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欧康奈尔：中国当代诗歌——彼岸之观

史春波 译
 

　　我2003年来到中国，至今已结识了这里很多重要的诗人，也与我的合译者史春波女士译介了不少他们的诗作。然而，我并非一位汉学家。这对谈论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怎样的劣势，我留给读者去评判。把文学、社会政治和翻译等方面的理论置之一旁，我相信就诗人而言，无论他们来自哪一国度、哪个年代，其价值观念、看问题的角度和整体的认知倾向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便这样，我对当今中国诗歌的观察也难免会经过我个人的经验、文化及审美趣味等透镜的折射。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它的翻译，这一事实既限制又扩大了我的眼界，尤其当我们所追求的是在目标语言中创造出有生命力的诗歌而非散文式的脚注或者阐释。我们所遵循的“信”并非局限在原诗的语言之上，而是更要忠实于原诗的技艺和灵魂——忠实于诗人有可能用地道的美国诗歌的语言所写下的英语诗行。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之间的差异，一部分必然来自二者在语言层面上的天壤之别，而其他方面无论是显而易见还是微妙隐蔽的差别则取决于各自的文学对构成其当下最好的诗歌写作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既非一成不变也不流于言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间此消彼长的派别更替而发生变化。拿当代美国诗人为例，他们可能不善长像一些当代中国诗人那样直抒胸臆，这或许是源自文化上的克制，或许是出于一种将生命本身那触手可及的混乱阻挡在后现代不确定的思维方式之外的习惯，但无论原因为何，它们显然已经构成了此时此地诗歌被阅读与接受的环境。而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希望为严肃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译本，变通之道就极为重要。通常来说，英语浩瀚的词汇使得在尊重诗人原意的前提下为译文找到另一个表述方式成为可能，难易程度当然取决于具体的文本。
　　杨键有一首题为《母羊和母牛》（"Nanny Goats, Cows"）的诗，字里行间带着一股热量，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叠句“我的心融化了”（"my heart dissolved"）在第一节中出现了两次：
 
那一年，
在山坡上，
我的心融化了，
在我的手掌上，
在我捏碎的一粒粒羊粪里。
那原来是田埂上的青草，
路边的青草，
我听见
自行车后架上
倒挂母羊的叫声，
就像一个小女孩
在喊：
“妈妈、妈妈……”
我的心融化了，
在空气里，
在尘世上。
 
　　这里的动词“融化了”，如果直译为“melted”，对大多数阅历丰富的西方读者来说就可能显得过于情绪化，显出一种伤感的陈辞滥调，好比流行歌曲中令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因此也会无可挽回地损害到原诗的艺术分量。而若将这个动词译成“dissolved”（本为溶解、消散等意）便会绕开那种多愁善感的调调。在此，一个相对中性、非过度使用的词语得以有效保护诗人所呈现的意象，但此类问题并非总是简单地换个措辞就能轻易解决。
　　我的普通话还很薄弱，不敢妄称自己有能力直接阅读汉语原诗并体会到其中绝妙的回响。即便我能“读懂”一首诗的核心意象和戏剧性，我还是会错过诗中那些仅向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敞开的音乐和魅力。而面对诗中那些超越了平凡个体的幸福而神秘的诗意的交叠，我几乎就是个聋子了——此处我是指词语及其含义的唱诗班所织出的乐音的绣图，那一根根微妙而暧昧的丝线所唤醒并释放出的东西可能远比诗人最初下意识的构想更为丰富。如同轻风细浪，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穿越节奏和词语、旋律和意象，被潜意识暗暗传送。这种时刻往往在写作完成之后才更容易窥见。要在翻译中精确复原这一过程显然是痴人说梦，但假若译者的双手幸得上帝的眷顾，那么另一股湍流便可能从新的语言内部涌出，将译文穿起如同一支旋律减半的歌。尽管我无法重现原诗全部的优雅与力量，尽管我始于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尽管听起来渺茫，但我还是能够从一首诗中挖出足够的材料并使其在译诗语言中成功地发出一道平行的波动，追随一条相似的路径，最终跨过语言的水域中那等量的深度。
　　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在写作主题与动机上的相似之处是不可计数的。在当代，无论诗人“家”在何方，他们写诗的机缘大致相同，也比我们能够轻易设想出的更为繁复。拯救或完善记忆及其丰富联想的迫切性依然是众多诗歌写就的理由；此外则多是对时过境迁的嗟叹。爱情苦乐参半的无常，政治、国情或宇宙间万物的风云变幻也无时不在催生出更多的诗篇。有些诗人被历史或科学吸引，从中窥探我们自身不安的、新奇的、甚至正在愈合的部分。每当凝视住我们眼前的风景，诗人总能找到狂喜、忧郁、庆祝、愤怒和悲歌的理由，正如同当他们向内凝视自己的内心。因此，诗人可以书写的事物是没有界限的，无论他们生活在北京还是昆明，纽约还是芝加哥。不久前我们为《天南》杂志翻译的西川的一首诗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当代城市的景象：无止境的购物商场，用来促销商品的庸俗音乐，夏天里穿着人字拖的女孩，赝造的欧洲小镇等等，全部被诗人幽默中略带酸楚的措辞连结在一起。诗的结尾还委婉地道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当代维系友谊的方式——通过手机。《下午》（"One Afternoon"）写在中国，却又适合任何一座现代都市： 
 
