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 译
当我接受这次讲座的邀请时，我被告知杜威基金会赞助这个新的系列讲座的意图是要求一位哲学家谈谈他或她的生涯，而谈法要求是“传记性质的，而且要关于讲演者如何置身于这个领域，而不是对于某些哲学议题的实际贡献（尽管哲学上的反思显然不能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挑战。我热爱讲故事——而且我相信讲故事对于教授哲学至为关键，那么，何不试着讲讲我和哲学之间的恋爱故事。当我回顾（并且展望）我的哲学生涯之时，出于很多很多原因（这些原因我将试着告诉你们），我会不禁感到我是极为幸运的。但是，该从何讲起呢？
看起来比较合适的讲法是从我学习哲学前的一段时间开始——实则，也就是在我对哲学有哪怕最模糊的观念之前，那时我是布鲁克林一所高中的学生。我成长于一个相互扶持的大家庭，是第二代犹太移民。我的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在我众多叔叔阿姨中也没有人接受过大学教育，除了一位，他成了一名律师，那是成长于1940年代的犹太男孩最为偏爱的两个职业之一（还有一个是医生）。我到了中林高中（Midwood High School）就读，那是一所在布鲁克林的公立高中，在那里我经历了智识上的觉醒。我发现了文学、音乐和艺术之乐。你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中林高中的了解都比你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因为它也是伍迪·艾伦的高中。当我的妻子卡罗尔——她也是中林毕业生——和我一起第一次观看伍迪·艾伦早期的那些电影时，我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旁边每个人都在笑。毕竟，里头的那些笑话是我们在高中当地都听过的。我太年轻了，没有被征入伍参加二战，但是战争还是深刻地触及了我的家庭，因为我天资聪慧的哥哥就在我13岁生日前在战争中遇害了。成长于纽约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拥有一个深刻的确信，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在塑造一个更好的美国和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件事上大有作为。到了该选择大学的时候，一位朋友建议我申请芝加哥大学。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这段时间里，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学院是个独特的地方。整个本科生课程都是固定和必修的，没有什么选修，也没有什么主修。大学接受高中二年级之后的学生，不过我是在高中毕业之后才入学。入学要求不是积攒学分，而是通过各科的考试。而最终的大考有着一个谦逊的标题：“科学的观察、整合与阐释”。入学之前，学生得参加一系列定位测验，以确定将来为了获得学士学位要通过哪些考试。可以想象一下所有学生都在阅读和谈论同样一些书的一所大学。第一年，我读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韦伯、伽利略、开普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那是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我记得许多个夜晚，我们彻夜不眠，热情地争论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的精妙论点。这些还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芝加哥的情形于万一。那时在美国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渴望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那芝加哥就是唯一可去的地方。我们对常春藤联盟嗤之以鼻。而芝加哥也吸引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学生和教员群体。苏珊·桑塔格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位年轻教师关于社会科学的课程，他叫菲利普·雷耶夫。正是在芝加哥，我遇到了迪克·罗蒂，并和他成了好友。这也是菲利普·罗斯和麦克·尼科斯的芝加哥，也是阿兰·布鲁姆和乔治·斯坦纳的芝加哥。利布林（A.J. Liebling）为《纽约客》写了一篇关于芝加哥的简介，“第二城”，其中称芝加哥大学为儿童十字军之后最大的神经质少年聚集中心。正是在芝加哥我爱上了哲学。而让我兴奋不已的则是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它仍是我最爱的哲学篇章，而我也从未失去对于柏拉图对话的钟爱。我19岁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但是那时唯一承认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的只有牛津和剑桥。出于个人的理由，因为我的家庭还在哀悼我哥哥的死，我决定回到纽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几年，再继续研究生学业。我修了各种课程，从古希腊语到书籍装订（我母亲认为我应该学点“实用的”）。