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诗人，但是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一个译诗能手。最近，《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出版了，人们才发现他译诗的数量远远超过他的创作：这本《译诗集》共304页，而他的《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仅165页。
《译诗集》内容丰富而又重点突出。丰富，因为其中颇有出人意外的作品，例如很难想象戴望舒会去翻译叶赛宁，然而他译了，而且译得颇有吸引力，例如：
我是最后的田园诗人，
在我的歌中，木桥是卑微的。
我参与着挥着香炉的
赤杨的最后的弥撒。
脂蜡的大蜡烛
将发着金焰烧尽，
而月的木钟，
将喘出了我的十二时。
——《最后的弥撒》 这是很有现代敏感的诗行。我不知道译者是否懂得俄文，可能他是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那就更使人惊讶于他对叶赛宁的精神的体会之深了。
当然，他译得最多的是法文和西班牙文作品。以法文作品而论，重点是象征派和后象征派，但也包括了爱吕亚（Paul Eluard）的诗14首，其中有那首有名的《公告》：
他的死亡之前的一夜
是他一生中的最短的
他还生存着的这观念
使他的血在腕上炙热
他的躯体的重量使他作呕
他的力量使他呻吟
就在这嫌恶的深处
他开始微笑了，
他没有“一个”同志
但却有几百万几百万
来替他复仇他知道
于是阳光为他升了起来
抗击纳粹的地下斗争给了这首完全是现代写法的诗以一种英雄气概，译文是足以同原作匹配的。
西班牙文作品中，这种抗战气息浓厚的作品更多。实际上，有八首诗另成一束，其标题就是《西班牙抗战谣曲抄》，这当中有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
这些说明：在30年代后期，戴望舒已经走出雨巷，渴望用他自己所掌握的一点写诗译诗的本领，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他已经清楚，在中国和在西班牙，进行着的是同一性质的斗争。戴望舒、爱吕亚、阿尔倍谛等人毫无疑问都是“现代派”，这也可见现代主义决非右派、法西斯倾向者的独占物。
二
然而战火和斗争是要过去的。经常使戴望舒倾心的则是那些有深刻的感受而又能用新颖的技巧把它们表达出来的现代诗人。他的《译诗集》里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诗人，篇幅占得多的是两人：一个是《恶之花》的作者波特莱尔，另一个是《吉卜赛谣曲集》等等的作者洛尔迦。重点里的重点——无论从译诗数量或译者经营之勤来说——就是这两位大诗人。
在戴望舒之前，曾经有一些人译过《恶之花》，但他不满意，因此要自己动手来译；在戴望舒之后，又有一些人译了《恶之花》，但这一次是我们不满意了，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达到戴望舒当年的水平。
戴望舒译的并不多，一共24首，仅占全书1/10。但这24首，首首是精品。译者向他自己提了极严格的要求：
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
（《戴望舒译诗集》，第153页）
他尽力传达原诗的内容，也忠于原诗的形式：法文的十二音节、十音节、八音节诗行他用中文的十二言、十言、八言诗来译，一切韵脚安排悉如原作，“也许笨拙到可笑”。
“笨拙”是过谦。事实上，我们读到了这样出色的译诗：
请毫不懊悔地穿过我臭皮囊，
向我说，对于这没灵魂的陈尸，
死在死者间，还有甚酷刑难当！
——《快乐的死者》
为这单调的震撼所摇，我好像
什么地方有人匆忙把棺材钉……
给谁？——昨天是夏，今天秋已临降！
这神秘的声响好像催促登程。
——《秋歌》
秋天暖和的晚间，当我闭了眼
呼吸着你炙热的胸膛的香味，
我就看见展开了幸福的海湄，
炫照着一片单调太阳的火焰；
——《异国的芬芳》
因为我将要沉湮于逸乐狂欢，
可以随心任意地召唤回春天，
可以从我心头取出一片太阳，
又造成温雾，用我炙热的思想
——《风景》
好一个“从我心头取出一片太阳”完整地再现了原文：
De tirer un soleil de mon coeur
保持了那个新鲜的形象，而所用的中文又是连一般读者也能够理解的，这就是戴望舒的功力所在。
波特莱尔的拟人式抽象名词曾使别的译者感到困惑，却没能难住戴望舒。请看：
