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地 译①
濮波 校
只在临近二十世纪中叶时②，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才普遍不乐意地蓦然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可以直接受到那些复杂精致而令人费解的哲学书的影响。他们的面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私生活，开始依赖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在原则上尚处于争论中的决定。对于那些东西，他们以前从没有留意过。在人们眼中，哲学家总是一类空想家，他们的呓语谵言对现实没什么影响。普通人即使曾经接触过哲学，也把它看做完全不切实际的和无用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智力高度发达的著作的出现，也就很容易被视为只不过多了一种毫无新意的消遣而已。只有少数的个人明白，这一普遍冷漠的状况的起因，以及很可能导致的后果。
1932年，华沙出现过一本奇特的书。它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题为《永不餍足》，作者是斯坦尼斯拉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③，是一名画家、作家和哲学家。他建构了一个类似于莱布尼兹单子说的哲学体系。一如他的早期小说《永别了，秋天》呈现的那样，他的语言深奥难解，充斥着生造的新词；色情场景的残忍描写，与连篇累牍的关于胡塞尔、卡尔纳普和其他当代哲学家的讨论交替出现。而且，读者老是搞不清作者究竟是严肃的还是在开玩笑；同样地，小说的主题似乎是一种纯粹的幻想。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波兰，在不远的将来甚或当时的某个时期，也即二十世纪三十、四十或五十年代。它描绘的社会群体，是一些音乐家、画家、哲学家、贵族，和高级军官们。整部小说充溢了对腐败的研究，诸如那些疯狂的、不协和的音乐，性变态，滥用麻醉剂，虚无缥缈的思想，对天主教的虚假皈依，以及精神变态者的复杂个性。而这一颓废盛行的时代，正值西方文明受到据说来自东方的一支“中-蒙军队”的威胁之时，这支军队统治着自太平洋绵延至波罗的海的所有领土。
维特凯维奇的主人公们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找不到意义。这种腐败和虚无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国度。就在那时，一大群贩卖“穆尔提-丙药丸”的猎鹰人出现在城市。穆尔提-丙，曾是一个蒙古哲学家，他在发明一种传播“生命哲学”的有组织的方法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穆尔提-丙“生命哲学”建构了“中-蒙军队”的精神力量，药丸包含了“生命哲学”极其简缩的形式。据说一个服用了这种药丸的人会彻头彻尾被改变。他会变得安详而幸福。在此之前他与之斗争的人生或哲学问题，服药之后会突然变得肤浅和不再重要。他会对那些继续被此类问题困扰的人们报以宽容的微笑。最矫揉造作的，是所有那些与无法解决的本体论困境有关的问题。而一个吞服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对于任何形而上的关怀都变得无动于衷。当人们徒劳地在形式上寻找平息他们精神饥渴的必要条件，艺术就在过度中衰落，这对于他而言只是背时的蠢行。他不再认为“中-蒙军队”的逼近对他自己的文明而言是一种悲剧。他生活在同胞们中间，感觉自己像一个健康的人被一群疯子包围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采用这种穆尔提-丙疗法，而他们服药后的平静，与他们紧张不安的处境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简述一下小说的结尾：战争爆发，导致西方军队遭遇东方敌军。恰在一场大战前的决定性时刻，西方军队的首领向敌人投降了；作为交易，他被斩首，尽管是以极度光荣的方式。东方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穆尔提-丙主义”的新生活开始了。曾经被哲学上的“不餍足”所折磨的小说的主人公们，现在进入为新社会服务的行列。他们谱写进行曲和颂歌，再也不写作以前那种刺耳的音乐。他们也不画以前的抽象画了，转而制作有社会实用性的图画。但是，因为不能完全摆脱以前的个性，他们都得了精神分裂症。
关于小说我就说这么多。作者经常表达他的一个信念：宗教、哲学和艺术正走向末日。然而他发现生活中如果没有它们那生活就毫无价值。1939年9月17日，当得知苏联红军已越过波兰东部边境④，他吞服佛罗拿安眠药并割腕自杀。