而我那时也已经有些迷上哲学。我在芝加哥的朋友的建议是，要想以芝加哥的精神气质来钻研哲学，那最好的地方就是耶鲁。我的朋友中迪克·罗蒂是第一个去耶鲁的，之后我们好些人紧随他而去。当我在1953年到耶鲁学习哲学时，我没想过我是进入一个“职业”。我认为我自己是在追寻观念的历险。我感受到了心灵生活的浪漫，而且我还是非常幼稚。我记得我的研究生第一年既兴奋又可怕。和很多一年级研究生一样，我怀疑我读哲学的研究生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我是不是足够出色。这种怀疑以一种极为生动的方式体现出来，那时我参加了一门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讨课。我之所以决定上关于黑格尔的课是因为我到那时为止连黑格尔的一个字都没读过，而我认为我有必要对他有所了解。但是，最初的经历使我饱受重创。我一个字都读不懂，而且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自己读懂了黑格尔。我感到非常疑惧，因为课上有很多更有天资的学生，他们似乎能非常言之成理地大谈黑格尔，而我压根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是对我哲学能力的真正考验，而我失败了。想到要做课堂报告，我很恐惧。显然，所有人都会发现我是个白痴，我不该读的哲学的研究生。我分配到的是《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谈安提戈涅的部分。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文本上，不知怎么的，我取得了突破，就像一个顿悟。我体验到了黑格尔的力量。这个关于黑格尔的研讨课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这个讲座是杜威基金会赞助的，我想讲述一下我为何会写一篇关于杜威的毕业论文。这一点可以用来证明在我看来是我研究生训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非正式的讨论小组的意义要大于正式参加的课程。在我去耶鲁之前，我对杜威差不多一无所知。而就我自以为知道的内容来说，我并不喜欢杜威。杜威据说恰好体现了我们在芝加哥被教导要去鄙视的一切。一位年轻的耶鲁助理教授约翰·E.史密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的非正式阅读小组，讨论《经验与自然》，我决定参加。《经验与自然》完全不符合那时候非常流行的关于杜威和实用主义的刻板印象——杜威作为一个更为有趣和更为重要的思想家震撼了我。杜威的经验与自然观，加上他作为一个关切激进民主的品格和命运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都使我倍感亲和。20世纪50年代可能是对于杜威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兴趣的最低点，可我确实够固执，或者说够倔强，决定就约翰·杜威的经验形而上学撰写毕业论文。在阅读《经验与自然》的过程中，我很晚才发现小奥利佛·文代尔·霍尔默斯就此所说过的话。在一封写给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信中，他写道：“尽管杜威的书在我看来写法很糟糕，但是它在我看来……走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宇宙。所以，我认为，上帝在他急切地想要告诉你宇宙是什么样的但是却无以言表之时，就会像杜威这样说话。”因为保罗·威斯，皮尔士论文全集的编者之一，在耶鲁是个活跃而有力的存在，我也就开始研究皮尔士，而我最早一些发表就是关于杜威和皮尔士。
40年代末和50年代是各校研究院的哲学系发生平静但剧烈的革命的时代。其中大多数“地位崇高”的系科都处在转变为分析式的过程中——有的是受逻辑经验主义遗产的影响，有的则是受那时在牛津得到实践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臭名昭著的英美-欧陆之分得到了强化。我之所以去耶鲁就是因为它抵制了这种分析哲学的全面接管，而且，坦率地讲，不管是在那时还是现在，我从未以这样种分裂的方式进行思考。我发现维特根斯坦和黑格尔、尼采以及克尔凯郭尔一样令人着迷，而且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哲学世界中的其人不这样认为。有一些评论者曾评价我的哲学工作是在为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构筑桥梁”，但是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哲学。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或是哪一种哲学风格能垄断哲学的洞见。根本就没什么“桥梁”需要构筑。只有好的哲学与坏的哲学——两种哲学在大西洋的两岸都很常见。在耶鲁，我也跟从亚瑟·帕普（ Arthur Pap）学习，直到他英年早逝，我还跟从彼得·亨普尔（Peter Hempel ）学习，直到他去了普林斯顿。亨普尔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富有人性和教养的老师。尽管我早就接触过逻辑实证主义，但我还是被一种在耶鲁得到鼓励的反对分析哲学的偏见所影响。这一点直到威尔弗里德·塞拉斯加入耶鲁之后才有所改变。塞拉斯到耶鲁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助教，在这个他思想发展最富创造性的时期里我出现在他很多研究生课程中。