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小就是个书迷，谁家有书就在谁家泡着。
我们家孩子多。吃饭的时候，我妈站在院子里喊：吃饭啦！一群孩子就回家了。
如果里边没我，我妈就能准确无误地从一个藏书丰富的人家里把我和书一起揪出来。
1974年左右，我认字还不是太多，满篇儿都是生字，连猜带蒙，查字典什么的。
碰到有字的东西就看，甭管有营养没营养的，文学的非文学的，也甭管什么文化程度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读的一本比较离谱的书是天文学方面的，极其专业，基本上看不明白，但却一口气读完了。我至今记得里面说太阳里面有黑子，我当时就盯着太阳一通猛看，然后看什么都是黑的。我妈说你再这么看太阳，眼睛就瞎了。
外国书看得也不少，但是没什么明确的认识。苏联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胡志明伯伯和农民伯伯，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农民是伯伯，工人是大哥，两个阶层的身份为什么差了一个辈分？我也一直弄不明白《一块烫石头》到底是讲什么的。我还犯过同样的傻，就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个底朝天，也没搞明白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直到我三哥发现我是个读书材料，把藏书借给我看，偶尔还给我讲点儿什么的时候，我才算是走上了正道。否则南辕北辙，一脑袋糨糊，想洗干净都难了。
我三哥比我大十四岁，是小六九，他在知识青年里算是真正读书而且有知识的。他给我看的主要是中国书，《东周列国志》什么的，李商隐什么的，还给我抄了一本诗选。他自己偷着看《笑面人》，《堂吉诃德》，后来他就是因为传看《堂吉诃德》什么的，被批了。
小时候的记忆相当混乱，我基本分不清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脸蛋是红的还是绿的。
2
我三哥给我借过一本《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我只记住了书名，里面讲什么，我迅速忘记了。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牛得不得了的迪伦马特的书。
大学的时候碰到顾城，他说他是看了封面是大拳头的《洛尔迦诗抄》才怎么着的。我一拍脑袋，这书我小时候见过啊，但却没看。您瞧瞧，看什么书，不看什么书，全是命。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是一个只专不红的学生，学习顶刮刮，思想贼落后，因此被当成小绵羊，当成全校批判的靶子。贼在东北话里是很的意思，我们家不让我说东北话。为了这个我三哥还狠狠地揍我。比这个还要过分的是，我把去声念成上声也得挨揍。
在临近裁撤红小兵的时候，也就是1979年前后，学习好的人吃香了，我被学校树为学习标兵。我三哥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上下两大册的《外国儿童短篇小说》，黑色封面的。当时这种异型32开的书并不多见，我宝贝得不得了，如果弟弟想看，我都是有条件的，比如让我吃一口他保存的江米条儿。
这两本书是我的第一套外国文学藏书，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当时都能记住，现在却忘得差不多了。记性这东西真是靠不住。
至于篇目，我还记得《马》。作者我也能记得住，是日本作家德永直，谁翻译的不记得了。那时候太小不懂事，没把翻译者放在心上。内容也还记得，讲的是兄弟两个和一匹马的故事。看完这篇小说，我对弟弟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而弟弟却在茫然之中根本不领我的情，该怎么对付我还怎么对付我。我至今记得书里讲马的眼睛怎么大怎么忧伤，但是我却一直觉得牛的眼睛比马的眼睛更悲伤。
3
初中之后，我比小学的时候更加迷恋写诗了，同时迷上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俞平伯，朱自清，废名什么的。外国小说也看，但是人名和地名太长了，什么司机，什么诺娃，叫起来忒不顺口，当时就觉得某些翻译者把人名地名中国化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这时候我已经自己买书，借书，抄书了。
时间进入貌似伟大的八十年代，我上了高中，又迷上了哲学和数学。读的诗也不只是中国的了。这时候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人：普希金和泰戈尔。
《泰戈尔诗选》是人文社的网格版本，译者是石真、谢冰心。我尤其喜欢书中美妙的字体，而现在再也看不到这样印刷的字体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字体才配得上这样的诗。谁能告诉我那种内页字体叫什么啊？
《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两册，是窄条儿的32开，深绿色的封面。这本书是我高中时期最重要的书之一。我经常猫在泥泞的集体宿舍的上床看，从里面学到了不少写诗的招儿。上床紧挨的墙壁上有一个小洞，通过它能看见隔壁小学教室的内景。只不过我看的时候，要么是星期天的空空荡荡，要么是黄昏时分的暗淡无光。
