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 译
朋友们有时问我：为什么不用英语写作？（或者，如果是在法国，就是为什么不用法语？）他们显然认为，若改变语种，我会受益良多，因此最好使用一种世界性语言而不是地方性语言。原则上，我同意他们；用一种被更广泛使用的语言（要是我能就好了！），当然会更方便。这使我想起一则有关萧伯纳的轶事。在跟亨里克·显克微支通信时，萧伯纳说他不理解波兰人为什么不采纳俄语作为他们自己的语言。爱尔兰人就接受了英语并且使用得很出色！的确如此。
用波兰语写作，在19世纪国家被分割时，是一种爱国行为，因为波兰语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在俄语通行的地区。如今，没有人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一个出生在格但斯克的年轻诗人，即使他相当清楚城市的过去，他也不会问他这个问题：应该用哪种语言写作（这在目前是相当普遍的）。他根本不想知道波兰语之外还有其他语言。唯有像我这样，多年生活在国外，才可能遇到这样——或许算是天真的——语言选择的问题。
如果你用波兰语写作，你也就不得不接受波兰历史赋予你的复杂遗产。一个以法语写作的人，不知不觉会带着讽刺和优雅以及一丝诗意写作，成为蒙田与帕斯卡尔的继承人，也会染上一些路易十四的特点，或至少是其宫廷的氛围，俏皮的谈吐，凶恶的的名句，对道德的关注，以及革命煽动者的争吵。而用波兰语写作的人，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是另外的基因，18世纪社会体系的崩溃，被分割的不幸，起义失败的不幸，以及我们的国家长久而戏剧性存在的脆弱性；以一种并非存在于正直与冷静中的方式，这基因会转化为一种幻想的怪物，成为一个受膜拜的对象（如在19世纪30年代《对立之歌》一剧中那样，或类似于法国式热情）和蔑视的对象（如俾斯麦和德国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代表的种种）。波兰像植物般生长于欧洲的想象中，有点像托马斯·曼小说《死于威尼斯》里可爱的塔齐奥——美丽，不可企及，幼稚，如梦幻一般。或者相反，它常被视为一个落后、肮脏、醉醺醺的国家（例如，在歌德对波兰旅途的短小记叙里，它是由克拉科夫市场的一块牌匾而被纪念的）——这是一个应该尽快被制服的国家。要么美女，要么野兽，没有两可。即使是在今天，波兰人似乎也需加以小心——不信任，但最多的还是好奇——这是来自西方大城市的关于波兰人的看法。
现在还存在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吗？那些与坦克作战的训练良好的长矛骑士，不列颠之战中的表现英勇的飞行员，无可挑剔，百折不挠的抵抗战士，进攻意大利卡西诺山的刚毅无畏的士兵。要不，就像在一出著名的美国连环画里那样，波兰人被描绘成最原始的反闪米特人的小猪猡。美女还是野兽？绅士还是不洁的猪？最后还有：他们是否经过共产主义而没有把自己弄脏，一直在对抗和破坏莫斯科施加于他们的制度？——如他们自我评价的那样——或者，他们是否卑躬屈膝地在与之合作，就像所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直到今天，波兰人对于自己经历的炼狱也没有形成共同的意见；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波兰人的伟大世纪》，全是讲的政治上不存在的时代，讲的是19世纪。该书基于一个假设，即所有分散在欧洲各处的波兰难民——诗人，思想家，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狂热的智力活动，补偿了国家主权的缺失。这是真的吗？
在许多回顾二战和战后岁月的回忆录中，波兰读者所寻求的，不仅是某一个人命运的轮廓，也有关“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种关切也被波兰作家感知到了——不只是那些回忆录的作者，也包括那些杰出的文学天才；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整个写作就是这种不安的回响。
从任何西欧的角度都将很难想像波兰历史所穿越过的地狱景象。比如，无疑养尊处优的德军摄像师记录的时刻——幸存的华沙人口，缓慢行进的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无尽对列，在1944年秋天起义失败后，正离开化为废墟的城市，这些属于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为可怕的图像集的丰富内容。城市平民温顺地放弃自己的城市，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任其留在废墟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也许唯有这同一座城市，在1943年的犹太人聚居区存在过的集中营、毒气室、毫无希望的起义的恐怖）。
