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家坪：在你的诗中，多有这样一些句子，如“还乡还到愿里”“山上再山”“旧梦躺在旧窝里”等。这些句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字叠用，你这个表达思维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类诗句会给诗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意味？
曹僧：自90年代以来，新诗中的叙事性得到了不断的重视和讨论，甚至被提升到了诗学命题的地位。很多局面因此打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观念的高度自觉并不能保证始终在场，况且不同写作者的具体认知本就有所偏差。在“叙事性”“个人写作”之类的理念进入更广泛的应变中后，便容易滑落为庸俗的叙事、絮叨，当下诗歌的总体样貌也因而呈现出了一些拉拉杂杂、自言自语的症候。更极端地，很多诗作已经是只能用眼睛看，而不能用嗓音读了。作为一种扶正——但非反拨，声音的分力有必要加入进来，以和原有的力量综合为一道更令人满意的合力。您所列举的这几个一字叠用的例子，我想也是多种声音方案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词语层面比较常见的还有谐音、词之仿生等等。在我的视野范围内，韩博、蒋浩等人的诗作里有不少很好的应用案例。不过，我不愿意接受某些将其拔高、命名为韵律类型的意见。比如其中的谐音，未尝不与某种更广泛的时代风尚有关，看看近些年兴起的语言类节目和包围着我们的广告词就知道了。至于其技术中介，我推测是被广泛使用的拼音输入法。似乎可以这么说，清末到建国前的国语运动所未做到的语音意义上的汉语之统一，倒是在信息时代被完成了。
归根结底，声音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提供节奏，更在于它本是新诗的一类推进方式。除了词语层面，在短语和句子层面也都有很多思路可以尝试。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听万能青年旅店专辑《冀西南林路行》时，我突然意识到偶数字的短句在新诗里好像被忽略了，这种句式在声音上似乎容易带来一种干脆感、雄强感。当然，把这个说法放到《诗经》、四六文那里去作总体判断是非常危险的，只是说它目前刺激到我了，值得去试一试。欧化语法引入现代汉语之后，逻辑性、精确性、自我辩驳性等优秀品质尚未达至理想状态，关联词、语助词却已有富营养化的倾向，反倒滑变出了优柔寡断、拖泥带水、行为无能的恶劣气质。身处现代汉语的建设中，新诗既要探索精密、思辨、自反等的逻辑关联；又应借助词语的质地或短语、句式的惯性，尝试翩跹、热烈、雄健等的声音关联。我近几年花费最多精力的两个系列“列传”诗和“字典诗”（一个权宜而未必恰当的命名），都力图就这一想法做一点实践。
②陈家坪：修辞立其诚，你大概是具有修辞天赋的诗人，你体会到其中的门道，也在写作中实践，通常你会如何去把握要领，兼顾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曹僧：说来惭愧，尽管上初中时我就已尝试开始写作，但我自认直到上大学前都不太懂得怎么说话，我指的是用“普通话”说/写自己最内心的东西。由于此前一直都没有出过本县，学的又是理科，我平时使用的几乎都是有些坚硬、粗砺的本地方音。接触的最切身的普通话，可能就只有一本正经的课堂和《新闻联播》了。因为很早就想写东西，我意识到，日常使用的语言之遣词造句和声音质地，会影响我们的感受机制和情感模式。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去写，常常即便勉力完成也已是离题万里。在高三时代，许多个熄灯后的半夜，我都打着手电筒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其中的语言，和语言所承载的细腻情感都深深地使我着迷。比如《聊斋》中有一篇《王六郎》，写的是超越人鬼两界的友谊，真的太棒了。
最近读到蔡元培提及的一个说法，很能描述我当时的体会。他把跨地域的翻译叫做横译，把跨古今的叫做纵译；并认为在汉语里，从意识到语言是一层翻译，从语言到文字又是一层翻译。也许跟早期的经历有关，我认为对于一个打算一直写下去的写作者来说，写作能力远比写作结果重要。世界在不停剧变，经验在不断更新，常常是腿跟上了，脑袋却没跟上；脑袋跟上了，嘴巴却没跟上。这种体验在西风劲吹的晚清民国时的文人身上应该很深切。桐城派吴汝纶曾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作序，谈的却主要是对“文”的一些新理解。李振声先生曾就此作过揭示，严复选用渊雅的上古时代语词、文体来译述，用心是尽可能地缩小译入语与译出语、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间隙，这与“五四”新文学对语言文字“及物性”的诉求其实是一致的。今天是科技发展迅猛的信息时代，大量新事物不断涌现，话语狂欢一波接一波，比起先辈们，我们面临的处境之难、要求之高同样不容小觑。