从咖啡店走出的女孩甩头发，戴上墨镜。阳光爱着她。
她胸罩的粉红色肩带露在肩膀上，拖鞋打着脚底板发出“噼噼”声响。 
 
而比她更小的女中学生走着日本女孩的小碎步，不过将来
她还是会走回中国人的步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来自小县城的中年男人仿佛一下掉进了洞天福地，看不懂外文广告，
却仍能享受电影《泰坦尼克号》抒情的主题曲：又该有新产品上市。 
 
我坐在咖啡店的露天散座上，被老婆孩子要求让出一个下午。
偏西的太阳还在走它的弧线，一会儿更会加快速度。 
 
但老婆去购物了，孩子去滑冰了，我给朋友打电话，通了。
我先前数次电他他都关机。我以为他被抓了起来但这次他接了电话。
他活得好好的，但他母亲肺癌转骨癌。他尽着最后的孝道。 
 
我们约好过两周见个面，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们同时翻译的西川的另一首诗《走过湘西洪江古商城。2010年7月》在地理上则更局限于中国。诗歌通过对粗鲁的旅游业以及潜在腐败现象的描述，敏锐而戏剧化地渲染了中国日渐被掏空的相对农业化的过去。作为最为西方熟知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西川扮演着多种角色，目前正游走在诗歌与常伴有复沓的散文诗的边界之间。西川眼中当代中国的图景，无论其展现的是社会现象还是个人经历，都带有一种老练且略微自嘲的反讽语调，尽管这声音时而哑默，时而率真。除了诗人和译者身份，西川还是一位散文家，并且对中国文学与学术对话中那场无休止的辩论——“新”与“旧”之间的碰撞和张力直言批评。
　　与西方相比，对这种张力的知觉在中国显得更为强烈（大多数美国人赶在五十年代末就被工业化和“电视化”了）。王家新有力的诗作就经常触及投射在乡村主题中的现代人清醒的自我意识。从英译来看，《田园诗》（"Pastoral"）是王家新最为动人的作品之一。诗中，叙述者位于他汽车的方向盘旁，行驶在冬天的路上，眼前是一群被运往屠宰场的羊的眼睛。叙述者注视着它们的无知，也注视着它们的感知，忽然间一种共犯的意识迫使他回避这一情景。那最后的招供借助叙述者油门上的一只脚为诗人和读者同时拉下了诗的帷幕，读来刻骨铭心。 
 
田园诗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跌滚下杂草丛生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我和史女士几年前就翻译了这首《田园诗》（2004），当时发表在纽约的《圆周》（Circumference）诗刊上。不久前美国Copper Canyon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推开窗》（Push Open the Window）中收录了此诗的另一种英译，可惜这一版本不够简洁，也缺乏生气。王家新集诗人、批评家和译者于一身，对东西方文学（当然也包括欧洲与美国的诗歌）都很了解。我对他的写作感到一种特别的诗学与美学上的亲近，因此与史女士编译了一本他的个人诗选《变暗的镜子》（Darkening Mirror），计划在美国出版。
　　蓝蓝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她悉知往昔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摩擦，并一直在以自身独到的魅力书写着非凡的艺术。《歇晌》（"Siesta"）是我们所译蓝蓝的诗歌中最为读者喜爱的一首，透过诗行，我们看到了乡间夏日午饭后休憩的宁静。诗的吐纳呼应着诗中睡者——一个圣洁的农民的家庭和他们圈养的动物——的呼吸，一股沉静的能量焕发出光芒。醇厚而不伤感，有关乡村，也有关宇宙，这首诗呈现出了一幅可谓之典范的生动的寂静。对于淹没在都市骚动的街道、商店和办公室里的读者来说，这首诗就是一个低调而松弛的对优雅和静止的想象。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北美人没有午睡的习惯，因此除了“小睡”（nap）之外也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可供翻译，这种情况当然随时可能遇见，但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文化里保有这种宜人的习惯，英语也就顺便借来了“siesta”这个词。
 