这特殊的时刻，也成为波兰作家在战束后立即进行的一场看不见的辩论的参考点。当然，他们并不像专业的历史学家那样参与争辩——他们没有辩论过失的问题，华沙起义责任的问题，他们没有分析军事和政治的局势，但是，文学的零度，超过罗兰·巴特学术随笔里陈述过的痛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波兰作家的想象力以重大影响。不仅是影响，它被吸收，并成为一个永久的构成要素；波兰文学的想象踏上了属于自己国家的地狱的经验。
无需任何学究式的提醒，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那些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当然，恐怖——如果与纳粹恐怖相比——确是大大减轻了，而且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相信，即便在残暴的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重建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承诺，不能拖延到一个可能的、更好的时代，但仍有一些人难免辛酸的经历。共产主义的经济可笑的浪费与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决不允许人们忘记，整个事业的实质更近似于一出荒谬剧，而非一个合理政府的所作所为。
那个时代无情却并非无益的轻浮，意味着今天年轻的一代，熟悉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充分意识到文本陷阱的年轻一代，已经忘记了所有那些恐怖；不能不说，就波兰战后文学的根本性质而言，在积极回应方面，有负于那一时刻——华沙人被迫离开化为废墟的城市那一刻。今天的年轻作家，首次发表作品不久就可能被人记住，但对我与出生于战后的同代人而言，生满杂草的房屋废墟，就像哥特式修道院遗迹对于浪漫主义者一样充满诱惑，既含有宝藏也富于危险，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童年深爱的自然景观，也是我们最初的灵感。
在过去的60年里——既指在波兰国内，也包括在移民中，因为任何在克拉科夫读中学的学生都知道，波兰文学生产于巴黎，阿根廷或加州，与在波兰国内一样多——写作很少是纯学术，理智，无血性或边缘性的职业；它很少只是为了美的追求，为了福楼拜式的与语言的搏斗，或者只为了某个单一经验的详细记录。它最像一种咆哮，装满了碳的陶炉，诗歌和散文的容器在其中被加热到一个很高的温度，显示出见证者和好奇心的洞察。写作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提出与整个社会有关的，涉及存在主题的宏大而庄严的辩论。悖论的是，辩论的参与者们——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耶日·斯德姆波夫斯基①、切斯瓦夫·米沃什、亚力山大·瓦特、约瑟夫·恰普斯基（作家，画家），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古斯塔夫·赫尔林·格鲁德钦斯基②和耶日·基德罗茨③，我只是提及这些“巨人”中的少数——都反抗它，根本没有想要它；他们对更伟大，普遍的主题和趋势更感兴趣，包括形而上的问题，但他们只能千辛万苦地，从政治与集体的土壤里生长的灌木丛中，开辟他们的道路。我几乎无须多说，他们都是一流的作家，而我们所谈论的，也不是一群理论家，而文学艺术的大师。
离开这样的背景是无法理解波兰文学的；显然，不再像在古老的日子那样，文学是贵族坐在高楼大厦里，读着普鲁塔克和维吉尔写下的文字，而且，这样的收获曾是在快乐中完成的，是一项沉浸于悠闲的工作。在大危机时刻达到成熟的一代，那些伟大的无名之辈，他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并依靠奋斗在极其困难——经济和精神双重的——困难条件下幸存了下来，在巴黎人的蔑视中，也在其他左派的奚落声里；然而，它的确成功地创造了波兰现代文学的感性基础。以一种普遍而不非地方性的方式，它成功地创造与历史威胁相一致的文学模式。它也缝合了希望最深的断裂，避免了过于简化的慰藉。
最近，作家、作曲家齐格蒙特·麦切尔斯基④在其身后出版了他的《日记》，其中有一段，清楚描述了在铁幕背后作者处身的困境：“在西方，我无疑被看作‘一个揭示黑暗事物的作家’，一个吹响悲观主义号角的作家，预告欧洲的末日、人类愚蠢的徒劳以及我们这个物种全部进化的终结。然而，在这里，在这智力和经济的失事地点，我鼓吹讴歌道德和存在意义的小号。”
诗人投入的地带往往特为小说家，甚或只为哲学家保留，这一情况是非常突出的；然而，在波兰，诗人们并不为现代主义美学教义的种种禁欲处方所困扰，没有撤退到炼金术式的隐喻所属的隐居处，而是怀抱巨大的热情，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种种疾病——从与其工作相伴的兴趣来看，他们做出了不错的选择。切斯瓦夫·米沃什的《道德论》在斯大林主义最压抑的时期在课桌底下被学生们阅读。亚当·瓦日克⑤的诗作《给成年人的诗》在1955年出版，引发了全国性的辩论并对政治解冻的成功作出了贡献，而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康吉多先生的嫉妒》，一首心碎诗人写下的看不到改变的希望，看不到专制结束期限的诗，几乎成了70年代和80年代抗议运动的赞美诗。诗人们成功地吸引了更广泛的公众，却又没有降低他们的艺术标准。