我对修辞的理解比较宽泛，没有达到修辞学条分缕析的认知程度，简单来说，我认为诗的修辞就是在语言中缔造关系的技巧。最宏观的也许是整首诗的气息、节奏，最微观的则要触及最小音义结合体即语素。我写的“字典诗”系列，有对后者的集中应用。很多设想，其实也离不开基本语法的引导。最开始写“字典诗”，纯属偶然，受了朋友王大乐说话方式的启发，写了一首《最最》。之后发现了一些隐秘的语法趣味，逐步形成了一个组诗计划，比如其中的《最最》关注的是副词；《用力》是抽象名词；《干》是动词；《而已》是助词，其实主要还是关联词。当然这个计划不可能严格地符合语法，事实上正是因为一些词在词类上的丰富性、在声音上的迷惑性，才造成了所在诗的丰饶错综。本来打算写完这几首就不必再继续了，因为语法兴趣的框架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又意识到，其实日常话语中充满了政治性，作为一种呈现、分析话语之生成、转化轨迹，乃至以某种悖论的方式对其纠正的方案，“字典诗”有独特的力量，所以又持续地写了更多，但兴趣点已经有很大转变。
词语的搭配、句式的变化等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诗行的分节对诗的质地也很有影响。近些年，不分节的样态在汉语新诗中似乎占了主流，这固然有一些内在的诗学原因，比如前面提到的对叙事性/叙事的重视。但写作者不能无所察觉地顺从风尚，每一首诗都有它最适合的样式，必须量体裁衣；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写作者几乎没写过某些样式的诗，那恰恰可能是因为有某些东西他/她处理不了或者压根感知不到。我以前和朋友讨论过，新诗的分节形式看似自由，粗略地看其实也能归为几类：不分节的，两行为一节的，三行为一节的，四行及以上为一节的，自由行数为一节的。其他方面，比如关联词在诗中的作用也十分有趣。作为一种唤起波折、起伏的强制意义装置，它能让诗变得褶皱丛生，但另一些时候，它也会成为苍白心灵自我掩饰、自我装扮的面具。我曾写过不少五六行的短诗对现代汉语中常见的部分关联词进行了有意试炼。至于插入语，似乎是正好读到了臧棣的某一首诗，突然意识到了它的特别。插入语作为一种打断、补充，能为现代汉语带来一些自我辩驳、自我修正的审慎态度，我在诗里也有意尝试过。此外，如鲁迅《藤野先生》开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种有点奇怪的表达，也被学者关注过。我曾参考应用在了一些诗里，比如《忆登九华山》的开头“无非也是出一身冷汗”，《通灵大峡谷》的开头“但速降总在快意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其实只要一直在写，就总会有新的发现。
似乎不应再过多地谈论这些具体的技术了，不然会有被当作乏味、炫技的学院派的危险。我有时也怀疑，将这些东西归纳出来是否合适，它们似乎很容易被滥用，成为装模作样的“方便法门”。但换个角度看，诗其实是一种公益，写诗就是参与语言的建设和环保。不对这些基本的东西有所认知，写作者凭什么敢自称是语言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我还要为自己辩解一下，在我的诗中，绝大多数技术实践背后，都有真实的生命经验，这是我反复确认过的。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中暗含了一种诗与生命同步的状态：生命是个漫长的整体工程，诗也是。不断在修辞上探索、实验的目的，除是为了免于写作的客套，免于穿着马甲、拿着腔调，还是为了持续地保有能跟得上心智成长的书写能力，当然前提是心智有勇气和毅力去健康地成长——这点其实更难。
③陈家坪：在恰当的表达和合理的修辞下，真实的生命经验应该会更为醒目。那么，你的诗都触及过哪些主题，这些主题跟你的生命经验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曹僧：我最近整理思绪写了两篇小文章，一是《诗是认知》，一是《新诗的问题意识》。标题也许看起来有点吓唬人，特别是后一篇，但我的目的主要还是想跟青年写作者们互相激励，探讨一下应该如何继续往下写。相较“主题”这个说法，我可能会更倾向于“问题”。在我的组诗《新品发布》里，有这样一句：“在一生不断的困惑中，我们活下去”。诗是对付问题的，当然这不要求必须解决问题，诗没办法解决诗之外的问题。问题有很多种，有些是偶然的问题，有些是必然的问题；有些是被迫的问题，有些是发明的问题；有些是旧债的问题，有些是未来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总是很多，活着不就是不断地对付新问题么？——尽管有时也只能是无奈地“对付对付”而已。至于诗具体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问题，两篇文章都已经提到了一些想法。