——而长列的棺材，无鼓也无音乐，
慢慢地在我灵魂中游行，“希望”
屈服了，哭着，残酷专制的“苦恼”
把它的黑旗插在我垂头之上。
——《烦闷（二）》 而当波特莱尔突然变得短促，沉重，戴望舒也改换笔调：
亚伯的种，你的插秧
和牲畜，瞧，都有丰收；
该隐的种，你的五脏
在号饥，像一只老狗
——《亚伯与该隐》
戴的译文并不是一味顺溜、平滑的，而是常有一点苦涩味，一点曲折和复杂，而这又是波特莱尔的精神品质的特点。
这样的契合难求！其原因之一在于：戴望舒看出波特莱尔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若干似乎相对抗的品质的结合，例如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他的古典主义见于他的精致，严格，对形式和格律的关注；他的现代主义见于他精神上的深刻性——深刻到曾使艾略特一厢情愿地以为他是在“从后门进入宗教”；也见于他对于新的音韵、形象、新的拼合和对照方式的不倦的追求，也就是用新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新的敏感的巨大努力。而戴望舒之所以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在他身上也有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欧现代敏感的结合。对于戴，译诗是写诗的一种延长和再证实。他把多年写诗的心得纳进他的译诗，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三
等到戴望舒翻译起洛尔迦等西班牙诗人的作品，他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色彩和音乐的新世界：色彩强烈、鲜明，西班牙的阳光像比任何地方都强烈，而它的阴影也特别浓厚，总有那一种“刚强下的哀愁”；而音乐，首先是自然界的声音，特别是流水的声音：
杜爱罗河，杜爱罗河，
没有人伴你向前流；
没有人停下来谛听
你的永恒的水之歌讴。
——狄戈《杜爱罗河谣曲》
碧色，碧色，碧色的水流，
胡加河的迷人的水流，
在你摇篮时已看见你的山松，
把你映照得碧油油。
——狄戈《胡加河谣曲》
孩子：
让我们唱歌吧，
在这小广场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你那青春的手里
拿着什么东西？
我：
一枝纯白的水仙，
一朵血红的玫瑰。
孩子：
把它们浸在
古谣曲的水里。
澄净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洛尔迦《小广场谣》
瓜达基维河
在橙子和橄榄林里流。
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从雪里流到小麦的田畴，
哎，爱情呀，
一去不回头！
瓜达基维河，
一把胡须红又红，
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一条在流血，一条在哀恸。
哎，爱情呀，
一去永随风！
——洛尔迦《三河小谣》
多么动听的美丽的译文！西班牙语的音乐性，西班牙诗人对强烈色彩的迷恋，都传达过来了。然而又不只是甜甜蜜蜜，因为在迷人的歌曲后面，隐藏着死亡——请看两条河“一条在流血，一条在哀恸”。这样一来，有了深度，有了回响。
这也是民歌的胜利，但却是经过改造的民歌。洛尔迦要在古老的形式里注入现代诗人的感情，因此文学里见过千百次的某些基本情境在他的笔下也显得新鲜，例如：
树呀树
树呀树，
枯又绿。
脸儿美丽的小姑娘
正在那里摘青果，
风，高楼上的浪子，
来把她的腰肢抱住。
走过了四位骑士，
跨着安达路西亚的小马，
披着黑色的长大氅，
穿着青绿色的短褂。
“到哥尔多巴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听他。
走过了三个青年斗牛师，
腰肢细小够文雅，
佩着镶银的古剑，
穿着橙色的短褂。
“到塞维拉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理他。
暮霭转成深紫色，
残阳渐暗渐西斜，
走过了一个少年郎。
带来了月亮似的桃金娘和玫瑰花。
“到格拉那达来呀，小姑娘。”
小姑娘不睬他。
脸儿美丽的小姑娘，
还在那里摘青果，
给风的灰色的胳膊，
把她的腰肢缠住。
树呀树，
枯又绿。 戴望舒的处理是颇见匠心的，他用了三字的二行——“树呀树／枯又绿”来译原作中的叠句：
Arbolé arbolé
seco y verdé