今天，遍及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维特凯维奇创造的幻景正在最微小事物的细节上得到应验。或许，阳光、泥土的气息、每天小小的欢乐，和工作带来的遗忘，能缓解几分这一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在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人们形成了一种固见：即你必须做出一种非彼即此的选择。一个人必须要么死亡（肉体的或精神的），要么根据预先规定的模式（也即服用穆尔提-丙药丸）重新做人。西方国家的人们常倾向于以“武力和强制”这样的词汇来考量那些被归顺国家的命运。其实这是错误的。比起人们日常经历的恐惧，以及对苦难和肉体毁灭的逃逸向往，人们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对于和谐和幸福的永恒渴望。像维特凯维奇那样始终如一，且从来不服从所谓辩证法的这类人的命运，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警告。我们可以想象，在城市大街上，他对灵魂内在流亡的可怕阴影管窥一切——他们与世界势不两立，绝缘于社会活动，被仇恨腐蚀。
为明白一个作家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处境，你必须为他的活动寻找理由，并询问他是如何维持内心的平衡的。不管怎么说，“新信仰”为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比起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穆尔提-丙”对于知识分子更具诱惑力。知识分子像一只飞蛾，“新信仰”是他围着旋舞的烛光。最后，为了人类的荣耀，他将自己投入火焰。我们一定不要轻视这种自我献祭的渴望。历次宗教战争期间，热血在欧洲涌流；今天的知识分子加入“新信仰”的行列，是在为那个欧洲传统偿还债务。在这里，比起纯粹的暴力和强制，我们关注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将抓住那些基本的人性渴望，并试图说清它们，仿佛人能够真正分析人的热血和肉体本身似的。如果我试着描述为什么人们会成为革命者，我既不会言辞滔滔，也不会克制隐晦。我承认，我非常钦佩那些与邪恶战斗的人，不管他们对目标和手段的选择正确与否。无论如何，我将勾勒那些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们，虽然事实上他们是被迫改造的，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们新近获得的热忱和积极性。
我相信，几个关键的概念就可以让我们明白他们为何接受穆尔提-丙：
空虚感 维特凯维奇所描绘的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宗教作为一种力量已不复存在。确实，宗教长期以来已丧失了对人的精神的支配，不仅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在其他政体中也一样。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大脑越是长久地被神学上的问题所纠缠，就越有可能以谈论特定宗教的方式来思考整个社会有机体。所有与人们积极相关的事情都参照它，并用它的术语来讨论。但那属于一个行将没落的时代。我们以轻松的步伐来到了一个公共思想系统匮乏的年代，这一思想能够把收割牧草的农民，钻研形式逻辑的学生，和在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机修工联合起来。在这种匮乏中，产生出了一种压抑着“文化创造者”的痛苦的分离感和抽象化。无论如何，宗教已经被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已迷失于外行人越来越不可理解的领域之中。维特凯维奇的主人公们关于胡塞尔的讨论，几乎不能引起甚至超过平均教育水平线之读者的兴趣；而从另一层面看，农民与教会保持义务关系，也只是出于感情和习俗。音乐，绘画和诗歌，成了对绝大多数人完全陌生的事物。关于艺术将取代宗教的理论发展起来了：“形而上的感觉”将在“纯粹形式的凝缩”中得到表达；而且这样一种形式即将开始统治内容。
“被离间”的知识分子极其渴望从属于大众。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为了试图平息它，相当多曾经指望从德国或意大利获得灵感的知识分子，如今已皈依于“新信仰”。实际上，右翼极权主义表演的政治节目异常贫乏。它提供的仅有满足感，来自于集体的“温暖”——人以群计、红脸膛、呼喊口号时张大的嘴、游行、挥舞着棍棒的臂膀——但很少理智上的满足。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信条，还是对于外国人的仇恨，以及自身民族传统的美化，都不能抹去这样的感觉：整个节目只是即兴拼凑起来以应付暂时的问题的。但“穆尔提-丙”则不同，它提供科学基础。同时，它废弃所有过去的历史残余：后康德哲学，因为它疏离于人的生活而变得声名狼藉；艺术，是为了这些人设计的：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不敢承认通过色彩和声音的并置去寻找“绝对”，只是某种胆怯的、毫无效果的思想；还有农民们半是奇迹半是宗教色彩的精神状态——这些东西都被一个单一的体系，观念的单一语言所替代。出版公司雇佣的卡车司机和电梯操作工现在阅读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正如公司的主任和提供手稿的作家们一样。在一般的层面上，一个上白班的体力劳动者和一个历史学家能达到同一个理解层次。显然，他们在智力水平上存在的差异，并不小于一位中世纪神学家与一名乡村铁匠之间的区别。