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异代不同时
——杜甫
深处会容高尚者
——杜牧
可辩性并不是真理。
——列奥·施特劳斯
价值变化的逻辑催生了新，然而时代本身并没有要求什么。
——鲍里斯·格罗伊斯
我的夜晚充满了维吉尔
——博尔赫斯
持用诧妻子
——韩愈
肯肩朴学胜封侯
——龚自珍
诗，在这里，慎重地分为两个角度来对待：其一，普遍意义上的诗，既可以指古诗也可以指新诗，诗在这里要面对的倾诉对象（甚至假想敌），可以是那些对诗之高妙效果半信半疑的读者，或以诗人为志业的一只脚已跨入诗神的门槛另一只脚却还在槛外的年轻诗人，还可以是代表有用性论调的“金钱”（价值观）或政治至上的不朽途径；其二，好诗，我们不太情愿为一首糟糕的诗辩护，我们为心目中的佳作（尤其是杰作）辩白的同时，实际上在为萌发并潜伏在我们观念框架中的好诗之标准执着辩护。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诗，有没有用？就是关于诗的有用性或无用性的甄别问题，尽管我们会有一种诡辩的方法，即无用之大用，这是从庄子那里学来的方法，但还是不能完全摆脱无用性（诗无济于事）的不时来袭。在探讨诗的无用性的时候，我们往往立足点是放在眼下，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纷纭复杂、人心浮躁的时代，而不是从整个文学史的立场，也即诗歌发展脉络，尤其是诗的有用性得以发挥的案例集锦，来做一个总体的认识，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认识问题的一个局限性。
诗，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或者说，诗排除了时间因素的干扰，不会因为某种实效性、时代性诉求或乡愿而一味地投怀送抱（或乖离而去），有用性是永恒的，只要诗曾经发挥过一次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永恒的，永存于人世，永存于人心。只是某些个体，甚至某一代人，无福消受，没有运气进入这种永恒的作用、永恒的效果（的可感知系统）之中，体验不到，不是诗的根蒂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也是能力的问题。
人们对诗的有用性的呵斥、怀疑，实际上跟人的某种弱势心理结构有关系，就是说他在身处逆境或不够奋达的时候，渴盼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会求全责备于诗。他在不同困境中，总是向诗提出同一个要求，把他从中拯救出来的要求，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要求，如果在某一天，某一时，诗做不到这一点，一时满足不了他的诉求，他就会拉下脸来，怒目四张，开始清点诗的这不是那不是，从此持反对意见，把诗当成一无是处的一个对象。
很明显，这样的看法太任性也太意气用事了，不足为凭。诗的有用性，在历史上是明显存在过的，我们对它有用性的怀疑，实际上是对我们当下所处时代某些特性的一种变相骄傲（矫情），觉得我们的时代是由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有新的情况发生，所以原来诗所发挥的功效，对心灵的影响，与灵魂的交往，应当有所不同，因为咱们的时代不同了嘛。甚至麻木不仁地认为，自己活着看到的时代不再需要一首诗。
这样的遮遮掩掩是我们普遍的错觉，夸大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异性，甚至夸大了所处困境的卓颖性。实际上，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面对的困境，并没有太大的与以往时代的不同，语言的精灵/精华，在这短短五千年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自一缔造，就获得了整全性），因为五千年之间人的需求/虚荣，虽然个体之间有一些细微差异，但总体来说，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仍然是一个纹丝不动的总数。
语言实际上可以很轻松地涵盖人体之间的这种差异性，能够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要，只是说有些人对自己困境的理解或者承受能力弱一些，所以他们对诗的种种诉求就显得更加急躁一些，诗一下子没有成为加以抚慰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就要指手画脚，就想自己成为一万零一天那个多出来的一个黎明的弄潮儿，然后对诗提出过分的要求。他们这样做，逾越了节度，高看了自己。任何认为诗是无用的人，其实是一种自我的高看，是有这样一种微妙心理在起作用的。
诗的无用性是一揽子方案里充满排他性、替代性色彩的综合反应。此物无用，彼物有大用，这样一种思维模型和价值观往往会让当局者迷，使之难以看到自己所处大时代背景下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乃至浑浑噩噩而不自觉。诗，是一种永恒的尺度，时时刻刻在测算着人性的晦明，不会因为一时没有人使用它而自乱方寸。诗永不蒙尘。压抑诗的作用，而凸显非诗的无穷力量，这样一种做法也尽显当事人怯懦的二元论偏见。
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通过语言的方式记录并思考人与人在重建彼此信任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心灵图景、情感纽带，只要人类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仍然存在，或者说被蒙蔽的、被低估的人类情感需要得到彰显，这个人世就仍然需要诗歌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说金钱是经济社会互通有无的硬通货，那么，在情感世界，诗歌是当仁不让的舍此无他的流通货币。只不过，在某一时代，有的特殊时期，甚至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总是低估它，无法准确计算出它的汇率。反过来说，在文明两眼一抹黑的阶段，诗歌常常不会慷慨地眷顾每一个人，带给不少民众的错觉是无休止的赤字或逆差。
