楚得楚。
咻之者众，傅之者一。
求齐不得齐，为何？未置身其中也。置身齐中，耳目皆齐，不可得而得矣。
齐从齐中来，胜过齐从楚中出。
塑造宋王的不止一个薛居州，不止这样一个师傅。同时在塑造薛居州的那些力量也在塑造宋王。薛居州不可一人贪功。
在哪里塑造一个人和怎么塑造一个人，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
见，还是不见？这是一个问题。主动去见，还是被动等着来见？这也是一个问题。
召之即往，这种见面的方法，给多少见面礼都填补不了心中最初的丧失。
见有很多种。百闻不如一见是其一。是一个人被别人终于得见了。是被动地被人看见了真身。好像非得当面一见，才能增长见识。对于去见一个神人的人来说，他太想一睹真容，近距离地一探虚实，仿佛已经做好了聆听教诲的心理准备，届时不要大失所望才好。
可以不见，那就不见。眼不见心不烦，甚是。止于不见，甚是。
打比方、举例子，最容易说服人，但关键是好的例子不会不请自来。如果问题怎么都说不过去，例子就无所谓好与更好，俯拾即是。因为在这里说不通，在其他所有地方也就说不通，其他方面的例子不请自来（来轮转为何说不通）。
每个道理或诗的每个主题在精确阐述之前，都可以虚构一个人参与其中的故事，或叠加说话人本身生命中的一个经历。
反对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在于原话奉回。将他所说的一大通话中的几个关键短句摘录出来，送还给他即可。或者虚构一个故事，让故事中的人说和他一样的话。
所有对人的劝告都不来自于自己之口，而来自于自己所讲故事中另外人一个人的口中。这样的劝说效果会更妥当一些。
“以待来年”的表态很容易被“何待来年”的决心所震慑。
说到底，自己提出的一个观点，只要用反问句式，将这个观点重说一遍，就可以估摸着自己到底有几成把握。
税法的道理、国事的难处都可以用一只鸡来说清楚。
你看到的是一个好辩者，孟子看到的却是一个追求好方向的自我形象。
如果人们洞察到孟子在辩论中的不得已，这场辩论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天下大乱，辩论丛生。
好的辩论者不是站在另一方另一端分庭抗礼，而是为之假想另一方另一端，折中言之。
圣人之道会随圣人殒没而衰落。准确地说，圣人之道会因为圣人的殒没而随之以一种衰败的形式固存于世，道并未衰亡，衰亡的是使用此道的人。
世道衰微，更见用法清单之萧瑟。
有知我者与不知我者之分，亦有知我者与罪我者之别。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样的句法结构很容易引发拆解的兴趣。听闻者都想问：折中的办法在哪里？
杨墨之道与孔子之道构成了对立关系吗？是你死我活，此起彼伏的关系吗？孟子在这里明显加重了语气，给外人一种好辩的作风。
杨氏无君，墨氏无父。这种否定性判断就是想施以重拳，一语中的，以达到正人心之快效。
杨墨之道通行天下，必有养育其学说之沃土，孟子意识到必须能言善辩，方可从语言层面息邪说、放淫辞。语言上的问题要从语言上做根本的削弱与根除。
彼之时，要拒杨墨之徒千里之外，何其难矣。孟子自述“不得已也”，作为儒家继承人，不得不挺身而出，担当大任。
三圣人（大禹、周公、孔子）之徒，这是孟子给自己描绘的一个真实自我形象。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廉洁的人，除了要看这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实例、做法，还要看这些例证生成的逻辑、推演的后续表现。
廉不廉洁，仍然可以纳入义与不义（或真义与假义）的讨论范畴之中。
精致于廉的外在形式，而打通不了廉的内在关联，所得非廉也。
认为这样做不廉，那样做才是廉。或这里没有廉，那里才有廉。这样那样、这里那里，真的有如此迥异的差别吗？
碰到疑难杂症，蚯蚓总是能够扮演一条绝妙的引文，引人入胜，替人解忧。
为了廉而廉，犹如为了义而义，都是追求表面功夫，沽名钓誉有之。
廉洁的形式有很多种，但自认为廉洁的人可能选择了最容易上手的那一种。
廉洁到了顶点，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真正的廉洁。
时代之巨擘有时候不得不表现出如此这般的廉洁，骑虎难下，不得不为之，不得不如此为之。
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这种在兄弟之间划定明确界限的做法确实使得其中以廉洁自居的一方形象尤为醒目。一旦制造了这样一条界限，就再也没办法弥合它，跨过它。
不是说一概不要住的地方，一概不要吃来路不明的东西，而是强调不住在哥哥家里，不吃母亲杀的鹅，住还是要住，吃还是要吃，就是生怕至亲之人让自己不怎么廉洁了，或有损自己的廉洁形象。这样做就太有表演性质了。
廉洁一旦成为一种洁癖，成为一个士子最明显的人格特征，就有可能遮蔽义的光彩与能量了。只知廉不知义，要廉何用？