歇晌
 
午间。村庄慢慢沉入
明亮的深夜。
 
穿堂风掠过歇晌汉子的脊梁
躺在炕席上的母亲奶着孩子
芬芳的身体与大地平行。
 
知了叫着。驴子在槽头
甩动尾巴驱赶蚊蝇。
 
丝瓜架下，一群雏鸡卧在阴影里
间或骨碌着金色的眼珠。
 
这一切细小的响动——
——世界深沉的寂静。
 
　　没有几个读者不会被神移到这首诗的小宇宙之中，在它静止的中心，一个困倦的发光的内核正在呼吸。蓝蓝的诗歌里还有一些会因其带刺的致命性而让人牢记在心的作品，譬如那首著名的《野葵花》，它措辞的精准仿佛刚从磨刀石上取下的一把利刃。
　　《推开窗》中收录的孙文波的诗显示了他哲人的一面，也刷新了我对他的认识。我所了解的孙文波的诗歌通常被个人经验的电量所充满，尤其是通过他对以往经历的鲜活叙述。孙文波也善于巧妙地唤起我们内心的情感、物理世界真实的质地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严酷的现实，而在它们的对岸栖居着灵魂或随波逐流的理智。此处我想到的是他那首《夜泳之歌》（"Night Swim, A Song"）：起初是灵活的肢体被水托起，结尾却是灵魂轻逸地逃脱至天际。身体的意象还出现在他那首赤裸裸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文革镜像》之中，只是作为堆放在卡车上的尸体而出现。我们为《亚特兰大诗刊》而译的包括《七月半》在内的孙文波的诗引起了不少美国读者的关注，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夜泳之歌》在汉语读者那里似乎并不像它的译文在英语读者眼中那样迷人和引人注目。可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普希金在英语里就远不如他在俄语中来的有气魄。有时候语言之间的转换就是这么怪异。再说孙文波的写作，我认为，他诗歌的一大特点是随和而不矫揉造作的真诚：
 
夜泳之歌
                           
深夜，到京密引水渠游泳，
只有这时可以不穿游泳裤，
无比舒服！轻轻划水静静地想。
累了，躺在水里，抬头望夜空，
一颗颗星星，明亮。感叹自己不懂
星象学，惟一认识的只是北斗七星
——一把大勺挂在虚无之中央。
胡乱猜测人马是哪一个，天秤又是哪一个。
觉得一片像柔美天鹅，另一片像雄壮狮子。
突然感到水中有什么东西在腿上轻碰，
低下头，透过水看见好像是鱼。
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水与天空仿佛属于我一人——几句诗
就此跳出来——深夜，赤裸身体游泳，
我希望游得灵魂像星光出窍，
在水是天鹅，在天是人面狮。
 