所以要我概括自己的诗触及过哪些主题很难，因为我认为诗就应该努力去言说一切——就这一点来说，当代诗人里臧棣是标杆之一。仅从写作体量来看，我可能会被认为是非常不节制的。前面我也提到写作能力比写作结果更重要，这个观念甚至可以推导出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法：在写作者的自我修炼中，也许有一个阶段是做一名合格的“写手”——当然底线必须是绝缘于有意无意的抄袭。一清二楚、不三不四、五颜六色、零七碎八、九变十化的东西都能刺激到我，我都想试试。有时候我想，做一名写作者的好处就是永远不会亏得太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它们会给你带来作品上的回报。而只有经过或隐或显的“写手”阶段，一位诗歌写作者才能真正意识到，诗其实是写不完的，重要的是能开拓出什么样的地貌，以及开拓行为能否不断继续。
关于“生命经验”，我可能要先谈谈自己对“经验”的一点理解。以前有种普遍的观点，把它分成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前者强调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后者则多由书本或他人获得。这个区分其实是含混的，内里的根据也比较狭隘，主要还是从感官的受刺激和被调动与否这个层面来讲。比如针对张枣的《何人斯》《楚王梦雨》、朱朱的《清河县》系列等作品，我们能因为所谓的“间接经验”而贬低它们吗？而且进入作品中的“间接经验”，其实早已接受了作者心灵的调谐，很难再一概而论了。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步入了所谓的“景观社会”，我们每天被各种传媒产品、文化产品包围，每天都在接受这些东西的刺激：乐不可支者有之，激动不已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怒而犯险者有之，失望抑郁者亦有之。这还能说都是所谓的“间接经验”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子游戏，作为“第九艺术”，其强大的综合力，可以将电影、音乐、文学乃至运动等等所具备的特性融合在一起，其对参与者主体性的调用强度丝毫不亚于现实物理世界。游戏一般被人认为是一种娱乐、消遣，一种对物理世界的逃离、出游，但我在2017年写的《赛车游戏里的女孩》里，想传达的却是一种不遑多让的大寂寞。游戏里面也不只有暴力和欲望的放大，也有丰富的情感教育、艺术教育、道德教育和生命教育。我们在游戏中生成的充满即时性、参与性、互动性的经验，早就与面对其他形式的作品时获得的欣赏式、代入式、想象式的经验大相径庭了。
④陈家坪：那么，能否结合一些具体的作品展开谈谈？作为一名青年诗人，你读书、毕业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生活的视野开阔了，写作以及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是不是也慢慢地得以打开？
曹僧：我还是举近期的一些作品来主要谈谈两个方面的生命经验吧，一个当然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则更多与赛博空间有关。
“列传”系列已经写了三十首上下，之前也有朋友就这个系列专门和我做了访谈。关于写作理念上的东西这里就不多谈了。里面多是一些旧人旧事，跟我成长的那个乡村有关。我戏称其为“还债的诗”。我猜每一位诗人可能都有一些“债”需要还，它们是在你出生时就注定将不得不用诗去面对的东西。比如《谩骂的巫婆列传》里的那位巫婆，就跟我的出生有关。大概在我成年后，母亲才讲起生产我的过程。那时还住在老的徽式房子里，一条长近百米、宽一米多、墙高达六七米的青石巷就是建筑群的中轴线。卫生所在一头，我家在另一头。早上生完我后，就要从卫生所回到家里静养。因为旁边只有父亲和医生在，人手不够，正好村里的巫婆路过，就请她把我抱上，穿过那条巷子。据我母亲说，那位巫婆抱起我之后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以后会有出息——尽管很惭愧，事实上今天的我跟原始语境中的“出息”基本没有关系。在知道这件往事后我回顾了一下童年印象中的她，发现全是四处谩骂的老太太形象。她还极喜欢斥骂村里的顽童，似乎没有谁能幸免于此，但奇怪的是，尽管我童年时的顽劣程度不亚于任何人，她好像确实从不曾斥骂过我。我不知道在自己和她之间是否可以解读出某种语言的魔力，在诗里我更关心的是，语言的魔力是否失效了呢？是怎么样失效的呢？我顺带联想起了另外的老太太，但已经记不清面目了。在某个夏天，某棵树下，她们中的某一个和我们一些幼童讲故事——不是指今天那些作为消遣的、虚构出来的桥段，而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地的过去的事。比如地下有冥河，冥河里有大蛇在修炼，哪个村里哪户人家挖井凿中了蛇的眼睛，因此引发了一场地震之类。有些内容我写进了2013年的组诗《蛇》里。这个世界观，到了初中我还一直以为是真的，倒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在那样的语境里，压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需要怀疑的事。
