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树诗文集《马王堆的重构》俨如灿烂的星夜，每颗星都放射着映照尘世的光芒。这些并置在夜色中的星辰构成了一个精巧的艺术装置，它们从不同的位置射向观望者的眼睛，甚至可以随观望者的移动而移动。换句话说，这些星辰具有向日葵的品性，只是它们所向的不是日，而是人，是被重构的人和读者。这个艺术装置的核心便是“重构的诗学”，正是它保证了这部诗集具有鲜明而稳定的共同倾向。
和传统艺术相比，现代艺术是轻薄的。其原因在于艺术家对个体精神的关注过于偏执，而包括他人在内的客观世界却普遍处于被轻忽的状态。这种以“我”心为中心的倾向难免使艺术日趋陷入孤立和抽象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调整客观世界与个体精神在艺术中的比例关系便成为更新艺术面貌，使现代艺术重获厚重品格的关键所在。从个体走向群体，从主体精神走象客观世界，或者说以个体写群体，以客观世界显示主体精神，这正是“重构的诗学”拟定的具有扭转现代艺术方向的两个命题。草树无疑具有“重构世界的欲望”。世界原本存在，但它又不断变化。这就决定了重构世界是一个时间事件，重构世界的本质就是重构时间，就是用后来的时间重构以前的时间。因此，草树认同布罗茨基的观点，“诗是重构的时间”。基于这种观念，草树重构的对象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事件。这就决定了他的诗必然是叙事的。但草树的叙事极力淡化情节，甚至可以称为无情节叙事。事实上，他的叙事是借助意象完成的，是意象型叙事。在当代诗歌中，意象基本上已经成了被质疑、被冷落、被舍弃的对象，而草树却把它看成诗歌的精髓，既然它是传统诗歌的魅力所在，在当代诗歌中，它同样不可或缺。就此而言，草树的诗歌具有叙事诗的形态，其本质却是抒情的。在意象型叙事诗中，叙事与抒情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融为一个富于张力的整体。从根本上来说，意象型叙事是“重构的诗学”提出的内在要求，因为重构不只是还原事件，更要还原诗人相关的情感记忆。也就是说，重构的对象并不限于事件本身，还包括由该事件引发的诗人的情感实体。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草树的意象型叙事诗充分借鉴了电影语言的优势：围绕细节雕刻意象，形成一个个繁复的画面，画面与画面用蒙太奇手法组合在一起，跳跃性极强。在《把你的手给我》中，手如同一个个特写镜头，全诗就是由手这个细节意象完成的蒙太奇组合。可以说，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把你的手给我”既是爱的持续传递，也是力量的相互赠予。
草树的意象型叙事诗大体上每一节围绕一个意象或场景展开描述，节与节之间充满了时间的空白，这些空白如同间歇，并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钉子》写的是山东菜农韩进因卷心菜价格大跌而上吊自杀，这一事件发生于2011年4月16日，此诗写于2011年4月29日，间隔不到两周，但它并非新闻报道，而是诗歌作品。全诗围绕韩进自杀时用的那枚钉子展开，第1节写韩进自杀前的钉子，第2节写韩进用绳子吊在钉子上自杀，第3节写韩进自杀后媒体的反映，第4节写韩进自杀后的钉子，让它呈现在死者妻子（此事最深的受伤者）的眼里，并把它提升到刽子手的高度。接下来的四节仍然围绕钉子展开，对此事展开形而上的深入思考，但无不借助意象完成。可以说，在《钉子》一诗中，草树不仅重构了菜农自杀事件以及此事造成的各种反应，而且轻易地打通了他与“我”的界限。我认为这并非想象力的成功，而是同情心的胜利。
无论是当代的菜农，还是远古的马王堆，草树重构的对象其实并非事件，而是事件中的人，是人的处境与命运。《户口簿》中的原型王占有十五岁时被诬陷强奸罪，十六年后回京陷入没有户口的窘境。直到诗歌最后，他才从狱中的点名制度中领悟到“名字存在，事物就存在”的道理，真可谓荒诞的现实遭遇到黑色幽默式的处理。在组诗《时代的工地》和《时事四题》里，生命被践踏的状况更是得到了触目惊心地书写。在《时代的工地》中，后三首塑造的是群像，前四首分别为“运砂石的司机”、“玩沙子的孩子”、“钢筋工老王”和“建筑包工头曾旺民”。这些称谓大体涉及所从事的工作，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这种无名状态与他们的存在状况是一致的；而在《时事四题》中，除了第一首《自焚者》以外，其余三首全是真人真名：钟如九、安元鼎、谢朝平，他们都是近来出现的热点人物。在我看来，这些诗分明继承了杜甫“三吏三别”的新乐府传统，体现了诗人为时代存照的重构精神。
由此可见，草树的诗歌充分呈现了当代生活极其尖锐的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虚构的审讯》。在我看来，这首诗中的两个词都很关键。“虚构”固然可以理解为反语，而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重构的诗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重构”其实是通过“虚构”完成的。这里的“虚构”指的是将人事词语化的过程，但它并不消解人事的真实性，而且从情感渗透的层面强化被重构对象的真实性，从而使“重构的诗学”真正成为客观事实与情感真实在词语中的融合体。也许因为诗人有过牢狱经历，因而写了一些牢狱题材的作品，并在诗中流露出一种将生活牢狱化的倾向。而“审讯”则体现了生活中的合法暴力，它在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展开，一方可以对另一方行使极端的权力，并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一曲曲荒诞的悲歌。如《赵作海》一诗，其原型赵作海在刑讯逼供后被认定犯了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八年后，“被害人”却突然回到村里，法院只得将赵作海无罪释放：“被害人已经现身。他/将怎样从死去的时间复活？”这真是愈荒诞，愈沉痛：无论如何，他无法得到补偿，也无法从死去的时间复活。
在我看来，上述作品足以使“重构的诗学”成为另一种现实，由此也使草树的诗歌获得了厚重如大地的品格。当然，草树也重构了一个亲情世界，他对父亲、姑妈、妻子、奶奶和曾祖叔父的深情令人感动。正如草树本身包含了树之硬与草之柔一样，草树的诗歌还有轻盈的一面。如前所述，“重构的诗学”是由意象型叙事诗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并非对现实的直接批判，而是将问题包孕于意象中，在同情心的驱动下进行的高度艺术转化。在一个个意象的转换中，问题得到了分解，又隐含于其中，更重要的是，诗人以其博大的同情心将它们一一融化，以至于读者看到的几乎全是诗人的同情与悲悯。问题的尖锐性与表达的艺术性共存互渗，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同时，草树的语言极具张力，这与他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十分契合。可以说，跳跃性是草树诗歌的基本特色，这种跳跃体现在节与节之间，行与行之间，更体现在词与词之间。它们以出人意料而引人深思的组合方式给人一种大胆新奇的阅读快感。因此，草树的诗歌颇具可读性，而且能够让人读得很过瘾。整体而言，缤纷恣肆的意象和语言使草树的诗歌获得了美丽的形体。不过，由于诗中意象转化的程度过高，可能会使读者不明真意。就此而言，草树的诗歌语言不仅把问题的尖锐性磨钝了，而且可能会蒙蔽某些不了解相关背景的读者。我想这不仅是技巧问题，也许是他的防身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