后来有点虚名儿，刚有记者采访我的师承的时候，我还傻乎乎地说我当时的诗是受了普希金的影响。这么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受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普希金的影响，而是普希金的翻译者查良铮，也就是诗人穆旦的影响。我的诗的真正传承是在穆旦那里。换句江湖上的话说，穆旦才是我的祖师爷。
可惜的是这本诗选，现在只剩了一册。其中一册借给别人，然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现在还记得把它借走的人的名字，有点儿像一个孤儿记住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的意思。
为了弥补我少年时代的创伤，为了我对普希金与穆旦双重的爱，后来我买了8卷本的《穆旦译文集》。
这本来是我的私人秘密，准备烂在肚子里的。架不住高兴兄的怂恿，我不想隐瞒了。
4
1985年，在师范大学里，我是乡巴佬进城大开眼界。大开花花绿绿的书的眼界。
越来越喜欢外国文学了，越来越喜欢书了。但是钱包也越来越瘪了。
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问自己：怎么办？其实我还想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再问：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就是我关于老车知识的全部底细。
什么怎么办？借书吧。抄书吧。
一套火得不得了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买不着。去图书馆借吧，必须排号，就和当年排队买羊肉似的。去阅览室抄吧，阅览室有一套。里面的外国诗，我都抄下来了，边抄边琢磨。全世界咚地一声直眉瞪眼地站在眼前。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才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的书库里，把这套书配齐了，但是我再也没有像当年那么拼命地阅读了。不是我忘本了，而是不需要了。
我抄过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抄》，一本《法国现代诗选》，字迹都是一笔一划的，那叫一个认真。其他抄写的书就更多了，仅举一个例子。我和女朋友分别抄写了芬兰诗人索德格朗的一本诗集，一本是李笠翻译的《玫瑰与阴影》，一本是北岛翻译的《索德格朗诗选》。我们把它们作为礼物彼此交换，彼此保存。
后来我还抄过不少外国诗人的英文原版作品，比如叶芝，庞德，霍普金斯，里尔克的英译本什么的。那时候图书馆里的外国原版书太少了，而且非常旧，大多数都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什么的。新一点的大约就是惠特曼了。
认识一些朋友之后，互相抄书，互相送书，互相复印——这基本上是工作之后有钱时候的事了。那时候你长不长写诗的本事全看你读了多少英文原版作品了。
为了更好地读英文诗，我大着胆子开始自己翻译。其实我的翻译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翻译，就是为了体会原版的味道，语言结构什么的。那时我把庞德翻译的中国诗，从英文重新翻译回中文。在里面，我虽然没有发现庞德的秘密，但却发现了诗的秘密。这种启发，我也从松浦友久的书《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之中得到过。这本书里面也是把李白的诗，通过日文重新翻译成当代中文。经过这么一倒腾，诗的香味儿就渗透出来了。
我通过这种所谓的翻译方式，读了E.E.肯明斯，一个喜欢把开头字母写成小写字母的诗人；读了W.C.威廉斯，这个号称与艾略特派别对立的诗人，他说：“我发现众多/旅途美景属于/我们探望他们的陌生时间。”（《一月清晨》）这是我翻译的第一首诗。
5
我和一个同学比赛读海明威，看谁最先把他的中译本读完。
通宵达旦地读。光读还不行，还要做读书卡片。我特意去了一趟西四成文厚账簿商店，买回一堆硬纸卡片，回来就写海明威，就写你们都是迷惘的或者垮掉的一代。
我和这个同学相互验看对方的读书卡片。他说你怎么不写翻译者的名字呢？必须尊重翻译者的工作。他说得我不好意思，脸色仿佛紫红的茄子。从此我极其敬重翻译者。
后来见到袁可嘉先生、江枫先生等翻译界前辈的时候，我都是礼敬有加的，虽然给袁先生倒茶的时候先放沸水后放茶叶，和江先生谈的是政治而不是他翻译的雪莱。
我非常喜欢袁先生翻译的叶芝的诗《当你老了》。那种低沉的语调迷死我了。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了。后来我又把英文的也背下来了。这是一首我唯一能够背诵的英文长诗（其实很短，但当时我觉得挺长的），更短一些的比如庞德的英文诗，我也能背几首。
再后来，我得到过叶芝朗读的《当你老了》的录音，我就刻意模仿叶芝的语调和发音，听过的人觉得我的模仿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意思。那种连读略微上扬的语调，和中文的低沉确实是不一样的。
海明威读完了，我的同学建议再读杰克·伦敦。他读得兴致勃勃，而我的情绪却日益低落，因为那时我更想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什么的。