同样用极普通的词展开了一个深远的情境——冬天去了春又来，万物复苏了——同样是民歌调子，同样充满了回响。但他又没有死跟原文，而作了某些细微而颇饶情趣的变动，例如见于几个平行句的：
小姑娘不听他。
小姑娘不理他。
小姑娘不睬他。
来把她的腰肢抱住。
把她的腰肢缠住。
洛尔迦的原文里并没有“听”、“理”、“睬”的分别，也没有“抱”、“缠”的分别，这些是译者自己引进的，而这一引进使得情节一步高过一步，增强了诗篇的戏剧性，而这正是洛尔迦同几乎所有民歌作者都追求的，因为民歌之中往往有一个故事，情节简单而戏剧性却是强烈的。
然而民歌并非戴望舒所长，他的创作里没有民歌型的诗。这一次，替他排除困难的则是他所受的中国古典诗的教育。这首译诗里的许多用词——“高楼上的浪子”，“少年郎”，“腰肢”，“佩着镶银的古剑”等等——和整个气氛唤起了我们对某些古诗的回忆，例如：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古诗十九首》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陌上桑》
这些古诗在其出现之际，也许还带着民间歌谣的新鲜露水吧？戴望舒能从这类古诗里化出一种译洛尔迦的诗歌语言，也就能像原作那样做到既有现代敏感，又有深入民间古典传统的回响了。
这样的牧歌世界是无法保持下去的，特别是在那时的西班牙和中国。果然，另一种力量出现在洛尔迦的诗里：
那吉卜赛姑娘
在水池上摇曳着。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
一片冰雪的月光
把她扶住在水上。
夜色亲密得
像一个小小的广场。
喝醉了的宪警
正在打门。
——《梦游人谣》
洛尔迦写得对照分明，从“一片冰雪的月光”下“摇曳在水池”上的“绿的肌肉，绿的头发／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全是美丽、纯洁的形象——一下子转到“亲密”的“小小的广场”这个城市形象，而最后砰的一响，原来是事态紧急，“喝醉了的宪警／正在打门”！戴望舒保存了这情节开展的程序，保存了一切形象，而且把最后一行特别缩短，只用四个字来表达恶人的突然来临！
他对于《西班牙宪警谣》的处理也同样无愧于原作的尖锐性和艺术成就。在这里，洛尔迦以本色的现代笔法写宪警的横暴：
黑的是马。
马蹄铁也是黑的。
他们大氅上闪亮着
墨水和蜡的斑渍。
他们的脑袋是铅的
所以他们没有眼泪。
带着漆布似的灵魂
他们一路骑马前来，
驼着背，黑夜似的，
到一处便带来了
黑橡胶似的寂静
和细沙似的恐怖。
他们随心所欲的走过，
头脑里藏着
一管无形手枪的
不测风云。
民歌情调仍然出现，主要在描写吉卜赛人的那些段落：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城角上挂满了旗帜。
月亮和冬瓜
还有蜜渍的樱桃。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谁看了你而不记得？
悲哀和麝香的城，
耸起着许多肉桂色的塔楼。
到了夜色降临，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吉卜赛人在他们的冶场里
熔铸着太阳和箭矢。
世代相传的和平生活的风俗图多么动人，然而经不起披着黑大氅的40名宪警的砍杀，“佩刀挥劈生风”，“人头遭殃”了，一切崩溃了。民歌情调也受制于另一种诗歌语言：口语体，说话而不是吟唱的调子，超现实主义式的比喻与拼合：“漆布似的灵魂”，“黑橡胶似的寂静”，“细沙似的恐怖”，而在宪警的“头脑里藏着”的则是
一管无形手枪的
不测风云。
实体的手枪，然而“无形”，而又同“不测风云”联在一起，从一样小凶器看到欧洲政治的大局面了。洛尔迦的手法充满了现代敏感，戴望舒的译文也达到了同样效果：虚实结合，从小见大，意义上的突跃，形象上的猝然拼接，而又一切出之以普通读者也能接受的诗歌语言。
四
戴望舒还有其他出色译文，如也是洛尔迦所作的《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但是我们无须再事分析了，已经有足够的例子可以略作归纳和引申了。
首先一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这是常理，经戴望舒的实践而愈验。
其次，诗人译诗，也有益于他自己的创作，戴望舒的诗风有过几次改变，各有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在译诗的过程里对于诗的题材和艺术有了新的体会。因为译诗是一种双向交流，译者既把自己写诗经验用于译诗，又从译诗中得到启发。一开始，戴望舒写的诗是格律谨严、文言气息浓厚的《自家悲怨》之类：