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世性的；精神上巨大的分裂被彻底抹杀了。辩证唯物主义已联合了每一个人，哲学（就是辩证法）再一次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将生活仅仅奉献给一种强制性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人们的重要东西——孩子的面包和牛奶，自身的幸福和安全——凭靠其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正开始受到尊重。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有用的”。他在银行或邮局上班挣钱，利用业余的空隙时间思考和写作，现在在世界上找到了正当的用武之地。他被社会重新启用。相反，曾经认为他只是无足轻重、盲目无知的那些人——企业家、贵族、商人，被剥夺了地位。他们找到一份衣帽间侍者这样的工作，拿着从前雇员的大衣，就够高兴的了。而在战前的日子里，他们会这样议论他：“他好像是搞写作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把个人抱负的满足看得过于简单，它们至少是社会有用性的看得见的外在标志，是被社会承认的象征，这种承认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归属感。
荒谬
形而上学的动因可以彻底改变人们的政治观点，虽然人们不常谈论，但这样的动因确实存在，我们能够在一些最敏感和聪明的人身上观察到。让我们想象一下座落于某个国家的某座城市的某一个春天的日子，类似于维特凯维奇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他的一个主人公正在散步。他被我们可以称之为“荒谬的吸力”的东西折磨着：一路上所经过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无意义的喧闹，笑声，对金钱的追逐，动物一样乏味的消遣的意义是什么？稍微用一点智力，他就能轻易将路过的人分成各种类型；他能猜测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习性，和他们耽迷的事物。一个闪逝的瞬息，即已揭示出他们的童年、成年和老年，然后，他们彻底消失。优先对某位特定的路人作纯粹生理学上的研究而忽略另一位，是无意义的。如果你看穿了这些人脑子里所想的，你将从中发现十足的愚蠢。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样的事实：生活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他们身处的历史构造的一部分——他们的职业，服装，手势和表情，他们的信条和观念。他们是惰性力量的化身，是每一个个体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幻想的牺牲品。如果说，这些事物中至少有灵魂：教会的教导，或莱布尼兹的单子！但这些信仰也已经毁灭。余留下来的，是对于四分五裂的生活图像的厌恶，是对于孤立每一种生命现象（比如吃饭、喝酒、穿衣、挣钱、私通）之思维方式的厌恶。而超越这些东西的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状态应该持续下去吗？为何应该持续下去？这些问题，几乎与众所周知的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是同义语。
让一个新人起来，他不屈从于世界，他将彻底改变它。让他创造一个历史结构，而不是顺服于它的奴役。只有这样他才能赎回他的生理性生存方式的荒谬。一个人必须通过暴力和受苦的途径，去迫使自己明白这些道理。他为什么不应该受苦呢？他应该受苦。他为什么就不能像粪肥一样被使用呢？只要他依然邪恶和愚蠢？如果知识分子必须体验思想的剧痛，他为什么要把这份痛苦出让给别人？他为什么要包庇至今还在举杯、狂笑、狼吞虎咽，开着空洞的玩笑并发现生活很美好的那种人？
看到对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心态的人的迫害，知识分子高兴得两眼闪光。当他曾不得不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而且，当似乎没有办法跳出生死轮回圈，这种快意对于自己感受到的屈辱而言，也是一种丰厚的回馈了。现在，当看到知识界被革命的罗网捕捉，还不习惯严峻冷酷的思考，他体验到了瞬间的全然迷醉。农民们，隐藏积攒的钱财并收听外国电台，期望一场战争将会把他们从集体化中拯救出来，当然不是他的盟友。然而他是热心肠的好人，他是人类的朋友，但不是与现有的人类做朋友，而是与应该成为的人类做朋友。他与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审判官并没有完全不同；然而，后者严刑拷打人的肉体，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个体的灵魂，“新信仰”的知识分子则正为全人类的救赎而努力工作。
必要性 知识分子的主要性格，是他恐惧于思考自己。他不仅仅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是恐惧于贫瘠，恐惧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贫困”。让我们承认，一个人只不过是被“历史的缪斯”指挥着的管弦乐队中的某件乐器。只有在这个语境中，他所制造的注解才有某种意义。否则，即使他最辉煌的独奏，也只不过成了自视高雅者的消遣而已。