“列传”系列里写了很多人，比如地主后代、私奔情妇、精神病人、哑巴、疯子、算命骗子……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十万个小悲剧”系列，我很不能认同。在乡村，那些看似的悲剧人物其实是社群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每一个村子里可能都有几个傻子、疯子之类的人。他们当然会遭遇许多别样的眼光，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要自己努力去劳作、去挣口饭吃。在城市里，这样的人更多地被安置进了福利院、精神病院、养老院，进入了某种“异托邦”。当他们出现在城市大街上时，也许还会引起路人的怪异感。我们的城市里很少无障碍通道，盲道如今则多被共享单车占据，变成了对所有人都言之有效的“盲道”。我记得以前住在研究生宿舍，每天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围墙另一边的养老院，但里面的具体情况对我来说却好像一个黑洞，我一点都不知道。“悲剧”话语背后，本身就包含了某种政治性，是对一部分人堂而皇之的拒绝。但我这里的比较并不构成对乡村和城市的厚此薄彼。《村镇班车上的老“政客”列传》里写了一位“脑子有点问题”的老人。由于时不时地出入于市政府进行上访，他渐渐在话语上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权力核心的退休官员，并对不明就里的乡人颐指气使。仔细想想，这背后还是乡村话语里的权威逻辑，而它和“脑子有点问题”之间似乎已经很难分清因果了。那位老人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一个罢了。
2010年夏天，在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之前，本着先见见世面、锻炼锻炼的宗旨，我和两位同学南下深圳，“进城务工”。三个人在连厕所都挤满了人的闷热车厢里站了十几个小时，才沿京九线抵达深圳。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期间我们偶然地跟着同学的表叔去了一趟东莞，探访了同学另外一位办厂的远房亲戚。说是厂房，其实只是乡下几间极破烂的屋子，但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的确是梦开始的地方。据说那位亲戚最早南下时，曾四处跟亲友借钱，名声不好，然而那时他已经凭着小作坊开上了好车，在东莞市中心买上了好房。可对于小作坊里那些晚到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未成年人来说，那里大概也是梦破碎的地方。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嘈杂的流水线边上，木然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捣弄一颗颗滑到眼前的小小的USB插槽。谁能想到，十年之后，一颗颗无形的USB插槽已经置入到了大部分人的身上、大脑上。
十年前，手机还多是半智能机，功能有限；而今天，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自己除睡觉外的大量时间都经由手机等智能设备花在了赛博空间里。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直接体现，也许就是一个个微信ID、微博ID、淘宝ID、抖音ID和别的什么ID相加。在网络这样的“共时空”里，话语的生成、转化空前繁盛，几乎人人都是参与者或见证者。我在诗里写过直播、写过马保国、写过淘宝……对诗来说，批判当然不可或缺，但我必须说明，诗指向赛博空间的面相其实是多元而复杂的。除了急不可耐的批判、拒绝之外，还有更多真实、复杂的情感经验需要承载。这种体认，相信对更年轻的“Z世代”而言，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让人欣喜的是，资历更老、功力深厚的批评家里面，也已经有人有此共识。一行的雄文《新诗与现代技术》系统地梳理了某种“主题史”，尽管对当下的赛博空间讨论不多，但其呼吁无疑是普遍适用的：“诗歌必须反对任何一种简化。在我看来，一种不去简化、而是忠实于我们自身经验的当代诗歌，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更加灵活、更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文明立场。”