　　这样的诗，对我而言，就是诗艺最好的体现，它通过语言及语言的暗示，以热烈而惊人的澄明攫取并唤醒经已消逝的瞬间，把我们席卷入自身存在那更为深沉的意识之中。正是在这种时刻，我们才会吸入诗歌的养料，任其拓宽、加深并振荡我们的包容力。当我们读到一首好诗，无论它是用汉语还是英语写成，我们都被给予了一个至少是成为诗中那不多的几缕气息的机会，体会到生命在接近。在我看来，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释放出原诗中那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理解一部分植根于我早年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我不确定有多少当代中国读者知晓中国古诗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诗歌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曾促使20世纪英语诗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特别是在美国。埃兹拉·庞德借力于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著作以及他在日本学者的协助下从日语转译的中国古诗所掀起的一场浪潮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诗歌，还几乎从整体上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庞德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诗歌中所蕴藏的惊人的优雅和那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近在咫尺的不可言说。庞德的翻译或许很自由，但他敏锐的感受力却出奇地与原作的精神相契合。他迫切地寻找一条通往现代性的清新的实验之路，他预知到某种力量即将横扫美国的散文与诗歌写作。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海明威等作家怀有相似的初衷，庞德拒绝维多利亚式的陈腐和假模假式的伤感情绪，他更为关注那个二十世纪的男人和女人生存其中的可触可知的人类维度。
　　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那些年里初次与庞德、韦利、伯恩纳、雷克斯罗斯、葛瑞汉和沃森等人的翻译相遇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译诗会如何塑造我日后的审美趣味。如今来看，它们几乎改写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依然惊叹于中国古诗的精华在上述译者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无时间性。它们自身明澈的质地、对多余的果断拒绝、对普通事物的注视乃至充满张力的模棱两可全部成为了我实践中的典范，无论我距离那理想的高度还有多远。虽然这其中有译者的功劳，但这些品质显然早已存在于原诗之中，它们也可用来形容我那一时期最为珍视的美国诗人的写作——庞德、希尔达·杜丽特尔、艾略特、威廉斯、詹姆斯·赖特、W·S·默温、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熙德·柯尔曼。在当时，这些诗人共同哺育并肯定了我青春而充满希望的偏好。虽然我的品位在其后多年的阅读中不断拓宽与加深，但我受惠于这一阶段的感受力却始终相伴。
　　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多年创造性写作与文学课程之后，我开了一门英译中国与日本古典诗歌及其对20世纪美国诗歌之影响的研讨班。这门课程不仅令学生们非常痴迷，也引发了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愿望。2005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来到北京大学，力图通过这一项目所提供的机会回报中国古代诗人曾经对我的馈赠。除了一门贯穿整个学年的研究生现代美国诗歌课程，我在春季学期还开设了创造性写作与诗歌翻译工作坊，参与的学生由我亲自筛选。工作坊是在史春波女士（我叫她Diana）的协助之下进行的，她的能力和对文学的敏感也促成了我们日后持续的翻译合作。谁也没有想到，此番经历再次改写了我的命运。如果我相信有神灵，我会说，是命运之手将生命之书翻动。
　　那一年里，我结识了不少中国诗人，起先在北京，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了朋友。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如今众多的欧美诗人通过阅读译文对中国唐代与宋代的诗歌早就不陌生，但他们对中国当代诗人却知之甚少，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的情况，虽然不少中国当代诗人游历甚广，一些还在国外旅居多年，懂得至少一门外语，并且熟谙世界文学（包括美国与欧洲）中的诗歌经典与当代动向。因此，我们决定集中北大工作坊的精力翻译中国当代诗歌。课堂讨论过后，初步的英译文再由我和史女士进一步商榷与雕琢，最终把其中大部分译诗收入了我们后来编译的《亚特兰大诗刊2008中国诗歌专刊》（Atlanta Review 2008 China Edition，以下简称《专刊》）。工作坊期间所译诗人包括鲁西西、孙文波、王家新、西川、于坚、臧棣和翟永明。虽然我们也翻译了已故诗人顾城、戈麦、海子和骆一禾的作品，但限于篇幅就没有收录在《专刊》里，而是把机会主要留给依旧活跃于中国诗坛的内地诗人。
　　其后数月里我们又陆续翻译了多多、韩东、胡续冬、蓝蓝、树才、王小妮、萧开愚和杨键的诗。2008年5月，《专刊》出版，首发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内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参与了这次诗歌盛会。后来我听说《专刊》中的译诗曾给不久前来访中国的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和他的夫人——美国颇有名气的当代诗人布伦达·希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诗人兼译者简·赫斯菲尔德也来信表示赞赏。为此，我和史女士深深感谢所有让这份诗意得以传向西方读者的人们。