塞拉斯教导我分析哲学的精微之处如何能够深化并澄清伟大哲学传统中的哲学难题。而为了理解塞拉斯，人们必须掌握关于语言、心灵、行动和科学的分析哲学，同时也包括许多哲学史内容。我在1966年写了一篇关于塞拉斯人在世界中这个观念的论文，这是最早一篇对此作出综论的文章。你们可以从《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获知，迪克·罗蒂分享了我对塞拉斯的热情。我一直都在做一个尖锐的区分，一方面是我认为好斗而褊狭的分析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哲学的真正成果。用分析意识形态，我指的是那种自鸣得意的信条，认为只有分析风格才是唯一派的上用场的，而其他哲学都不必理会，都是简单的或是并不真正有价值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我记得在50年代，有一个问题时常被提出，往往是用一种假模假式的牛津腔：“你是做哲学，还是说你对哲学的历史感兴趣？”除了出现在最新一期《心灵》、《分析》或《哲学评论》上的东西，别的都不能算作哲学。这种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非常不幸，至今仍深藏在我们这一行的某些成员心中，它不仅是愚蠢而有害的，而且与其说它与严肃的哲学思考有关，倒不如说与令人厌烦的学院政治的游戏有关。
我的耶鲁经历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对我的思想发展很重要。我到耶鲁时正是麦卡锡时期的高峰。我来自布鲁克林和芝加哥的街头，对于常春藤联盟是怎么一回事知之甚少。而我也因此被震惊了。耶鲁，除了研究生院之外，是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学校，在这里，本科生在餐厅要打领结、穿夹克。耶鲁本科生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私立学校，都是耶鲁校友之子。耶鲁确实会招收一些女研究生，但是耶鲁图书馆中有一些区域不许女性进入，而且，女性当然也不被允许进入著名的餐馆，Mory's。耶鲁也才刚刚开始雇佣犹太教授。哲学系的保罗·威斯是人文学科第一个犹太裔正教授。那时耶鲁本科生的大英雄是年轻的威廉·巴克利，他最近发表了对于耶鲁的严厉批评，题为《耶鲁的神与人》。坦率地说，我都不大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不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小说中设定的场景。我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左派思想家，我被杜威的激进民主观深深吸引，而且也被卡尔·马克思的早期人本主义著作所吸引（我讲授了常春藤联盟第一门关于马克思的课程）。但是，渐渐地事情开始产生变化，即便在耶鲁也是如此。我那时在约翰·杜威学社担任指导教师，之后它转变为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而且，随着新的耶鲁随校牧师威廉·斯隆·柯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的就任，一个由教员和学生组成的小而有力的群体开始在耶鲁积极地参与早期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1964年，我加入一个耶鲁代表团的小组参与了“密西西比之夏”计划。我获邀为《国家》杂志（The Nation）写一篇关于我的这段经历的文章，我想读一读我从密西西比回来时写下的一段话。写的是黑人（Blacks）的选民登记（我们那时使用的是Negroes这个词），我描述了我亲历的当地黑人任命自由民主党代表（MDFD, 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的会议。写于1964年，这个会议
在一个 闷热的周六下午4点举行。对于COFO（联合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会议是对既有成果的考验。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当地黑人必须站出来的时刻。他们会不会出席会议？他们会不会把会议搞得一团糟？这个会议最终成了我所参加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集会。遵照议会程序，议程以一段祝福开始，然后是主题讲话，长期主席和秘书的民主提名与选举，接着通过了决案并任命参加分区会议的代表。当选主席的那位女性说，我们都有点紧张，因为这种事在密西西比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个对所有想要参加的人都开放的政治会议。未来任何时候当我想到民主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在伊顿区的这个会议的景象就会浮现心头。 而在今天，在这个会议四十多年之后，当我想到最好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时候，这个景象依旧浮现心头。