怀着热望来相见，
希冀一诉旧衷情。 后来变了，写出了韵律松散、絮语口气的《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这是一种进程，而与这进程大致同步的是他在译诗上的发展，即从魏尔伦的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发展到耶麦的
我爱那如此温柔的驴子，
它沿着冬青树走着。
戴望舒的诗里曾有过《忧郁》的苦吟：
心头的春花已不更开，
幽黑的烦忧已到我欢乐之梦中来。
我的唇已枯，我的眼已枯，
我呼吸着火焰，我听见幽灵低诉。
去吧，欺人的美梦，欺人的幻像，
天上的花枝，世人安有痴想！
这是创作，不是翻译，也不是模仿——戴望舒这位有为的作者从来不屑于仅仅模仿——但是这里的气氛，用词，形象，以及那喊叫“去吧”的口气，很像波特莱尔，几乎可以乱真。然而后来，他写下了风格截然不同的《元日祝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像是另一个人写的。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时局。诗写于1939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戴望舒致力于翻译西、法两国的抗战诗，难道就不曾从翻译中得到新的感兴？当然，不译也可以从阅读里获得启发，但读了又去翻译，那深入程度就不是一般浏览所能比了，何况在再表现的过程里译者还须用全部本领去试着传达原作从内容到写法的所有特点呢！
第三，戴望舒的成就还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译诗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除了译者个人的天才和素养之外，他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处于活跃状态，即一方面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适应任何新的用法，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韧性能够受得住任何粗暴的揉弄。在戴望舒着手译诗的时候，汉语正处于那样一种活跃、开放的状态，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文学革命，文学语言从文言变成了白话。但同时，中国深长的古典文学传统又不是几篇宣言所能一笔勾销的，而这也有助于翻译，因为译者早年所受的古典诗的熏陶会使他保有高尚的趣味，对于形式的严格要求，对于质的强调等等，这些形成了一种价值标准，使他的译文不至于变得太幼稚，太生硬，太无深度与余音，因而也不会使好心的读者望而却步，这样也就有助于树立和推广文艺上的新事物。换言之，在好的译作里面，传统同创新是并存的。
更深一层看，诗的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好处。不仅仅是打开了若干朝外的门窗；它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由于它能深入语言的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练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宛如脱了锦袍，只剩下单调的内衣。
因此，不时受到指摘的诗歌译者们无须自馁。面对着从歌德以来的所有“明智、懂事”的人——包括许多诗人自己——所有关于诗无法译的断言，戴望舒用他的实践回答了他们：诗是可以译的。当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而总的衡量起来，特别是从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启发、互相增益来说，得大于失。至今人们都在惋惜戴望舒的早死；正当他在经历了一段译诗的辛勤劳动和巨大收获之后，像是创作上要有一次飞跃的时候，命运制止了他。
然而命运却夺不走他的翻译成果。他在搁下诗笔以前，已经把现代西欧诗歌的精华传达给了中国爱诗的人群——他们人数也许不多，然而是真正的热心者，而他们对于这位卓越的译者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