我们不关注一个人如何找到勇气反抗大多数人的问题。我们关注的问题要心酸得多：一个作家能否在那一条真实的河流——他活力的源泉来自于这条河流与历史规律和现实动力学的协和一致——之外很好地写作？里尔克的诗歌也许很好，而如果他的诗歌真是好的，意味着在他的时代必定有其作品得以产生的理由。沉思的诗歌，比如里尔克这样的，从未出现在人民民主政权下，不仅因为这类诗歌难以出版，更因为作家写作这类诗歌的冲动已从根本上遭到摧毁。写作这样的诗歌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而我谈到的知识分子，不是那种相信为书桌“抽屉文学”写作的人。他诅咒审查制度，对它感到绝望，并要求出版的关怀。而同时，他极度怀疑未经许可就出版印刷的文学。他自己取得的出版许可，并不意味着编辑欣赏他著作艺术上的优点，也不意味着他期望它受大众的喜爱。那一纸出版许可，仅仅是作者用科学的精确性反映出了现实转变的一个符号。斯大林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反映，而且指导了这场转变。它产生了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境况：人在这种状况中不复思考和写作，除非出于必需。他接受这一“必须”，因为有价值的事物不能存在于它的界限之外：于此埋伏着辩证法的利爪！作家向这一“必须”屈服，不仅仅因为担心自己受到皮肉之苦，他担心更为珍贵的东西——他的作品的重要性。他相信，“哲学思维”的冷僻蹊径，会把人引向不同程度的书写狂。每一个被辩证法的利爪掌控的人被迫承认：没有来自权威的嘉许和支持的个人哲学家的思考，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人全部的努力必须顺从指定路线的指引，没有一个观点可以让他安顿下来。
相比于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的威力，国家机器的压力几乎微乎其微。我在波兰参加过艺术家代表大会，会上首次讨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听众们对于提交指定报告的主讲人的态度，显然怀有敌意。每个人都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官方强加的理论，将导致糟糕透顶的结果，像苏联艺术所证实的那样。企图激起讨论的努力失败了。听众们保持沉默。但是，总有一位勇敢的艺术家会发起攻击，话语中充满克制的嘲讽。这时，全体听众沉默，但明显在支持他。如往常一样，他总是被更有权力者的论证，以及后者对不守规矩者将来事业前途的实际恐吓所压倒。给出了如此令人信服的论点，再加上这种恐吓后，个人发生转变是必然的：那简直是数学般的确定。
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听众们脸上的表情也并非完全清晰可辨，因为，人们掩饰自己真实感觉的技巧已相当完备。虽然如此，你还是可以察觉到情感的持续波动：愤怒，恐惧，惊愕，怀疑，和最终的沉思。我有这样的印象：我正参与着一场大众催眠的示范。这些人事后在走廊里可以大笑，可以开玩笑。但是，捕鱼的鱼叉已经击中目标，从今往后，无论这些大鱼游到哪里，他们身上将总是携带着它。我相信讲话人的辩证法无懈可击吗？是的，只要没有方法论的根本性的讨论。那些在场的艺术家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这种讨论做过准备。或许会有关于黑格尔的辩论，而画家和作家们不是黑格尔的读者群。再说了，即使某人真想开始关于黑格尔的辩论，他也得闭嘴，因为这种讨论只允许——即使那时，也得提心吊胆——在党的高层内进行。
这些艺术家代表大会，揭示了理论装备精良的辩证学家和他的那些对手们之间的不平等。两者之间的较量，很像一个步兵和一辆坦克之间的决斗。并非每一个辩证学家都如此聪明，都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但他所有的措辞，都是被大师们及其评论家们积累的思想丰富着的。如果他说的每一个句子都简洁有效，这并非他自己的功劳，而应归功于他研究过的那些经典。而他的听众是毫无防备的。他们的确会求助于源自他们生活观察的论点的支持，但是，这样的论点，像任何对于基本方法论的质疑一样，支持者寥寥。在遍及欧洲整个皈依地区的职业机构，以及俱乐部、工厂、办公大楼和乡村小棚屋的青年团体的数不胜数的会议上，辩证学家磨合着大众。在这些场合，他们无疑是脱颖而出的胜利者。
作家或画家怀疑抵抗的智慧，这并不奇怪。如果他确信反对官方路线的艺术能拥有持久价值，他或许不会迟疑。他或许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干一些更加琐碎乏味的工作来谋生，空余时间写作或绘画，从不为出版或展览作品担忧。但他相信，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将是贫乏的，而他的判断也没有大错。正如我们谈到，作家艺术家曾经熟悉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对于认识艺术作品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如我们所知，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包括作家的读者群，接触它的可能性，总体的氛围，而最首要的，是不自觉地主观掌握的自由。“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写作，”一位年轻的波兰诗人向我承认，“我自己的思想之河有这么多支流，我几乎很难拦住其中的一条，这时，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泛滥而来。我抓住一个短语，来到了诗思的中途，而我已将它提交给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我想象X或Y将对此批评些什么，于是我修改了结尾。”