　　如今，中国诗人在努力寻找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属于革命后纪元的社会主义叙述，也不仅为传统的遗赠，而是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像西方那样，挤满了高速公路和川流不息的车辆，离唐朝的亭阁楼台、丝绸蓑衣相去甚远，甚至离三十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与西方诗人的处境相同，他们希望在消费主义蔓生、电视宣传庸俗不堪的氛围中为想象的头脑留出空间。他们被商业、广告和官方无穷尽的欺诈所包围，意识到诗歌的声音愈加边缘化了。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不乏这样一类诗人，他们认为无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知识和经验根本不值得信赖，并且，在我们的时代，最忠实的诗歌信念纯粹是迷失方向的表现。然而对另外一些中国或西方的诗人来说，诗歌的中心任务岿然不动：在人类真实的境况中发现可以称之为神圣、崇高的事物和时刻，并将这些始终与我们同在、始终植根于我们生命之中的苦难和美丽表达出来。他们渴望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创造词语的价值。
　　然而，那些现已步入中年的中国诗人的确有着一段独一无二的共同经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程在很多诗人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比如王小妮的一些诗就在今日繁荣景象的映衬之下凸显了往昔的苦与乐。杨键在《1967》里记录了自己在这一梦魇中的成长与日后的觉醒，还有那驱使诗人提起笔来的复杂情感。王家新则在《少年》一诗中以无比生动的笔触搭建起一段童年浩劫间的记忆。
　　在西方人看来，无论中国经历怎样的社会动荡与朝代的变迁，她的诗歌始终保有一种顽强的韧性。中国是这个星球上诗歌传统最为悠久的国度，尽管如今这里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像西方那样日趋商业化了，但诗歌依旧生生不息。作为演讲者、教授和各类文学节或会议的参与者，我游走了中国很多地方，并无处不为这份持久的坚定所打动。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它显然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诗性表述以及诗歌压缩并保存人类经验之精髓这种能力的普遍文化意识相关，同时又不断变换着面孔出现。此外，汉语本身也发挥着作用，正如一百多年前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文字，诗意的介质》（“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中所描述的词与物之间的对应与调和那样。尽管费诺罗萨在文中认为许多汉字已不再承载其最初的象形含义，也有不少汉学家对费诺罗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在我看来，他文章中的深知灼见却是无可争辩的。费诺罗萨认为，被汉字捕获并持存其中的“物性”使得用汉语说话和书写的人不至于迷失到抽象中去，离词语基本含义有形的现实渐行渐远。当然大家都清楚抽象与空洞的口号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甚至说误导向何处。政客、商贾与当权者们总是利用抽象来隐瞒或缩减我们全部的真实。抽象魅惑我们迷失自己。而费诺罗萨的看法是，无论哪个国家的诗人，他都可能顺着语源的藤蔓追随语意，直到抵达生命的主根，抵达“初始”语言的具象呈现，从而最终够及那远古的原型隐喻，其中某种“物”的力道、形态与样式将变身为一种几乎可以领会并传达相似性的模子或奠基石，好比一条大河的支流可能对我们建构出金融系统的流程有所助益。汉语趋向于维持这种关联，正如那个经典的“信”字，一个人守住他的言辞便是有信。这块泊于具体现实中的锚在西方语音体系的字母里并不存在，而在汉字中（无论简体还是繁体）却依然有迹可寻。这才是费诺罗萨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并非什么汉字不过是图像云云。若要衡量这种天赋的隐喻化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并刺激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无论对古诗还是新诗来说，我们也只能去推测。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汉语内在的对某种真实的诉求起码起到了一定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好的翻译至少可以将这一优势中的一小部分传达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
　　与此相关的还有隐藏在汉语中的箴言警句（aphorism）的脾性。除却不同民族与方言可能造成的差异，中国文字与文化的长寿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总的来说有助于节略与压缩。几乎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对产生其语言的文化熟稔于心，因此，任何可能被意会的东西就成为多余，继而有被滤掉的必要。譬如，“是”可以在汉语的很多句子里缺席，而一旦英语中少了“be”动词的某一形式，就会显得不够完整。砍掉多余的枝蔓才可能清理出一条通往我们称之为诗歌的理想的写作。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就曾在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这样发问：“为何最伟大的思想的浓缩总是在诗歌中找到归宿？”压缩与切除术为必要的词语创造了空间，取而代之的寂静默默放大着余下的词语所发出的潜在的共鸣。