举个例子，在疫情爆发初期，我独自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焦虑而压抑，每天就是靠登录哔哩哔哩视频网站（“B站”）观看一位博主（网络俗称“up主”“阿婆主”）的赶海视频才渡过难关。我把它写在了《另一种生活》里，其中有一句戏谑的诗：“每日价这般down/可有up主来救赎？”还有《淘》这首诗，起因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很受触动。帖子的内容是，当事人在登录亡母的淘宝账号时，翻看了历史订单，进而回顾并重新确认了过去细腻的情感瞬间。带有温情的一面在赛博空间同样存在，诗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但有一条红线，诗必须用诗的方式去言说。真相之追求、道德之评判从来就不是诗应该做的。尤其是一些错综复杂、扭结了多方力量的公共事件，本来就是一场“罗生门”。始终与诗短兵相接的，是与各种行为一道出现的话语。还是举最近写的作品为例，“字典诗”系列里有一首叫《切！》，但我认为这首诗远没有本事精彩。前些年，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因盗窃电动车被捕，又因受访时口出金句且长相酷似切·格瓦拉而走红网络。2020年，这位网友口中的“窃·格瓦拉”出狱，签约成为广西飞驴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整件事情背后的反讽性，实在是恰到好处。共产主义者切·格瓦拉所想象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在历史的镜室中被几经反射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化，附带的阶层固化催生了一名因看不到前途转而拒绝资本主义规训的窃贼；当这名窃贼喊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等金句后，最顺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打工阶级”们又将革命领袖的娱乐化形象“窃·格瓦拉”投射到他身上，正有赖于此，他反而成功地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实现了阶级跳跃。看起来，他确实没有违背自己的口号去打工。尽管整个事件背后蕴含着诸多断裂、荒诞、不堪，但我们发现表层的话语却始终完美地运转。在诗里，我写了这么几句，“革命尚未成功/英特纳雄耐尔却已反切/国际化窃笑，小镇切磋/切己的鬼火切分镜中的黑夜”。其中用得最得意的可能是“反切”，“反”读第一声时指汉语传统的注音方法，它暗示着“英特纳雄耐尔”和“国际化”的相似性；“反”读第三声时，则有点反过来切入、被反过来切了一刀的意思，而这种历史的错愕，正是我们所遭遇的境况。阶层固化在网络上有一个形象表述：“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煤矿工人靠挖煤多又快当上了煤老板”；与之相映成趣，最近时兴的术语“内卷”也有一个走红的传达：“云对雨，雪对风，内卷对外包”——大概甘于“内卷”的个体最大的动机就是避免成为外包工吧。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切·格瓦拉在做医学院研究生时曾骑乘摩托车穿越南美，这次旅行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转向了革命；窃·格瓦拉则是在南宁偷电动车，一次失手以诡异的方式改变了他的命运——跟他比起来，很多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的“鬼火少年”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毕竟“鬼火一响，爹妈白养”。刚上大学时，我看到了两部电影，一是讲切·格瓦拉穿行南美的《摩托日记》，一是赵本山主演的《落叶归根》。在它们的触动下，我开始热衷于骑行。骑行应该是深入了解其他地域山川地貌、风俗人情的最好方式之一。在骑行路上，我搭过警车，也搭过转卖鸭苗的三轮车；琢磨过蹭村里的丧事饭，也被邀请在城郊的木棚里和大叔们一起吃过工地饭；住过藏地老妈的家里，也在半夜进入贺兰山中一个独立的矿区住过；环过结冰的青海湖，也于冬夜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看到身边跑过一群野驴……世界很复杂、很具体。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问题并不出在不聪明、不努力，而出在运气不好、没有占得先机和便宜。结构性不公其实随处可见，而各种各样的话语，则常常会充当外面那张光滑的皮，随之出现。
⑤陈家坪：生活，阅读，思考，你写诗，也写评论，自然会涉及到不同的诗学观念，在你的思想里留下了这么多的痕迹，但是否形成了一些线索？