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正是这种主观的萎靡和无能，使得知识分子确信，只有一种方法论是正确的。每一件事都证明它是正确的。辩证法：我预言这所房子将燃烧；然后我给火炉浇上汽油，房子烧起来了，我的预言实现了。辩证法：我预言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协调的作品将毫无价值；然后我将艺术家置于这种作品毫无价值的境况下，我的预言又实现了。
让我们拿诗歌来举例。显然，具有政治意味的诗歌是有的。抒情诗在一定条件下被允许存在。但它必须是：（1）安详的；（2）杜绝一切可能擅自冒犯已被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成分（实际上这一条涉及到对人的天性，和对朋友、家庭的感触的描写）；（3）易懂的。因为不允许在他的诗行中思想，诗人会自动倾向于完善他的形式，他就会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者。
不仅仅人民民主政权下的文学和绘画向知识分子证明了：事情不可能有另一种样子。渗透自西方的新闻，还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西方的世界就是维特凯维奇小说中的世界。在那里，美学和哲学上的畸变正在无限繁殖：徒弟模仿徒弟，过去模仿过去。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从未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似的。东欧知识分子族群了解二战中的生活，但认为它只是不值得回顾的过去了的一个阶段。即使新的问题如此压抑，以致于足以让许多人崩溃，但起码这些问题是当代的。而心智的原则和清晰的责任感无疑珍贵。真正优秀的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著作被忽视。出了名的，只是那些“民主主义者”的新名字——一个关于非异端分子的婉转托词而已。简言之，关于所有痛苦的酬报，就是确定无疑地臣服于一个被征服的新世界，即使那世界远不如它的宣传机器迫使人们相信的那样，几乎总是这般惬意和欢乐。
成功 神秘笼罩着远方政治中心——莫斯科——的高层决策的政治运动。人们压低嗓音谈论着重要的大人物。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地域，整个整个的民族能够消失得无影无踪。军队的人数已增至数百上千万。恐怖发挥着社会效用，且卓有成效。哲学家统治着国家——当然不是传统含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辩证学家。人们越来越确信，整个世界即将被征服。整个大陆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者。谎言从真理的种子里被捏造了出来。缺乏哲学教养的资产阶级敌人，因遗传了思想的无能而受鄙视。（被历史规律谴责的阶级在腐朽，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瘫痪。）帝国的边界持续而有规律地向西推进。数目空前的钱财被耗费在了科学研究上。有人准备统治地球上的所有人。这一切是否来得太快了？无疑，这些已足以迷惑知识分子。当他注视着这些事态，历史的宿命论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在某个罕见的真诚时刻，他会愤世嫉俗地坦白：“我在这匹马身上下了赌注。他是好的。他将载我远行。”
无论如何，一个病人会有一段难熬的时期，当他要整个地吞服穆尔提―丙药丸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变得神经紧张而衰疲，以致于实际上要病倒了。他明白，这意味着与先前的自己，先前的生命纽带和工作习惯，确定无疑地分离。如果他是一位作家，他将不能握笔写作。整个世界看来黑暗而绝望。而直到现在，他还只上缴了极少量的贡金：在他的文章和小说里，他描述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邪恶。但批判资本主义毕竟不难，它可以做得很坦诚。股票交易的骗子、封建贵族、自我欺骗的艺术家，以及民族主义战争的煽动者，这些人物很乐意把自己贡献给他的笔端。但现在，他必须开始赞成。（用官方的术语来讲，就是著名的从批判现实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的转变，这一术语出现于1950年左右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他必须在自己身上开的刀，他的一些朋友以或大或小的痛苦已经经历过：他们同情地摇着头，知道那开刀的过程和结局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度过了危机，”他们安详地说道，“可他真够遭罪的。他整天坐在家里，两手捧着自己的脑袋。”