对于伟大心灵来说，诗歌是一种笃达的谋衍工具，完全可以成为立身之本，通过操持语言达致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高峰，为认知世界和世界观添砖加瓦，并最终达到无言之诗的至高境界，消除诗的器用性色彩和工具理性。同样，对于卑微的心灵来说，诗，一旦对他个体发生了作用，就成为保持精神本色的救命稻草，在为稻粱谋的艰难进程中，舒缓心灵，了看人生，从而摆脱身份卑贱的窘境，意识到语言经用和想象力输出多方面的匹夫有责，亦可在诗歌创作中达成自我心灵的升华，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民族语言的添砖加瓦者。
的确，我们在为诗的作用作辩护时是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的，面向的听众也是古往今来的创作者，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准备跨入诗歌门槛的未来创作者。诗人犯不着对着一批不事创作的读者声嘶力竭地声明诗的有用论。诗人如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开始意识到自己（从属于、命归于）诗人这一身份，那么，他就随时有可能面临饱经沧桑之中诗无济于事的观念的冲击。恰恰在此刻，他曾经所背负的诗学主张，他作为诗歌业态中的一个链牙，注定了他无法磨灭诗的有用性，只不过苦苦挣扎之时（要么是江郎才尽，要么是宦途或职场时间量化的挤压），他希望自己真的能澄清认识，不再被人际关系中不时来袭的成见所钳制，进而敢于说不或说是。
在我们中国诗人思想抱负或包袱中，很少有一种被驱逐出理想国的焦虑。我们所得到的圣人教谕是“不学诗，无以言”。这条规训既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忠告，也是圣人撒向人间的文明的种子。在我们光辉灿烂的诗歌历史中，无数诗人所构成的整体形象是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语言，无愧于民族想象力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诗人形象千变万化，其中一部分大诗人和政治王国的关系也不是处于一种诗学思想与政治伦理的紧张状态之中。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心结。这一话题在此不做展开。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新时代（尤指二十一世纪）中国诗人的心灵困境。诗人活在当下，到底怎样一种活法，才能跻身文明世界之林，往小处说，就是如何才能不输掉为人处事的底气？
诗是语言的贡赋、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芸芸众生，彼此来往，除了依靠流通的货币，还要紧紧依靠无所不能的语言。诗，就在语言中挤眉弄眼、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要设法提取出来，交付这个时代珍藏，并且将来要复归于语言洪流之中，供民众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语言，自己语言中所包含的精魄。如此一来，在每个时代，都不断地积累使用语言的税收、结晶和精魄。而新诗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贡赋，自然而然地流通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你没有感觉到，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语言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个时代麻木不仁、精神不振。
当我们还需要依赖货币的有用性来推导诗的作用，依从于类推法的教谕时，表明还没有树立起扎实的自信，没有打心底里相信诗的前世今生无所不在的恒载意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诗，尤其是有待创作的新诗，等待我们更卓越地抵达。一方面，当代诗人需要切近诗的准确又稳定的火焰中心，要理解我们时代所操持的语言及其变迁，首先得找到那个保持我们恒定心智和情感的可称之为新诗常态的中心。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发现诗的更多弹性空间，在一种激动人心的语言实验中，加深我们与语言之间的感情，并进一步树立我们称之为诗人的信心。
就我的切身体验来看，当我碰到巨大的困难时，焦虑重重，那我该如何拨开乌云见天日呢？我会想到我的亲兄弟，惦记手足之情，但长期的精神上的联系缺乏，我想不好该如何启齿，向他们诉说我的忧愁。我也会想到当代诗人中留在我手机通讯录上的关键人士，但我总设身处地地认为每个人无一例外地也有跟我一样的麻烦。我不想惊扰他们。这样，我应对个人生涯中的困难和焦虑的办法，就是写好一首诗。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写好一首诗，就能得到拯救。但这太需要运气了。精神上的不安，最终要在精神上找到出路。对我来说，新诗，就是唯一可选的阳光大道。我始终相信在新诗中有永恒的黎明。
子夜，几位诗人围炉夜话。突然其中一人感叹道：“现在的人们都不读诗。诗人没地位。”信乎？我会利索地接过他的话茬。然后明确告诉在场的每个人：诗歌文明在过往的时空中曾经存在过，诗歌既是文明之花，也是文明之果。也许，当下活着的诗人所能看到的只是文明之花，而文明之果要留待未来的诗人去见证。诗歌文明不会以仅仅发生一次的极小概率孑然一现，一定是暗含规律、遵循周期，会在一个恰切的时候再度迎面而来。可以想见，在那个时期活着的诗人会因为拥有巨大的同时代读者而激发出创作的最大潜能，再一次成为开花与结果的全程见证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无缘得见这一盛事，我们甘愿成为通向那里的铺路石。
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