1965年3月，我被拒绝授予耶鲁终生教职，而且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著名的教职争端。2000名学生为我游行，几天时间里整夜围着校长办公室，要求重新考虑我的情况。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哲学家和支持者的信件涌入耶鲁。这件事还被全国性的媒体报道。我很知趣地闭口不谈并远离示威，但是耶鲁正在发生的事情却通过广播网络周知天下，而且出现在《时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上。我认为这件事之所以获得这么多全国性公共关注，是因为这是常春藤联盟的第一次大型学生示威，那时学生们正在抗议大学过于强调研究而牺牲了它作为教育机构的使命。我作为一名教师享有一定受欢迎度，但我也已经开始发表并写了两本书。学生们举着标语牌为我的申请被拒而抗议。而我最喜欢的是其中一条，写着：“荷马只有两本书。”不管怎么说，媒体使我成了某种英雄，结果有36所大学和学院接触我，询问我是否想加入他们。为证明我所言不虚，我应该提及几年前大卫·克罗克，我在1964年时的一位助教，告诉我的一件事，在一门我教的大型导论课程中有一名非常差劲的大一学生，名叫乔治·布什。当我发现这事时，我告诉我在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院长，鲍勃·科瑞，我说苏格拉底也以教学生上的失败著称。
当我离开耶鲁之时我也是《形而上学评论》（Review of Metaphysics ）的主编。保罗·威斯在1940年代创办了《形而上学评论》。《形而上学评论》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在运作。保罗会读所有呈交的手稿并做所有有关出版的决定。每位投稿人都会收到一封私人信件，不管他或她的稿件是被接受还是被拒。那时许多“显赫的”哲学杂志都只发表分析式的文章，《形而上学评论》却是真正多元的。奎因、塞拉斯与罗蒂、列奥·施特劳斯、汉斯·约纳斯，甚至海德格尔都是《形而上学评论》的撰稿人。保罗邀请我担任事务编辑，然后是助理编辑，那时我才二十多岁。保罗·威斯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风格从来没有吸引我，但是很少有老师对我的影响比他更大。保罗是我遇到过的最为机敏和尖锐的批评者。他能够迅速地察觉任何论证的最弱处，并予以致命一击。当一份稿件投递到《形而上学评论》时，我就会阅读并写一份点评。然后，保罗会读稿件和我的点评并且无情地批判我写的东西。那是一种残忍却绝佳的教育。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满心揣测着我又做错了什么，结果有一张来自保罗的纸条：“亲爱的迪克，我已经教你我所会的一切。《形而上学评论》现在是你的了。”我就这样成了主编。保罗的临别赠言是，只要你觉得这事还是有趣并能从中学到某些东西的，就继续编辑这份杂志。编辑了这份杂志几年之后我觉得我不再能学到什么新东西。剩下的只有作为一名主编的声望和权力——所以我放弃了。
当我不得不在1965年的春天寻找一份新工作的时候，我定了一个硬性的条件，和我妻子卡罗尔有关，她进了Swarthmore学院，然后在耶鲁拿到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她从小接受的理念是任何职业生涯，包括学术生涯，都是对她开放的。然而，尽管她在Swarthmore或在耶鲁做研究生时都没有经历过任何歧视，但是在纽黑文就是没什么像样的机会可以追求一个学术生涯，即便有耶鲁的博士学位。似乎存在一种未经言明的态度——一个女人应该以嫁给一位耶鲁教员的方式来获得幸福。所以在我离开耶鲁时，我只考虑那些卡罗尔也能有机会独立追求她自己的生涯的地方。我选择了哈弗福德学院（ Haverford College ），因为在费城地区卡罗尔能找到机会，而卡罗尔很快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然后接受了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提供的职位。我的一些朋友那时有些困惑，为什么我在有机会去研究型大学的情况下决定接受一个本科学院的职位，特别是考虑到我曾在耶鲁教研究生和本科生。但是我之所以被哈弗福德吸引是有很多原因的，那是全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哈弗福德是由贵格会创立的，贵格传统在哈弗福德仍然很强劲。那里有一种关注社会的传统。哈弗福德不像大多数麦卡锡时代的学院和大学，它从原则上就拒绝与麦卡锡的猎巫行动合作。贵格教友们也在越战问题上采取了一个强硬的反对立场。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将在课程大纲中占据核心的有分量的哲学系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种课程大纲应该体现多元的哲学概念，我认为这正是教育的根本。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文理学院实现过我们在哈弗福德的成就。进入哲学课程的学生远比任何其他学科要多。学生们会整夜排队，就为了有机会选我们的导论课程。我们课程安排的核心就是与伟大哲学家的相遇。我们最受欢迎的研讨课是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改变》杂志（Change）到哈弗福德来，想把我们的课程写成全国最好的本科生哲学课程，文章的标题是“以经典为核心”。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教师-学者，并在教学中得到了与写作一样大的满足。1966年到1989年我在哈弗福德期间，我出版了《实践与行动》、《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哲学论稿》。让我引述一段我在《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中写下的话：