最难以克服的东西，还是他自己的罪感。不管他坚信的是什么，在我所谈论的国家里，每一个人都是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他的父母亲归属于宗教，或至少是尊重宗教的。学校在他的宗教抚育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这些早年培养的情感上的印迹，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不管怎样，他相信：对同伴的伤害，撒谎，谋杀，鼓动仇恨，是罪恶的，即使它们被用于实现崇高的目标。显然他也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他以快乐和自豪的心情阅读从前的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他以他的祖国在保卫边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中，和在外族占领的黑暗时期为争取独立不懈斗争而感到自豪。因为这段对于祖先们而言充满牺牲的艰辛历史，有意无意中他对先辈们感到了一种确凿的忠诚。此外，从更早的童年时代起，他就已被教导，他的国家属于一个与其说源自拜占庭，更不如说源自罗马的文明。
现在，知道他必须跨进一扇他再也不能从那里返回的门，他感到他正干着坏事。他跟自己解释，他必须去掉这种非理性和孩子气的感觉：只要将不能复得的过去生活的根基剔除干净，他就能获得自由。战争还在继续。一场残酷的战争——天使和魔鬼之间的战争。确实如此。但究竟哪一个是天使，哪一个是魔鬼？自从孩提时代起，他就知道自己有一张明亮的脸——这必定是天使。不，它不是。因为这是一张丑陋的满是伤疤的脸，它是一张旧秩序的脸，是愚蠢的学院联谊会的脸，是政客们老迈昏聩弱智的脸，是西欧老朽的脸。这是死亡和衰落。另一张脸，则显得坚定而自我克制。一张被明天所召唤的脸——天使的脸？值得怀疑。
关于爱国主义，关于美好的、进步的、民族的传统，关于对过去的崇敬，人们谈论得够多的了。但没有人会天真到把这些讨论当回事。少数历史纪念碑的重建，或重新编辑以前作家的作品，并不能改变某种重要的发人深省的事实。每一个人民民主政权都成了帝国的省份，被来自“中心”的法令统治着。它保留某种自治，但某种程度上不断被削弱。也许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也许它们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历史碎片而已。然而，对一个有着平等民族的联邦，和一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将葆有同等地位的欧洲合众国的梦想说再见，是令人悲哀的。向一个还是野蛮原始的民族的霸权投降，勉强承认它的习俗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绝对优越性，并不令人愉快。在“人类大团结”的名义下，有必要牺牲这么多东西吗？西欧民族以后将经历这一整合的阶段，也许会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在保护他们的母语和文化方面，他们可能更为成功。无论如何，到那时，所有东欧人都将使用一种通用语言——俄语。而“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原则，将在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文化中达到尽善尽美。每一事物都将被“中心”塑造，虽然个别国家将以民俗的方式保留一些本地的装饰品。人们将认识普世性的城市：当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孩子迈步卢瓦尔河畔给马群饮水⑤，或一个西西里农民在土库曼的山谷里种植棉花时。作家带着小小的惊叹，对宣传从帝国主义强权掌控下的殖民地如何苦苦哀求获得自由之结果，面露满意的微笑。啊，辩证法可以多么狡猾，在一步一步完成它的目标时，它又是何等奸诈！
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民族的春天”的先驱，以及卡尔·马克思，和人类兄弟情谊的视像会怎么样呢？毕竟，如果没有一位人类导师的铁腕统治，人们将一事无成。而这位导师又怎么样呢？一位伟大的波兰诗人⑥，在描述他的东方之旅时——1824年他曾作为沙皇的政治囚犯到过那里——对俄国民族的灵魂和一只蛹作了比较。当自由的太阳照耀时，他对于什么东西将显露感到疑惑和焦虑不安：“然后，一只发光的蝴蝶将起飞，或一只蛾子，黑夜里一种阴郁的怪物？”至今，没有东西预言道：欢乐的蝴蝶将翩然降临。
在盛怒和沮丧中，作家把思想转向西方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何等白痴！他可以原谅他们的华丽辞藻，如果这是迫于宣传的需要。但是，他们竟相信自己关于神圣“中心”的大部分宣告，而那是不可饶恕的。没有什么可与他对这些多愁善感的傻瓜们的轻蔑相比的了。
