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能助人避开无常？”
——P.B.雪莱《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很久以来批评家已认识到雪莱诗歌中“面纱”隐喻的重要性。奈维尔·罗杰斯把“面纱”认作“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可知的与不可知的分开之物”（Shelley At Work，UP of Oxford，120页）。罗杰斯认为“面纱”意味着“无常的虚幻世界，它隐藏着或半遮半掩着真实的理念世界”（123页）。尽管可以恰当地假定幻觉/理念（真实）以及现象/本体的等级划分，这种柏拉图式或康德学派的读解并未能应对如下问题：雪莱如何构思这两个世界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当诗人掀开了这面纱，他恰好看到了什么？一种柏拉图式的君主制的理念、暴政或者爱？从雅克·拉康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雪莱在面纱之后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之物”，而是内在于象征性现实的一种本然虚空，一道深渊，一段空白，一个缺失。这层面纱在雪莱诗歌中以拉康称之为的小客体a的保护性方式存在，因它所具有的某种“遮蔽缺失的功能”（见肖恩·荷马, Jacques Lacan，Routledge，88页）。
在一首写于1824年的《十四行诗》中，雪莱倾诉他与面纱之后的事物相遭遇下的“目盲”与绝望：
别掀开那层彩色面纱，那人们活在其中
称为生活的：尽管那上面画满了假象，
它只是仿制着我们宁可相信的一切
以随意铺开的色彩，——在那后面，潜伏着恐惧
和希望，命运孪生子，它们一直
在那裂口之上编织其影子，目盲而阴郁。
我知道有个人曾揭开了它……他寻求，
所爱之物，因他迷失的心是如此温柔，
但遍寻不着，唉；世上已无物
可以让他赏识了。
在无知无觉的众生中他穿行，
阴影中的一束光芒，一块鲜明的污斑
在这阴沉景象之上，一种精神在极力
寻求真知，但就像那个传道者一样无可寻觅。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B. Shelley，Oxford，第2卷78页）
在生活作为幻觉的面纱背后，展现着两种根本的人类激情，“恐惧”和“希望”，它们“编织”着“裂口”（chasm）之上的“影子”（雪莱诗作中对于想象的他者的隐喻）。于是在雪莱窥见现象界之后的真实的瞬间，他没有看到柏拉图式的理念或者以永恒真理形式存在的自在之物，只有一道裂口，一个虚无，一座敞开的黑暗深渊，或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构想的规划着现实的“对抗性之被压抑的真实”（Interrogating the Real，Continuum, 263页）。所谓现实的秩序（生活作为遮掩的面纱）不过是通过内容上相对立的种种渴望与幻想的共时形式化而被确立起来，而这些欲求，从精神分析来看，乃是从一个被禁的主体——环绕着它的中心缺失而被确立的主体——流溢出来的。此处被影子暂时遮掩、和解化的“裂口”呼应着拉康在对侵凌性的研究中洞察到的“人的机体与他周围环境之间的某种必然的不和，某种被打断的均衡”（Écrit, Routledge，19页）。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个裂口的言说者的雪莱必然不能发现爱的终极对象（包括他的两位妻子，他曾深爱但最终疏离的哈里特·韦斯特布鲁克和玛丽·戈德温），因为在诗人的思想和世上可寻求的他者之间有一道隔离，对此，雪莱深有体会——“我在各种形体中鲁莽地寻求 / 我思想之偶像的影子”（Poetical Works，第1卷489页）。雪莱在整个一生（他没有活过30岁）中狂热地追求着的那个影子——他自身的渴望与欲念的幻影——可以关乎自由，可以关乎真理或者爱。然而具有矛盾意味的是，雪莱自己完全意识到面对真实将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去承受巨大的打击，去忍受虚无的刺痛，去主动承担创伤对于“我”的全部意义。