　　汉语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精简至骨髓的说法，也正像骨头那样，它们留存下来，构成一间智慧与洞见堆叠的无法盘点的仓库，提炼自现已哑默的成千上万的声音，集体幸免于自身文字所塑造的形态。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聆听并且记忆，而他们当中内心携带着诗歌的细菌与脉动的那部分人，无论自觉与否，都注定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话语。汉语还偏爱成双对的事物，很少见到某个成语或习语由单个的汉字构成。这种制造平行的倾向诱使思想在作为认知方式、观看与言说方式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比，从而将字里行间的和谐吸引到诗歌中来，释放出它们的音乐性。福楼拜还这样说过，“每当我在自己写下的语句里读到一个糟糕的谐元音（assonance）或重复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正辗转于谬误之中。反复寻觅之后，我通常会找到那个适当的表述，那个永远唯一的、和谐的表达。想法一旦形成，词语就永远不会缺乏。在一个部件精准的配置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永恒的、秩序般的东西存在吗？若非如此，那么正确的词语与悦耳的词语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可言呢？”
　　汉语同音异义的属性使它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平衡与乐感，并包含着一种有益且诗意的缺席。比方说，汉语有时可以暗示但并不指明时态，而作者也无需明示主语是自己还是他人。因此，汉语诗歌中渗透着某种生动的模糊性，它超然于时间与空间之外，允许读者不受阻碍地进入其中，使他们的思考与感受恍若流动的芬芳，回味无穷。虽然我极不情愿将这一特征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但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很可能成为吸引一部分后现代读者的特质。
　　我可以享受并欣赏各类风格的诗歌，但最使我感到亲近的还是那些多少与我个人的审美价值相平行的无论东西方的作品，又或者它们能够展现出超凡的技艺和智慧，称量过的喜悦与激情。我常被这样的诗歌吸引并沉醉其中：它们尊重那个立于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完整性，认可其自在的现实并尝试还原它的面貌。我无法接近那些呼啸于事物表面的超现实却往往轻易获得的无常幻象，那些支离破碎的后现代迷宫与藤蔓交织的主观制品，这类东西最终折射出的不过是一种孤绝的、割裂的自我陶醉。我也不太欣赏那种为了晦涩而晦涩的矫造之作，因为其初衷并非向读者奉上具体、明晰而生动的见地。人生在世，早已为各种奥秘所织缠，而艺术的最佳效用则在于它赞颂、展示并最终引领我们去细察这些奥秘中难得清醒的部分，拓宽我们的意识与心智，同时也不乏趣味。美国大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就一再回归到这样一个基本主题：世界正如其所在，我们无法通晓它全部的奥秘，因为人类的思考与品性总是站在中间。但现实的确存在，它详尽、丰富并且神秘，我们须用仅有的手段尽力将其获取。史蒂文斯认为，语言和修辞有助于我们想象这个世界，在这里，“最终的价值是现实”，诗歌则是“以文字为手段的文字的呈示”。我们的世界或许粗鄙不堪、伤痕累累、缺乏公正又冷酷无情，但它同时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令人昏厥的美。 终究我们共同生活在其中，无法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投影而随意地打发掉。在《必不可少的天使》（The Necessary Angel）这本有关想象力的活动方式的书中，史蒂文斯宣称：“重要的是要相信，那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是相等的。”作为一位诗歌读者，我对诗人的种族或国籍并不感兴趣，我所重视的是一首诗中所承载的普遍的人性和艺术，是它是否能够成为一场持久而超越国界的审美对话。我对诗歌最深刻的理解，有一部分来自上文中所提及的美国诗人的哺育，而这也顺势注定了我所受到的古典中国与日本诗歌的影响，无论它们在庞德或其他译者的笔下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虽然我对中国当代“垃圾派”和“下半身”这样的诗歌流派有所耳闻，我对他们的写作却了解有限。新的诗歌运动或许会产生新的能量，益于打破陈规，但有时候它们对浅薄的新奇或震撼效果的的追求反而胜过了对艺术中那道更为卓越和持久的光照的探索。或者，它们只是先前叛逆的回声。在《推开窗》所收录的此类诗人当中，我认为朵渔的诗还是具有可读性的，尽管简介里说他是“下半身”的发起人之一，不知是翻译的缘故还是我根本对“下半身”的写作宗旨有所误解。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先锋运动所提倡的较为娴熟和精明的元素都可能使其升华为独具一格的新传统，进而制度化，登上新的宝座，有时候比被其替换掉的先锋运动更为专横。然而那些从这种虚荣的痉挛以及随俗浮沉的大众口味中幸存下来的诗歌，常常与宋人魏泰的此番明察不谋而合：“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这就是我们如今依然阅读李白与苏轼的理由，也是我们依然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汲取营养的缘故，正如庞德曾确切地指出，莎士比亚不描写，他呈现。
　　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面貌是丰富且持续开阔的。上文中我提到了几位诗人，这里还想说说多多，他的诗有一股摄人的魅力，仿佛在其中挂起一幅语言的织锦，极具乐感又意象丰盛，比起有条理的叙述或说教，它们更倾向于追求一种爵士乐般的表现主义，并在最佳状态下透过不同棱面释放出力量与情感。他那首著名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Amsterdam's River"）便跨越了横亘在不同语言乐音之间的藩篱，我曾目睹完全不懂普通话的听者被他口中那恍若催眠术的音符深深打动并醉心其中。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突然
 