然而，尽管他在抵抗和绝望，危机逼近了：它可以在夜半，可以在他的早餐桌上，或大街上随时来临；它伴随着齿轮咬啮时金属的“喀嚓声”一起出现。但没有其他的道路。这境况一目了然。地球寰宇没有别的拯救之路。那启示仅持续了一瞬间；但是那瞬间过去之后，病人开始恢复了。长久以来第一次，他终于饱腹、精神奕奕、容光焕发了。他坐下来写起了“积极的”文章，他为自己写得如此轻松而感到惊异。在最后分析处境时，他觉得没有理由这样小题大作。一切都秩序井然。他度过了“危机”。
无论如何，他显露出了受到伤害的迹象。他的后遗反应表明，他们自身正处于特殊性质的内在毁灭之中。这种毁灭在他的嘴角可以经常察觉到。他的脸上表露出一种已品尝过知善恶树果子的人才有的平静悲哀。他知道自己撒了谎。他同情那些被塞饱了知识的人们。他经历过的噩梦，还在等着很多他人去经历。
1945年，一位著名的苏联记者到过波兰。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看上去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律师。他是一个极其精明并相当无耻的人，这可以在他维护他身份地位的执着，和上了年纪这两方面得到证明。在游览了几个波兰外省的城镇回到华沙后，他开玩笑地讲了一件发生在西里西亚的事。有人散播传闻说，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代表团已经抵达。这位记者（他那圆鼓鼓的肚子和诚实的表情，诱发了如此热情奔放的信赖之举）在大街上被一个人抓住并拥抱，此人喊道：“英国人来了！”记者对这件事的评论是：“这跟1919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一模一样。”这贫瘠的希望的再次出现逗乐了他，而他作为一个根据永无过错的预言施行统治的国家的代表，受到了奉承；因为确实，根据日程表上的安排，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已成为其帝国的省份。我不太确定，在这位记者的微笑中，是否有几分家庭主妇对被她捉在夹子中的老鼠所感到的带有怜悯的优越感。
“后-危机”作家也许很盼望哪天以类似新闻记者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被派往某个新近俘获的西方国家。而这样的指望并不完全令人反感。去观察那些每样东西还需要学习的一无所知的人们，无疑能享受到十足惬意的短暂时光。主人知道，老鼠在钳住它的夹子里呆着并不十分舒服。无论如何，眼下这些刚刚归顺国家的公民对于他们的新境况了解甚少。他们一开始为民族旗帜的飘扬，为游行乐队的号声，和等待已久的改革的宣言欢欣鼓舞。只有他这观察者，像一位神一样未卜先知，知道未来将是艰难的，不可避免地艰难，因为这正是历史的规律。
在维特凯维奇小说的结尾，他那些转而为穆尔提-丙服务的主人公们，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即使在这一方面，今天的事变也证实了他的远见。一个人能够经历“危机”幸存下来并完美工作，必要时写作或绘画，但过去的道德和审美标准继续存在于某些隐秘深刻的内在层次。从这种境况中，产生了个人内心深处的分裂，以致于给他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这对于穆尔提-丙主义者查获异端思想与倾向的任务十分有利；多亏了它，穆尔提-丙主义者能够使自己极其敏锐地直觉敌人的内心。新时期和旧时期在穆尔提-丙主义者身上同时存在，它们共同使他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一位自己同胞的道德良心的看守人。
人们会期望，从小就在“新社会”成长的新一代人将免于这种分裂。但这情形并不会那么快就造成。你得彻底根除教会的影响，而这是困难的事情，需要耐心和老练。即使你能够清除这一非理性冲动的敬畏的支柱，民族文学将继续施加它们恶毒的影响力。例如，最伟大的波兰诗人的作品，有许多厌恶俄国的特征，而且人们发现其中天主教哲学的份量也令人惊恐。但国家又必须出版，必须在学校里教这些诗人的某些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经典，他们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被认为是革命的先驱。禁止他们的作品，只让他们的名字在索引里露面，将被认为是“非辩证”的，还会陷于“左倾主义”的罪名。真是进退两难的困局。在这方面，归顺国家的处境比“中心”更加艰难：在“中心”，民族文化与人类利益的认同，已经达到伟大的程度。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某种类型，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不会消失。
有人会争辩说，穆尔提-丙是一种药物，与人的天性不能相容。这不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论点。阿兹台克人向他们的神们献祭活人的习俗，或早期基督教隐士们实行肉体禁欲，好像都不值得赞扬。金钱崇拜已成为动力性的支配力量，在其残暴方面首屈一指。从这一视角看，穆尔提-丙并没有违犯人类的天性。
一个人采用了穆尔提-丙疗法后，是否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这是另一个问题。他获得了相对程度的和谐，正好足以使他变得积极起来。比起无意义的反抗和无根据的希望引起的巨大痛苦，这样更可取。农民们，在他们心胸狭隘的对资产阶级的依恋中无可救药，坚称：“变化一定会到来，因为不能老这样下去。”这是一种相信事物的天然秩序的有趣信念。一位旅行者告诉我们一则趣闻：他想攀登上山，但那时已经下了一星期的雨。他遇到一个在溪流边走路的山里人，他就问，倾盆大雨是否还会继续。山里人看着上涨的水流，说出他的意见：不会。当问他作出这个预言有什么根据时，他说：“因为小河要泛滥了。”穆尔提-丙把这种有魔力的判断当做一个垂死时代的幽灵。“新的”正力求战胜“旧的”，但“旧的”并不能马上被“新的”全部淘汰。