雪莱陷入一个诗人欲有所行动时的普遍困境，他要打的那场自由的战斗还未开始就已经输了——例如，我们目睹雪莱如何满怀希望地介入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最终却带着苦涩而告退（详见安德烈·莫洛亚, Ariel: The Life of Shelley，102-111页）。雪莱被处于真实状态的自由之幻影致命地吸引着，这使得他处于“介入”与“不介入”的永久矛盾，而此种矛盾乃诞生于贯穿着整个浪漫主义的精神的不安状态。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这种状态极有可能在诗人身上引发“一贯的对不幸的追求”，令其“系统地组织起自身的失败”（Interrogating the Real，306页）。
雪莱对神话和众神的运用也不过是伪装了的一出出“人间喜剧”，它们暴露出雪莱在神学—本体论意义上与“真实”的转移性相遇，也就是象征的面纱被掀起后所发生的。在诗剧《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820）中，朱庇特（压迫者）和普罗米修斯（被压迫者）在变易/无常的真实中相遭遇，此种“真实”在该诗剧中被神化成无情的狄摩高根（冥神Demogorgon）。合唱队这般描述朱庇特沉入无常的住所：
向着深渊，深渊，
下去，下去！
穿过睡梦的阴影，
穿过生与死那
愁云密布的冲突；
穿过那些事物的面纱和阻挡
不管它们是真是假
向着那最远王座的阶梯
下去，下去！
（II，ii，54-62）
面对神话权能之象征面纱背后的无常的永恒深渊——这以其黯哑的真实而显现的终极之物，朱庇特丧失了处置万物的权柄，处于被诗人关乎自由的想象所罢黜后的一种无助而瘫痪的境地：
慈悲啊！慈悲！
毫无怜悯——没有释放！没有缓刑!……哦……
——打开地狱的锁
它那高耸的暴乱的火海，
湮灭它们，深入无底的空虚……
唉！唉！
原力不听命于我了……我在下沉……
头晕眼花地下沉——永远，永远地，下沉——
并且，像一朵云，我的敌人在我头顶
以胜利遮黑了我的坠落！唉！唉！
（III. i. 64-65，74-76，79-83）
朱庇特将狄摩高根以及普罗米修斯认作他的敌人；事实上，他真正的敌人恰好是那不愿面对一个更高律法的自己——这赫拉克利特式的变化性使得主体与象征秩序都无法获取一贯的稳定的身份，这一点让朱庇特害怕。朱庇特（暴君）面对将真实吸收入“我”的框架的这种恐惧与无能，为他向着“意识形态的梦幻”这个地狱的沉没铺好了道路。君王并非在其自身之中成为统治者，他恰好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之链而成为自身。朱庇特的自大或偏执狂倾向在于他将自身的君王角色毫无疑问地凌驾在赋予他地位的那个立意过程之上。与庄子不同的是，朱庇特没能以辩证的运动的方式反省他的现实身份。
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雪莱的自画像）似乎穿越了人类灵魂的“可完善性”（被革命家或者改良派普遍地持有）和“不朽”（被笃信宗教者所支持）的这两个“根本幻觉”。普罗米修斯后悔于他先前对朱庇特的诅咒，因为他逐渐认识到他为人类所付出的辛劳完全可能以西西弗斯的方式告终。普罗米修斯发展出一套斯多葛派的坚忍，当朱庇特差遣来折磨他的复仇之神向他揭示出象征秩序的面纱之后到底有什么：“撕破这面纱／它被扯裂了！……／看！环绕着广阔的地平线／住满无数人类的城镇／在明亮的空气中呕出烟雾／听那些绝望的呼叫！……／再看那，火焰几乎／削弱成萤火虫的灯盏：／幸存者环绕着余烬／在恐惧中聚集”（I. 538-39，550-53，556-59）。
目睹了人类真实生存状况的普罗米修斯不再受“理想”之骗，他将直接应对所有理念皆可能沉没这个真实，并承认以下事实：人类不能“免除于／偶然和死亡以及无常”；普罗米修斯以被启蒙的眼睛看见“那本应高翔的遭到淤塞／从未企及的天空的最高的星辰／在高举的极度虚空中黯淡”（III. iv. 200-205）。人类主体性中心的“黯淡”的极度虚空（无意义）反倒照亮了普罗米修斯，敦促他继续去爱人类，以至于人能彼此相爱。爱，作为不可错过的丧失之物，成为诗人最终的绝望的决定，要去恢复已扯裂的现实之我和那“已被毁的天堂”（Poetical Works，第1卷507页）。
*此文系一笑从作者英文稿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