在美国有一个盛行的偏见，认为文理学院主要是教学机构，而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则是进行严肃学术研究的地方。然而，这一偏见（当然，包含一定真理）会使我们看不到文理学院在人文探究与学术的上的一项独特优势。人文研究，正如其悠久传统所昭示的那样，需要一种能使交谈和对话得到培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觉得可以自由地探索那些越出了常规学术边界的议题与疑难，人们也可以直接地体会到来自各具关怀的同事和学生的挑战与遇合。我在1960年代中期加入哈弗福德学院成为其中一员的首要原因之一在于，那时候那么多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经受着明显可以察觉到的过度官僚化和专业化，而哈弗福德却仍然是一个以言传身教的教师-学者这一理想为荣的教育共同体。
1972年是我的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同时见到了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我在1960年代开始阅读哈贝马斯，当我读到他的《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时，我体会到一种重遇故人的震撼。很多年来，我一直对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影响了早期法兰克福思想家的那种独特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取向抱有兴趣。哈贝马斯也对那些使我着迷的思想家感兴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米德、杜威与塞拉斯。事情就像是，我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传统中工作并对黑格尔-马克思遗产越来越有兴趣的人，和哈贝马斯这个从黑格尔-马克思遗产出发并趋近于实用主义传统的人，相遇了。他那一版本的批判理论与我关于批判的实用主义的理解非常接近。我邀请他到哈弗福德做讲座。当我们相见时，我们都感到一种强烈的思想友谊的纽带，这种关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继续成长。1976年哈贝马斯在哈弗福德教了一个学期。1988年我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访问教授。就像我写了第一篇关于塞拉斯的综论文章一样，哈贝马斯也在我1976年的《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中突显了出来。当哈贝马斯在哈弗福德度过一个学期期间，他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指导一个春季将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举办的研讨班。铁托，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那时刚刚取缔了南斯拉夫实践派，那是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群体，他们尖锐地批判共产主义中的斯大林主义倾向。八位属于这个群体的教授被逐出贝尔格莱德大学。他们被禁止在南斯拉夫教书。铁托还关闭了在科尔丘拉岛的著名会议，那是全世界左派知识分子的集会之处。而《实践》杂志也被迫停刊。我和哈贝马斯认为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国际大学校际中心举行一个短期课程是对《实践》杂志的同仁们显示团结的表态。有些讽刺的是，这是实践派在南斯拉夫唯一可以做讲座的地方。最初只是一种相当非正式的显示团结的表态，最终却发展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机构。若干年中，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课程中，包括查尔斯·泰勒、安东尼·吉登斯、斯蒂芬·卢克斯、迪克·罗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雷奥蒂斯、阿兰·图雷纳、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克劳斯·奥弗、阿格妮丝·赫勒——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而且，我们也吸引了一个最为杰出的青年研究生群体，包括塞拉·本哈比、朱迪斯·巴特勒和南希·弗雷泽。让我读一下另一段来自《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前言中的话：