有一种东西——冷漠——似乎在否定穆尔提-丙的完美无缺，它产生于人们心中，不管他们多么活蹦乱跳，它还是继续存活于他们内心。它很难定义，有时你可能猜想它只是一种视幻觉。人们终归在忙碌：工作，上剧院，为演说者鼓掌，作短途旅行，坠入情网，生孩子。然而，在华沙或布拉格这些城市的社会风气中，有一种难以触摸的、令人不快的东西。个体思想之流的重组和交换，产生了暗潮涌动的糟糕的共同气氛。它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不幸福之结合，是内在的瘫痪和外在的易变性并存的氛围。不管我们把这种情形称做什么，这一点十分确定：如果地狱将保证它的寄宿者拥有宏伟壮丽的居住区、美丽的衣服、美味的食物以及所有可能的娱乐，但一旦要判罚他们永远在这种气氛中呼吸，那简直没有其他惩罚可以与之匹敌了。
从正反两方面看，没有宣传机器能够俘获这样难以捉摸和不为人知的特殊现象。它逃脱任何计算。它不会存在于纸上。你得承认，在窃窃私语的交谈中，那种东西确实存在，你必须为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胆怯而受压制的“旧的”力量，无疑正像一只受伤的章鱼，用泼溅它墨黑体液的方式进行报复。但社会主义的有机体，确实在朝着确保繁荣的未来之路上成长，它已强大得足以抵抗这种毒药；为这一类问题犯愁，可能还太早了点。当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将不会受到恶毒的“旧势力”的影响，那时一切都将焕然一新。只是，已对“中心”的年轻一代作过观察的人，无论谁都不愿意这样八卦。那么，我们必须推迟希望到久远的将来，到那时，“中心”和每一个隶属于它的邦国，将为公民们提供冰箱、汽车、白面包和数量可观、定额配给的黄油。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终于会满意的。
当每一步骤都符合逻辑，为什么方程式还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推算出结果？关于物质，我们不得不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推算出像人类一样一流的、适应性强的、可塑造的种类？难道普通的种类不能满足他吗？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魔鬼？
译注：
①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任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1年脱离当时的波兰政府，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1961年起定居美国。1980年因“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著作宏富，主要作品有诗集《冬日之钟》、《面向河流》、诗文集《拆散的笔记簿》，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长篇小说《伊萨谷》及《波兰文学史》等。
②本文译自米沃什的政论性著作《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 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英译者为 Jane Zielonko。此文为《被禁锢的头脑》第一章，曾以《幸福药丸》（The Happiness Pill）为题，最早发表于美国的政治和文学季刊《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51年9-10月号上。
③斯坦尼斯拉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1885-1939）：波兰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画家和摄影家。他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餍足》，已于200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维克多·格罗戴克（Wiktor Grodecki）编导 。
④指二战期间苏联入侵波兰。苏联红军在二战初期的1939年9月17日，开始了没有正式宣战的军事行动。在纳粹德国从西面入侵波兰16天后，苏联则从东部边境入侵波兰，至1939年10月6日入侵结束。德国和苏联吞并和瓜分了整个波兰第二共和国。
⑤卢瓦尔河：法国中部河流，以沿岸美丽的城堡以及当地出产的葡萄酒闻名。
⑥即亚当·密茨凯维支（Adam Mickiewicz，1798-1855），被誉为“飞禽之王——鹰”，波兰伟大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流亡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