曹僧：在当下的诗歌场域中，的确能不断接触到各种诗学观念，除当代诗内部产生的之外，译介来的尤多。但总的来说，我了解的方式还是偏于零碎，比起将某种观念奉为圭臬，我更愿意将其视为自己写作的阶段性兴趣。或许跟此前学的专业是哲学有关，我觉得那里的理论、观念已经足够多了，所以在写作上反倒希望多享受实践中的不确定性。《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可直接言说的，道只能被不断地环绕、逼近。这对诗歌写作同样有效。目前，大概有两条渐近线处于我的向度内，一是认知那芜杂失序且不断更新的生活，另一则是抓握那飘忽于时光中的幽暗隐微的秘异。
当然仅就现阶段来说，也还是能捋出一条我比较关注的线索，它以鲁迅的杂文为枢纽，往前可上溯至章太炎的“泛”文学观，往后可延伸到新诗中穆旦、袁水拍在40年代左右的创作。后一点姜涛已有专文论述，而他本人所倾心的“日常政治性”似乎也可以放置在此延长线上。我接受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于少年时代鲁迅杂文的潜移默化。小地方的阅读资源一直很匮乏，初中时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搞来了几本1973年版的单行本《鲁迅全集》，除《故事新编》外，其他都是杂文集。因为没有别的课外读物，所以尽管几乎不明白杂文里说了些什么，我还是把那几本书逐字地读完了。要到近年转向现当代文学专业后，我才较清楚地了解到，鲁迅所倾心倾力的“杂文”和周作人的“杂学”其实都与乃师章太炎的影响有关。
章太炎对“文”有一种非常宽泛的界定，《文学总略》说“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将所有只要是著诸竹帛的文字，统统纳入“文”的范畴，并声辩道：“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李振声先生指出，章太炎重新确立重心立足于文“字”的文学观，是要破除六朝以来为《文选》序所拟定（“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后来延至阮元《文言说》更是被作了狭窄的限定的偏重于文“章”的文学观。章太炎的这一文学观有利于将文学还原到它应有的状态，即有着异常开阔的精神视野以及无所拘束从而有着无限可能性的表达空间。另一方面，章太炎极富独创性的思想学术活动，往往依托于独特而精湛的小学研究思路。“寻其语根，探其本字”的宗旨，不仅在“道古”，更在知新，在贯通古今。对语言文字的追本溯源，恰是为了从古代向现代源源不断地输入文化创造的能量。
应该说，这一被重新激活的思想资源与我目前对新诗的认知和实践最接近。我的“列传”、“赛博生存”和“字典诗”系列等，都可以作为例子。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当下的新诗而言，打开精神视界，广泛地吸纳、消化文学之外的各种思想资源，有益于开拓创作的新局面。
⑥陈家坪：你对同龄诗人的写作特点有哪些观察和理解呢？尤其，你在江西出生成长，在上海读书求学，这一路成长对于时代生活自然也会有所感知？
曹僧：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认为谈论“同龄诗人”这样的话题，社会学上的意义上可能远大于诗歌上的意义。尽管来自外部的命名冲动一直很强烈，相关的活动也很多，但我认为时下以十年为一代际的认知方式完全是一种想象。与更年长的同行（hang2）们不同，9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歌写作者，并不需要通过“打倒”、“PASS”、骂战或者抱团来确立自身，因为写作的领域里本来就只有个体而已。换言之，出生于任何时代的写作者都可以是同行（xing2）者。当然必须要感谢无数前辈们的努力，正是在他们使其成为可能的良好场域中，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几乎不必费什么周折和代价就能直接获取到来自古今中外的诗歌精神滋养，这也使得我们在形成个人品味时多了几分从容——碰到不喜欢或不看重的对象时，避免与之纠缠而直接忽略是一种更为高效的办法。
跳出诗歌写作者这一范畴的局限，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有一种虽然同样牵强但更为合适的划分，即把出生于1985-1995年左右的人视为一代人。数字只是为了直观，其实仍然失之武断，比如我所在的江西，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时的年龄就普遍比外省市早2年左右。这一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所谓的“Z世代”（源于国外对“95后”的另一种说法）不同，我和同龄人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体认中包含了从无到有、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某些细部上的观察或许还可以充当时代的小小注脚。