1978年春天，我与一群同事一起踏上了一个漫长的从纽约到杜布罗夫尼克航班。南希·弗雷泽，是我的一位好友，也是我以前的一位学生，那时她开始对后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产生兴趣，她在飞行途中迫使我澄清我的哲学工作以及我在一起基本问题上的真正立场就在我们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有强度也越来越火热之时（我觉得我被解构了），对话转到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受到弗雷泽那种顽强地直击问题核心的能力所挑战，我脱口而出说这个二分法是有害的，人们应该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在探寻的聚焦点。我把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撰写这本书的大纲。1978年杜布罗夫尼克课程上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罗蒂的参与。他宣读了后来以《哲学与自然之镜》为题发表的著作的一部分，包括他对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查尔斯·泰勒加以批判的内容（这两位当时都在场）。我已经读过罗蒂此书更早的草稿，而且既对他的基础主义批判深表同感，也对他从这一批判中得出的结论极度怀疑。我们用了几个会议议程试图阐明在我们各自移用实用主义传统的过程中那些差异是造成了影响。
我说过1972年也是我见到汉娜·阿伦特的一年。我在政治科学系的同事莎拉·舒默尔（Sara Shumer ）邀请阿伦特到哈弗福德开一场讲座。那时我对阿伦特并不十分感兴趣，很少阅读她的著作，而我读过的部分我并不喜欢，因为我认为她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阐释是粗暴的（我现在还这么认为）。我完全准备好我会不喜欢她。但是当他到了哈弗福德之后，她特地要求见我，而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弗雷德·威克（Fred Wieck），我《实践与行动》一书的责编，送了这本书给汉娜，她想告诉我她有多喜欢这本书。当我们在哈弗福德宾馆见面时，我们花了六个小时相互交谈。那是一段持续到她1975年过世的友谊的开始。我有时会想，人们之所以要出版著作的真正原因就是为了可以题献给家人和朋友——我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题献给了四位朋友，汉娜·阿伦特、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及理查德·罗蒂。这是我写给汉娜的：
我个人与汉娜·阿伦特在1972年的初遇如同一场风暴。我们就我们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阐释发生了尖锐的争辩。但是这次相遇却并非敌对的，它在一种柏拉图的意义上，是爱欲的。在她生命所剩不多的几年中，我们见了几次面，每一次我们都会激动地相互争论。她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存在，我继续着和她的争论。
我在1983年写下那段话，但到了2006年，我还是在和她争论。我想提一下我们相遇时的另一件事，这能使我们对汉娜更深入的了解。。《实践与行动》远在《人类的境况》和《论革命》之后写成。但是，就像我提过的那样，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阿伦特并不怎么感兴趣，在我的书中只有一条无关宏旨的脚注提到了阿伦特。但是当我们见面时，对我没能讨论她的行动概念这件事，阿伦特并不感兴趣。她完全不在乎我忽略了她的著作。她赞扬了我的书，因为她觉得我是在以一种新鲜而独创的方式在做一件事。1972年，阿伦特想要我加入新学院，但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职，而我们有了四个年轻的孩子，都在好学校。纽约不仅开销大，而且有时并不大安全。但是，当然了，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在新学院有其他人对我抱有更为怀疑的态度的情况下，她还是想要我加入。
我说过我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题献的四个人中还有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我最初见到伽达默尔是在他1968年初访美国时。而我在《形而上学评论》上发表了我相信是关于《真理与方法》的第一篇有实质内容的批判性研究。在我和哈贝马斯在杜布罗夫尼克讲授研讨课期间，还有另外一个处理现象学的研讨课。伽达默尔是一位常客，在杜布罗夫尼克，我们在很多瓶好酒相伴下做过很多讨论。当伽达默尔开始他到美国的定期访问之后，他经常到哈弗福德来。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他的解释学取向的影响，尽管我也对此有所批判。我所受的哲学教育，以实用主义传统为基础，但是总是越出边界，获得新的相遇和新的体验，试图参与到真正的对话之中，并扩大我自己的视角。在这方面，我必须再提一位哲学朋友，雅克·德里达。和许多人一样，当我在1970年代最初开始阅读德里达时，我没法搞清楚他在说什么。我受挫于那些毫无疑义的字面语言游戏，因而倍感恼怒。但是我的妻子卡罗尔却是德里达的大崇拜者，因为我对我妻子的智力有极大的尊重，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把握到的——而我也困在这上头。当我读到他关于列维纳斯的绝妙文章“暴力与形而上学”之时，突破来了。不知怎么回事，这篇文章与德里达作为一个言之无物的言语虚无主义者的流行形象并不相符。我开始明白，德里达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就始终关注，实际上是执着于同伦理学和责任有关的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严肃的游戏：德里达的伦理-政治视野”。1987年，德里达在达特茅斯的批评与理论学院做系列讲座。