杰克·伦敦大约只差了一本《马丁·伊登》没读，我就放弃了。至于海明威，后来我还买过他一本英文影印版的《太阳照样升起》，是和影印的乔伊斯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起，从一个上门的游动商贩，一个社会性比较强的大学生手里买的。这是我最早的两本英文书。
6
后来基本上不读中国书了。我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生硬的不讲理的根据。
我变成了彻底的艾略特派，自然是和读T.S.艾略特的诗分不开的。我还听年轻的裘小龙先生讲过他翻译的《荒原》。虽然他的英文我能听懂几句，但他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却让我束手无策。
当时我的听力也不太好。
外国的文学书读得越来越系统了，几乎与文学史同步，尤其是诗歌史所涉及的作品，能找来的我都找来看了。读书读疯了，甚至到了不吃不喝的程度。一边疯狂地写诗，一边疯狂地读外国书，《吉尔伽美什》，《罗兰之歌》什么的，更不用提如日中天的现代派了。还有戏剧，尤金·奥尼尔，尤奈斯库什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光导言就细读了一个月，还写了一堆潦草的笔记。还有大热门佛洛伊德，尼采，让·保罗·萨特。后者的小说《理智之年》当中一段关于性的粗略描写成了我的性启蒙……
到处疯狂地买书，春季秋季书市，中山公园，地坛，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出版社门市部和降价书店，有时不仅把吃饭钱用来买书了，还把公共汽车票钱也买书了。脸皮厚的时候逃票蹭车，脸皮薄的时候走路。从长安街或者朝内大街走回北太平庄是家常便饭。
这时的外国书，不仅有文学的，还有哲学的，电影的，比如英格玛·伯格曼的剧本《夏夜的微笑》，而再次见到他的《冬日之光》则是几年之后了……当然文学是核心的核心。
我开始买《世界文学》了。虽然穷得要命，但是书不能不看。
不可能期期都买。即使买，有时买了《世界文学》，就不能买《外国文艺》了。还是老办法，用笔抄。何况湖南和广西出了一大堆外国书，都是要钱的。
有一回，我写的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个什么奖，奖金不是现钱，而是三联书店四十块钱的购书券，发了一笔横财，换回一大堆想买而买不起的书。
我曾在新街口书店多次恳求营业员拿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看一看，因为当时还不流行开架售书，读者和书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一样宽的柜台，我只看不买，营业员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了，你到底想不想买？我仓皇逃窜。所以我一直和聂鲁达没缘分。现在一看到聂鲁达的名字就心酸，就想起当年的窘状。
所有的降价书店，所有的降价书市，我爱死你们了。
7
毕业之后失业。
我和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心心相印，不枉我端着（而不是揣着）《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在冬日的寒风中，从民族宫对面的“三味书屋”一直走回铁狮子坟。书在我的手中就像一盆炭火烘烤着年轻的心。
我的俄罗斯阅读时代开始了，“年度君主”是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多年之后，我站在阿赫玛托娃喷泉宫旁边的住宅里，望着窗外正在泛青的橡树发呆……
还有过一个艾特玛托夫时期，他的《白轮船》之中的孩子使我常常以为就是童年时代的自己，他的《断头台》之中的阿夫季使我常常以为就是大学时代的自己。我甚至把一件灰色的棉衣掏空，只穿着外面的一层，冒充阿夫季，或者托尔斯泰笔下的谢尔盖神甫。
而我之前之后迷得始终如一的书却是《金蔷薇》。朋友送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不管别人怎么说。
关于这本书，我当时写了很多伤心而热情的话，它几乎是我的枕边书，伴我度过了那个极其痛苦的时代。在我没有失语之前，我还把自己朗读它的文字录了音，放给弟弟听，放给朋友听。而我的声音也正是那个痛苦时代的一部分。
李莳先生翻译的《金蔷薇》，用正体字排版的《金蔷薇》，都是以后改版重印的《金蔷薇》或者重译的《金玫瑰》不能代替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后来的翻译比不上前面的，或者后来的印刷比不上前面的，而是说，当时的译本里面倾注了我阅读的血泪。
读这本书，不知道流了多少泪。而读《维特的烦恼》我却没有流泪。
严重的时候，看到别人提起这本书的评论也会流泪。
我的生命，我的感情，全都维系在一本书中。一本关于创作与自然的书中。
我在石油部实习的时候，曾经从书中摘过一段读给我如今已经人过中年的学生们。
还有力冈和吴笛共同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含泪的圆舞曲》。我亲热地把帕斯捷尔纳克称为老帕。是他让我发现紫色的雨水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来自真实的闪电。我把他的画像复印了一张，贴在陋室的墙上。下面还写着一句话：“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8