我家树上的桔子
在秋风中晃动
 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
河流倒流，也没有用
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
 
也没有用
鸽群像铁屑散落
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翟永明的诗有着狄金森式的高度个人化的质地，因此对翻译也是一项挑战，当然这是我从包括Simon Patton、Steve Bradbury以及我们自己译文在内的诸多英译本中得到的印象。对西方与中国当代很多读者来说，翟永明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女性诗人的声音。无论读者怎样解读，她所书写的真相似乎总是趋于私密和个人化，从根本上讲也极富诗意。她清楚地看到了语言自身的能量与活力如何迫使那扇真正的艺术之门打开，无论写作者意欲何为。从她的诗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是困难的，因为它们有时候从情感上来讲无比流畅，但同时又从意象上拒绝被轻易识破。人们尽可钦羡她无畏的艺术信念、独立的审美趣味以及她立于当下的无可替代的身影。
　　我对韩东的写作了解不多，但就我所见，他的诗歌精练而节制，以直白的语言和敏锐的智力探寻普遍存在却鲜为关注的意识层面，譬如这首《你的手》（"Your Hand"）：
 
你的手
 
你的手搁在我的身上
安心睡去
我因此而无法入眠
轻微的重量
逐渐变成了铅
夜晚又很长
你的姿态毫不改变
这只手象征着爱情
也许还另有深意
我不敢推动它
或惊醒你
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
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
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推开窗》向西方读者译介了49位中国当代诗人，年龄跨度从食指到王敖，其中除了依然在世的诸多较有影响力的诗人之外，也收入了已故的戈麦、顾城、张枣、海子和马骅的作品。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书中没有收录的诗人，比如多多和欧阳江河。我们先不讨论这本诗集所选的诗人诗作是否或者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单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它所呈现的水平是良莠不齐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描述中国古诗的英译——尽管向来不乏诗意的诠释，但总有些字面上相对忠实，读起来却平淡寡味、啰哩啰嗦的译本，我想这多半是因为学术化的翻译缺少诗人的技艺。因为这本选集是英汉对照的，所以懂汉语的读者可以自行去判断。其他读者则要靠运气了，这运气往往取决于译者与诗人之间是否心有灵犀。使我和史女士感到幸运的是，我们受邀翻译的两位诗人——树才和杨键的诗作我们都很喜欢，也比较熟悉。编者王清平所选的树才的《马甸桥》（"Madian Bridge"）和《安宁》（"Tranquility"）可以说比较直观地展现了诗人作品的一面，而这两首令人信服的优雅诗篇也让我们翻译起来倍感愉快。Copper Canyon出版社的编辑最终选用的杨键的两首译诗我们也很满意。诗人树才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并且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大量的法语诗歌，是当代具有国际视野的诗人之一。昆明诗人于坚那首广为人知的《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被Cindy Carter译得干脆而得当。作为中国当代较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于坚除了写作，还导演纪录片。萧开愚是另一位颇具“国际”胸怀的诗人，我们曾在《专刊》中翻译过他的作品，其中包括收录在此的《北站》——这首诗写得相当有气场，其他译者也译过，只是此处的译文相对散文化了。萧开愚的另外一些诗作，譬如《阴影之诗》和《为一帧遗照而作》，则镶满了不同向度的想象或真相的碎片，它们拼成一组神秘的马赛克，露出具体而纯粹的表情。诗人自信如画家挥洒油彩，他这样为后一首诗作结：“你虽然擅长但你不会愿意来到∕一个有飞行但没有飞翔的世界∕从视窗成就所有你想成就的。”
　　还有一些诗人的作品十分适宜地建筑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力之上。王小妮就这样一位诗人，她个性化又不失宇宙风度的叙事性诗篇像是在刺探我们的判断力以及我们彼此间的交流和背叛——这些我们都曾亲历。虽然有时候对比显得可笑，但王小妮的真诚，她的写作强度与焦点，还有她谨慎的诗艺，都使我想起了美国诗人勒芙朵芙（Denise Levertov）的诗。请看王小妮这首《许许多多的梨子》（"So Many Pears"）： 