杰弗里·哈特曼，这位从我的耶鲁研究生时代起的好友是主持人，他邀请我去见德里达。德里达很高兴见到一位能够欣赏他著作中的伦理-政治维度的哲学家。我那时刚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侯任主席。所以我就问德里达，他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参加主席就职演讲的会议。正如你们都知道的那样，分析哲学不仅对德里达抱有批判的态度，他们还嘲笑奚落他。当他访问耶鲁比较文学系时，哲学系的学生都不被鼓励去选他的课。我一直认为这是可耻的，而且有悖于我自己关于严肃的批判性哲学参与应该是怎样的深刻信念。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记得，1988年会议的一场分会，有超过1000人参加了他的讲座。德里达非常适当地谈论了友谊的政治，这也是他同名著作的萌芽。而我的主席就职讲演题为“实用主义、多元主义与创伤的治愈”，其中我这样写道：
是时候认识到我们这一行中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文化桎梏——认识到对于分析哲学的第一波接受过程中那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争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是时候治愈这些意识形态之争的伤口。是时候认识到以英美哲学/欧陆哲学之分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是多么地毫无教益也毫无成果。现在正在进行的哲学融合蔑视任何简单的二分法。
我在那次讲演中所呼吁的是一种参与式的可错论的多元主义，在这种多元主义里
无论我们多么致力于自己的思考风格，我们都会愿意倾听他者，而不是拒绝或是压制他者的他异性。这就意味着要对那种想要把他者之所述斥为晦涩、模糊、琐屑，或是认为我们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异样的事物转译到我们根深蒂固的语言中的举动保持警觉，这些不过是人们用以自卫的小把戏。
我们时常忘记，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都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关于友谊的讨论。而我与迪克·罗蒂、汉娜·阿伦特。于尔根·哈贝马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雅克·德里达之间的友谊（还有其他很多人，包括阿格妮丝·赫勒和耶米雅赫·约维尔）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快乐源泉，丰富了我的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机遇，使我们能够扩大自己的哲学视野，那是倾听和学习他们的和他们的文本的机遇。最好的友谊总是带有友善的批评，而我对这些思想家都做出了批判。但是，除了他们的那种多样性，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将我吸引到他们那里。就和我的朋友迪克·罗蒂一样，我认为经典的美国实用主义者们确实是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哈贝马斯、阿伦特、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并不是实用主义者，而且除了哈贝马斯之外，他们对于经典的美国实用主义者知之甚少。但是，我还是不断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主题，这些主题都和实用主义思想家们的核心关切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而我的很大一部分著作就是想将他们著作中与实用主义相契合的主题发掘出来，从而扩大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
1989年，在哈弗福德度过25年幸福而高产的时光之后，我受邀加入了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院。作为纽约人，我和卡罗尔一直希望回到纽约，而这时我们最小的孩子也去上大学了，事情就可行了。新学院成立于1919年，是一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运动的结果。哥伦毕业的校长，尼克拉斯·巴特勒·莫雷，开除了一位年轻的教授，因为他反对美国参加一战。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其中包括约翰·杜威，抗议这种对于学术自由的粗暴干预，并决定创办一所新的院校，希望告别在很多“地位崇高的”学术院校身上都非常典型的种种禁忌和各类歧视。新学院成为一块磁铁，吸引着那些进步的社会思想家和前卫的知识分子。1933年，新学院院长埃尔文·约翰逊决定创办流亡大学，为那些被迫逃离纳粹德国的欧洲教授和知识分子提供避难之所。这是研究生院的起源。新学院是一所特立独行的院校。但它却完美地符合我的哲学批判精神。约翰·杜威是新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霍拉斯·凯伦成为了第一位在新学院教书的哲学教授，正是他铸造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表述，他是威廉·詹姆斯的学生。