2009年，微博兴起，彼时网上的情绪很是乐观，有一个传播甚广的说法叫“围观改变中国”；弹指一挥间，如今占据微博热搜的尽是无聊透顶的明星八卦，而活跃着的主要人群，则变成了时刻准备“搬起小板凳”的“吃瓜群众”。从氛围来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式的珍贵讨论早已消失殆尽，“理所当然”的则是肆无忌惮的举报、人肉、喊打喊杀。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B站上时时涌现出色的鬼畜、空耳视频作品，则说明反讽、戏仿已深入人心，年轻人对此类技法的理解和运用似乎也已超过前人。这诸多时代趋势又会给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们带来怎样的风貌，还需拭目以待。
大学时代，我在写作上获得益处最多的地方是诗社。通过每月的匿名评诗会、每年的复旦诗歌节和创办复旦诗歌图书馆这样一些活动、事务，我得以在写作上和校内、校外的同行者保持了相互激荡的状态。毕业后，有很多优秀的同伴暂时搁笔了。但归根结底，比起其他方面，我最为看重的还是个体间持久的友谊，不如用沃尔科特的诗句来结束这个话题：“白鹭一起静静地向高处飞翔，/或者航向海绿色的草地，如同一场划船比赛，/它们是天使般的灵魂，像约瑟夫的灵魂一样。”
⑦陈家坪：最后，我们再谈谈你和我，我和我们，这些观念意识的存在，是不是值得我们及时地作出反思？
曹僧：宽泛地讲，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里，不管是观念上，还是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我们-他们/你们”模式。无论是远的城邦政制、夷夏之防、十字军、宗教异端，还是近的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论、大屠杀，等等，都在此列。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仍或隐或显地运行着各种“我们-他们/你们”：意识形态阵营、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兴趣社群、微信群……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也常不可避免地开始于遵从此类模式下的“贴标签”，无数的矛盾、冲突也因之产生。
严复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其中“群己”倒是与“我和我们”相称。“我”之解放是人类的伟大进步，但历史有它吊诡的逻辑，如今，“我”之追求的延长线似乎又推进到了某个临界点，空气中已隐隐能嗅到群氓诞育时的阵阵腥臭。一团巨大的浓雾又回来了。它将所有人笼罩，其中的敏感者想喊，想跑动，但又担心脚下随时就会塌陷。左奔右突可能终只换来无解，而那无解的痛苦，将人一步步逼向废墟的角落。
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一个个的诗人，在这迷雾中又能做些什么呢？如何建立更为有益的“我们”，以与日渐崩坏的“我”构成必要的张力？我不知道。
我们常说“诗可以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的建立依赖于“分”，“分”就是区分。从这个角度来说，“诗可以群”，乃是对不同趣味或身份的区分及认同之一种。搁在以“诗人”为标记的对象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常见待遇，一是被浪漫化、美观化，另一却是被怪异化、病态化。有不少写作者甚至也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纳着或利用着这类异化，作着一些不健康的“献身”。
我们谈诗容易想到“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么看：常常是立有何种的“实”，便暴露出何种的“辞”；换过来，倘“辞”上的作势成为惯性，“实”也会被不断地绑架。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虚辞只是随便讲讲敷衍别人，那他就错了。日子久了，他会意识不到连自己也在受骗，且在自欺的路上一去不返。也许，恰恰是诗给了我们一个挽回的机会。因为它要求以最独立的视角去观照、要求用最独特的方式去言说、要求“我即是我”。这样，人与人的相处才可以回归“我-你”这样最为简单、对等且诚恳的模式。也是通过这种看似悖谬的方式，那些实为藩篱的“群”之假象才能被破开，我们才能放弃肤浅的偏见、盲目的仇视和冲动的“站队”，同所有个体成为真正的一群人，成为“我们”。
2021.1.16-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