漂泊，痛苦，北京。向它们告别吧。
为了买一本《帕斯诗选》，我特意去了一趟天津。北京卖光了。而且我买的是一本我一向都不喜欢的硬壳子的精装本。
我终于回到故乡，回到哈尔滨冰天雪地的依靠之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床，有了买吃喝之外的买书钱。我不用再为买书而挨饿了。
第一件事，我订阅了全年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我把国内所有刊登外国文学的杂志全都订阅了，包括学术刊物。一直没有间断，直到今天。21年。
而只要有机会，我还会继续搜集旧杂志，当时想买而买不起的书和杂志，更老的《世界文学》，比如1963年3月号的斯·茨威格的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人类的内心秘密究竟是怎样的火热呀；更老的《译文》，比如1954年6月号，不仅有彩色印刷的苏联画家俞昂的油画《春》——美妙的葱头顶和树木，多么像哈尔滨的景色啊，还有卞之琳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千山万山朝着马拉松，/马拉松朝着大海的洪流；/独自在那里默想了一点钟，/我心想希腊还可以自由……”
首次听到老帕朗读普希金和他自己的诗的磁带录音，眼泪流得哗哗的。
尽情搜罗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书信，传记。30岁的生日礼物是《卡夫卡全集》，虽然他的梦魇就是我的梦魇。
这时候不仅复印了大量的原版诗集，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购买，通过外文书店的渠道，通过不多的出境的机会……几千块钱只能买七八本书……各种各样的诗选，诗汇集……
尝试翻译拉金、奥登的诗。在翻译中，才发现老一代的翻译者是多么了不起，才发现新一代的翻译者是多么不容易……嘴巴再也不那么刻薄了，每一个中文词，每一个中文句子，究竟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全是汗水……对各种词典、工具书，越来越体贴……
在翻译工作中，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赠书，解惑，打气……当然也得到过更真诚或者更刻薄的批评。所以才想到翻译伦理的问题，想到怎么对待重译，怎么对待不同的词语选择，怎么对待所谓硬伤软伤之类的错误……只有深入其中，才知道什么叫浩如烟海。
9
在街边看到装帧糟烂的《挪威的森林》，一本卖一块钱，买了十本，送给各地的友人。
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来了，外国书看得更多了，电子版的，网上零碎陈列的，现在还有卓越亚马逊的网店，轻轻点击几下鼠标，隔天或者半年，洋字码的书们就飘洋过海到家里来了……条件越来越好，买了大房子装书，读书，享乐……认识了更多的翻译者，更多的同行，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帮助，他们推荐的书目，他们寄赠的书，越来越多地来到我的身边。
不仅有传统的欧洲，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哈维尔的，赫拉巴尔的，米沃什的，我写书评，写自己的感受和收获。东欧的小说，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卡达莱的《梦幻宫殿》，正在陆续启迪集体的心灵。还有近来出版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捍卫记忆》。还有更为广大的亚洲，日本和韩国，阿拉伯语世界，阿多尼斯，达维什……他们的艺术和视野，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耳边萦绕。原本保守的只译母语书的规则，现在改变了，比如开始转译《沃罗涅什笔记》，再次向年轻的曼杰施塔姆致敬，而他的译自俄语的中文版诗全集早就有了。
杂志可以读到最新的《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而同行们彼此互译的工作正在促进更为深刻的阅读。如今阅读外国文学，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心态不同，而且理解深度也不同了。
在更多的营养中间，过去写不好还可以抱怨自己读到的书少，现在这么抱怨就无理了。现在只有衡量怎么努力，怎么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了。
生活在继续，而外国文学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再那么突出，但是依旧重要；不再那么难得，但是依旧充满活力。然而文学之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也抬头了……
而我，一个受益于外国文学的中国诗人，不仅像一如既往地喜欢中国文学一样喜欢外国文学，并且自信地尊重或者景仰所谓的“翻译腔”或者“翻译体”，因为它们的本质并非只是外国文学，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门，我们的窗，我们的道路和随时起航的海港……
原载《世界文学》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