新学院欢迎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研究生院在1970年代陷入了低谷，几个系科，包括哲学系，都不得不停止博士项目。1980年代，当乔纳森·范顿（Jonathan Fanton）成为院长之后，他决定重建研究生院的师资。我被邀请帮助重建哲学系，我从1989年到2002年担任了系主任一职。在新学院重建哲学系是一个新的挑战——塑造一个能够体现一种开放的、参与的多元主义的研究生哲学系，这种多元主义正是我的教学和学术工作的标志。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吸引了一个绝佳的师资团队，和一个高度投入的学术群体。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得不半工半读并且有所牺牲才能进入新学院，他们的动机非常高尚。在新学院，我受到了激发，从而扩展了我的哲学旨趣和学术工作。我写了关于阿伦特、弗洛伊德和根本恶的书。
我想以一些总体反思作为结束。我最喜爱的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是怀特海的“教育的节奏”，其中他把教育的节奏描述为三个相互依存的阶段:浪漫、精确与综合运用。“浪漫的阶段是开始领悟的阶段。人们所讨论的题目具有新奇的活力；它自身包含未经探索的联系，也以丰富的内容为探索者提供了若隐若现的机会。”怀特海用浪漫所指的与柏拉图的爱（Eros）非常接近。[此处浪漫就是romance，怀特海这段话取自《教育的目的》中译本，有改动，下同。鉴于romance，precision和generalization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在教育界已经非常流行，就不改译名了。romance就是最初的爱恋，所以伯恩斯坦说近于柏拉图的Eros]。这正是我在芝加哥的早期岁月如此生动地体会到的——那时心灵生活的众多兴奋之处向我开放。浪漫需要继以第二个怀特海称为“精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广度居于次要地位，从属于系统阐述精确性。”没有精确的浪漫就有陷入滥情的危险，而没有浪漫的精确也时常变成彻底的卖弄。怀特海断定：“显然，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浪漫阶段，精确阶段是无结果的：如果对事实的一般性缺乏模糊的理解，前面的分析就是一种毫无疑义的分析。他不过一系列关于单纯事实的无意义的陈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得不到进一步的验证。”最后的阶段，综合运用，“这是补充了分类概念和有关技能后重又回到浪漫。这是精确性训练追寻的成果。”怀特海描述了一个应该贯穿于人们的教育与生活不断重复的节奏。我有时会想，随着我们的研究生院中专业主义的增长，我们有失却浪漫阶段的危险，而那种爱（Eros）对于教育来说是如此根本。或者，更糟糕的是，尽管我们的很多学生决定追求哲学研究，因为他们体验到了爱的吸引力，我们却把这种爱从他们身上夺走了——把一切强调的重心放在论证的精确和锐利。由于学生们要面对“工作市场”，年轻的助理教授们面对“终身教职”，种种压力和担忧也就使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能够沉浸到浪漫之中。然而，我认为怀特海是对的。没有浪漫，精确就成了卖弄，综合运用就不再可能。怀特海所描述的同样适用于个人的发展。我自己的智识生活遵循着同样的节奏，而且继续这样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我幸运地体验到发现的浪漫，新的问题或新的思想家打开了未经探索的远景，那里有“未经探索的联系，也以丰富的内容为探索者提供了若隐若现的机会。”我试图在我的学生那里激发这种浪漫、精确与综合的节奏。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50年的教学生涯之后，对我来说，走进课堂仍然令人振奋。
另一位好朋友，也是实用主义的朋友，希拉里·普特南，最近被问到：是什么成就了一位好的哲学家？他的答复非常典型，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存在很多不同类别的好的哲学家。但是他继续补充道：
如果一定要去概括，那么我会同意迈尔斯·本伊特（Myles Burnyeat）曾说过的话，他说哲学需要愿景和论证。他的论点是，一种哲学如果不是由某种真正的愿景所激发，那么不管其中包含多么好的论证，是令人失望的；而一本哲学著作如果没有论证做支撑，那其中就算包含了愿景，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普特南应该引述威廉·詹姆斯，他在《多元主义的宇宙》中有过相似的论点。詹姆斯运用了许多精巧的论证，但是他断定“一个人的愿景是他身上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没有愿景，人也就毁灭了。”而且，詹姆斯警示我们，太多的专业哲学家缺少了愿景，而当一位哲学家拥有愿景之时，“人们可以反复地阅读他，每一次都带来一种新鲜的现实感。”
我今天的讲话是回顾性质的，但就像每一个出色的实用主义者都知道的那样，我们回看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并规划未来。当我19岁时，我料不到我将会追求一个哲学生涯，也料不到在这段生涯开始之后过了50多年，当我期待着有新的可能性要去打开，新的学生要去教育，新的问题要去面对，以及新的远景要去探索之时，我依然感受到同样的兴奋的震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