绝对之廉，终在义外也，自绝于义外。
以己之廉彰显兄长之不廉，这未免太任性了，太把廉洁当成明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了。太拿廉洁当回事了。
观一人廉洁与否，观他人议论此人廉洁与否，观自己如何理解一人之廉洁，如此三观，正可谓知人论世也。
不以……不以……不以——这样的排比所构成的句法结构既是列出清单，也是寻求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论进度，落脚点就是在最后一个“不以”的步态上。
先王之道，正乃诗学上的人杰之法。
丘陵、川泽之间自有高下之别。
惟仁者宜在高位。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断论，是对不仁而在高位的纠正，是正负之间的一次较量。
孟子所设想的居高位者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笼统的人、普遍的人。仁者就是笼统而言的一个人。
不是去创建一个别开生面的王道，仅仅是遵循先王之道就很了不起。先王之道已经包含未来之道，这样一个观点，孟子怎么才能说动他的同时代人？
孟子所言“圣人，人伦之至也”，换作诗学上来说即是“人杰（之作），诗之至高标准也”。
蛇有蛇道，鸟有鸟道，道道皆被人杰看在眼里。
对于一位诗人而言，眼前之景无非二道：写与不写而已矣。
“……不仁，不保……”——这样的句式中，关键元素的可替代性，你考虑过没有？
有时句式生成的势能远超过逻辑产生的效力。
诗无达诂，仁亦如此。
不知所得者何物，不知所求者为何，皆可反求诸己。向内求，而非向外求。
万般所求皆为身正。
求自己，可以任何时候开始。求别人往往选不对时机。
求可求于身正，求难求于身外。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经难验的本。
一己之身，万物之本。
此家非彼家，或谓之人家，或谓之门派，或谓之各类组织。
万事开头难，难在得罪人。
小德与小不同。小德致力于有，小则倾向于无。
什么情况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例证或说法。这就是诗能够发挥并许诺给出的作用。你没找到，要么是你没去找，要么你记性不好。
可与不可，仁与不仁，皆在两可之中，也在相互转化之中。
仁与不仁，皆在本性之中，早有安排，为人人各取所需也。
不仁向仁的转化之中，需依赖言说的力量。外力作为刺激，内求作为依托。
仁的好处已经言明，摆在眼前，逻辑自洽，取与不取而已矣。
无需出门去寻找一个高人跟你谈天说地。听听孟子怎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逻辑和内心中纯然之气的由来，你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为何要得民心的道理讲清楚了，机智的人马上就要接着问：如何得民心？
水就下，这是重力法则、万有引力所致，这是看得见的。民归仁，这是看不见的，就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水就下所造成的观感或理性判断如何就能推断出民心所归的去向，并一定会去到仁所在的地方？
仁之所在，亦是万有引力之所在。
仁有先天之仁，也有后天之仁。先天之仁，亦是万有引力，预存于世，却不为人知。后天之仁，为一人之力所发现、经营，并最终为绝大多数人所识别，摩肩接踵，陆续而来。届时，后天之仁重归先天之仁，合二为一。
苟为不畜，终身不得。所畜即所得，所得大于所畜。
整个的人，甚至整个的人类，都可以住在仁这座房子里。而仁这座房子又可以坐落或分布在每一个人的人心中。
房子面前的那条正路，人人都看得清。人的种种做法中，哪一种最为仁义，人人都看得清。
当你做好了准备谈一些精彩的观点时，对方的表现却让你没办法谈下去，只好什么也不说，这时，你就会发现坐在你对面的正是一个自暴自弃者。
身不由己，已近自弃。
条条道路通仁义，条条道路通人心。即便是断头路也是如此。
迩远之间，道忽隐忽现。
近在咫尺的道弄明白了，远天远地的道也就可以求了。怕就怕总以为道在远方，而在方寸之地心浮气躁、坐立不安。
道有千姿百态，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千百，得其一二，亦可通达所有。
不出户，知天下。天下之道，可在户牖之间检视。
迩之事父，既是道，又是诗。
如要求道，道必从千里之外闻讯赶来。
我之迩，即是他人之远，迩远相对，道义绵延。
人人皆有亲，人人皆有道。亲中有诗，道中亦有诗。
邻人无道，道亦可从中来。邻人得道，道道皆诗意。
可在灌木丛里求道，亦可在蓝天白云中求道。不拘于一格，不拘于一地。随处可求，随时可求。得道者即诗人也，即诗人之道也。
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