许许多多的梨子 
 
植物的声音
在桌上光滑地演奏。
像婴儿，站在
燃烧的鲜红草坪上
它苍白至死。
我第一次听到植物的呼救。 
 
在我家甜橙似的灯罩下
一双人的手灵巧透明
一把敏锐的刀
游动而来。
你不能这样削响梨子！ 
 
果实悬吊在树上
随风自由。
你优雅地转动着刀
优雅地伤害。
刀影巨形地走过
在我身边突然
游动出了活的强暴。 
 
我贴近了看我的双手。
观察我日夜喜爱的别的双手。
我看见了甜的血。 
 
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梨子。
树轻易地
哺育又摇落它们。
许许多多梨子的地球
人们见了就叫渴。

　　诗人胡续冬通晓多门外语，曾在巴西生活过一段时间，还从葡萄牙语译了不少诗。他诗歌的画布具有多种情绪和色彩，正如这首《水边书》（"Written at Waterside"）所呈现出的令人目不暇接的转变与跳跃，宛若一幅夏加尔的画作，开头一节抒情而耀眼： 
 
这股水的源头不得而知，如同   
它沁入我脾脏之后的去向。      
那几只山间尤物的飞行路线      
篡改了美的等高线：我深知      
这种长有蝴蝶翅膀的蜻蜓   
会怎样曼妙地撩拨空气的喉结   
令峡谷喊出紧张的冷，即使      
水已经被记忆的水泵   
从岩缝抽到逼仄的泪腺；   
我深知在水中养伤的一只波光之雁   
会怎样惊起，留下一大片   
粼粼的痛。
 
　　《推开窗》中吸引我的还有两位我从前不曾了解的诗人。陈先发的诗《前世》（译者Lisa Lai-Ming Wong）以崎岖的句法穿起一线逼人的意象，同时将抒情与反讽之下的盛怒糅合在了一起。《秩序的顶点》是一座只有六行的舞台，台上一出诙谐而危险的戏剧，而当剧尾那紧迫的一幕拉下，滞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只老虎深深的喉咙。Thomas Moran所译蒋浩的《海的形状》则贡献了一场机智的意象的嬉戏，巧妙衔接的诗行推动着诗意的动量。我相信当代中国还有比这本英译所提供的更好的诗人诗作，以上这些看法仅来自我个人有限的观察。
　　毫无疑问，中国诗歌在漫长岁月的洗练中历经了风格、形式、观念和主题上的变化，而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当中国诗人逐步迈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舞台，某种东西也在经历蜕变。20世纪以来，中国诗人就受到了本土之外其他国家古典与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清末就曾有模仿惠特曼的诗歌写作。如今这种趋势正在加速，无论结果好坏，随之而来的将是对诗人身份更为专业的要求。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中一部分人对自身古老传统的丢失或损害的担忧已经不再切题，因为中国早就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逐步脱离了出来。较之中国，英美的诗歌传统显然还十分年轻，而一个世纪之前李白、苏轼、杜甫和王维等伟大诗人的到来（在此向那些优秀的译者致敬）不仅没有拖累，反而深化并丰富了这一传统。可是今天，我们的诗人、学者和学生依然把目光投向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约翰·邓恩和惠特曼，并从他们的宴飨中汲取营养。
　　当代中国日趋繁荣，高等教育机构日臻完善，似乎人们对实践类艺术——音乐、绘画、雕塑、舞蹈、文学——的学习也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而有增无减。我想，在未来的中国，人们将不仅从消费和欣赏的角度，更会从实践者的角度对艺术投入更多的倾注。当下已有一些诗人在大学里教授文学（中文系的居多），香港的几所大学也开始重视创造性写作课程的设置。然而中国的高等学府是否会像美国高等院校半个世纪以来的那样持续欢迎当代诗人与作家担任教职，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中国诗人今天最优秀的声音已经汇入了世界诗歌的大河，歌德所预见的“世界文学”业已降临我们的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