我深信，如果没有“巨人们” 那一代的活动，今天以波兰语写作要困难得多。——或许这一代人留下的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伟大和高尚思想有效地使其继承人不可能上演一出俄狄浦斯喜剧，其中涉及代际之间的冲突，下一代燃烧父亲的肖像。你怎么可能反抗如此壮烈地追寻真理的烈士，如此出色地为时代作证的人？他们的写作太辉煌了。
但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代人的写作“与一种观念相关”；在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争辩过程中，孤注一掷地捍卫陷于危险中的人性，他们不得不从智力上集中力量以抓住世界，而忽略了潜在地无限多样的人类状况，不再是由于外部，敌对的因素，而是由于世界无情的，固有的不稳定所导致的状况。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波兰文学与现代历史紧张的争辩，意味着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我们称为之为“纯粹”、“原初”的想象力。事实上，这一代作家，亚力山大·瓦特，切斯瓦夫·米沃什意识到了这个困难，他们常常谈及深入到本体论层面的必要性，简而言之，就是要处理宗教问题（即，根本问题），而这在今天却往往被视为过时。
任何试图以波兰语写作的人都面临着新的威胁。众所周知的“常态”，它是很难界定，但中东欧的公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情形，终于是得以实现了，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凡俗”现在被允许——你可以写得很轻，可以写得琐碎，完全只写自己那点事，或确实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主要是关于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外取得的”民主对于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也可以看作是常识对于共产主义谎言的胜利——谎言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而民主并不保证谁免于粗俗。
年轻和年轻一代的波兰作家，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行走在“巨人们”为他们撑起的伞下。然而，在文学里，这伞不仅可以保护他们免遭雨淋，却关闭了头顶的星空，因此无人知道这样的时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用波兰语写作，很不错吧？坐在欧洲，在天才们中间——俄罗斯的天才——一个时期的，德国的天才——一个时期的。拥有这些天才的邻居，也许不那么糟，尤其是，无论怎样已略略变得不那么天才，也不再那么富有侵略性。
最后，用什么语言写作真的那么重要吗？任何一种语言，只要用得好，难道不是一样能够打开通往诗歌的门，向我们揭示世界吗？写作的人通常独坐，面对蛮横地反盯着他们的空白纸或暗淡的电脑屏。他们都是孤独的，如果不计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为了自己。既受益于传统的鼓舞，又承担其妨害，那些已逝者声音的喧哗，他们试图深入到未来的年代，现在却保持沉默。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似乎属于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内在的吼声像是火、风和水之外的一个元素。
作家是孤独的，表达喜悦或悲伤。他们探索的见证者，既不是护照办理处，也不是大学的文法专家，只是太阳和死亡——这两种力量，以拉罗什福科的话说，我们都不能正视。
译注：
①耶日·斯德姆波夫斯基（Jerzy Stempowski 1894-1969），波兰著名作家。
②古斯塔夫·赫尔林·格鲁德钦斯基（Gustaw Herling-Grudziński 1919-2000），波兰作家，新闻工作者，以揭露古拉格的记实作品著名。
③耶日·基德罗茨（Jerzy Giedroyc 1906-2000），波兰作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④齐格蒙特·麦切尔斯基（Zygmunt Mycielski 1907-1987），波兰作曲家，音乐批评家。
⑤亚当·瓦日克（Adam Ważyk 1905-1982），波兰诗人，散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