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
冬天的一次诗歌论坛上，主持人用他结结巴巴的致辞，提出了“诗人共和国”的概念，并盛赞某位批评家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抛开其礼节性的，甚至带有些许恭维意味的赞美不谈，这种任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设想我们的世界中，如果真地存在一个诗人共和国，那么总统也绝不会是批评家。这就相当于，不可能在音乐世界中，存在一个有机的群体，其中的领袖是卡拉扬等指挥大师，而真正的作曲家则无法登上舞台中央。
这个比喻有以下三种优点。第一，在某些时刻，批评家的确像指挥家一样，明白如何把观众感染至深，即使不懂音乐/诗歌的人，也会被他们短暂迸发的表演激情折服；第二，批评家和指挥家都可以更好地诠释作品，如果一部作品流传到今天还能被观众熟知，那么必然离不开这些勤奋的演绎者的努力；第三，批评家和指挥家生来就是为了作为导航者存在，但是这种指引几乎只是给他手下的其他人，以及旁观的公众。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们既不需要站在舞台中央，也不需要这种引导来重新改变自己的作品。然而，虽然有足够的能力去取悦和引领大众，批评家也并不适合总统的职位。在柏拉图对理想城邦的想象中，理性负责统治，情绪负责协助，欲望则负责被统治；但是批评家显然不具备充足的理性，他们对某类作品的癖好许多时候是天生的，而对另一些的厌恶也无法用理性来解释。
更重要的是，由于学院体制的急功近利，当一位批评家开始经受训练，他就必须阅读大量的理论和批评样本，而不是诗歌。这些样本会先入为主，并且毫不费力地使他明白，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是诗歌和长篇小说的范本，而卡夫卡则是现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者。这会让他在之后的批评中，不断通过理性来扩充和支持最初的感受，利用更纷繁的逻辑训练，来表达其实可以变得很简单的好恶，和其他一般性结论。对理性而言，这似乎是有益的；但对诗人共和国而言，理性则被观念和情绪引导，而领导者本该用理性引导观念和情绪。
如果批评家不可以成为诗人共和国的领袖，诗人本身也难以做到。如果纵向比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们，任何批评家都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名单，莎士比亚，济慈，华兹华斯，李白，杜甫，歌德，荷尔德林，艾米丽·迪金森，瓦尔特·惠特曼，T.S.艾略特，W.H.奥登，W.B.叶芝，耶胡达·阿米亥，德里克·沃尔科特……但任何人都很难说出他们当中谁更伟大一些，虽然这种比较并不是毫无意义。况且，伟大诗人们的性格通常都不适合做领导人物，他们往往为人懦弱和情绪化（济慈，荷尔德林）；在生活细节上太过随意（惠特曼）；对财务和世俗事物的知识缺乏恰当把握（李白）；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艾米丽·迪金森）；对某些不切实际的信仰抱有难以理解的热忱（叶芝）。他们有时任由理性支配，有时一挥而就；但按照布罗茨基的观点看，他们更多的时候则是忍受着极端的智力冲刺和感情振荡的混合折磨。而当这种精神困境消除，也即他们不再写作的时候，他们就只剩下彻头彻尾的消极自我，或者一具属于无个性的人的身体。
这么来说，诗人共和国不太可能拥有统治者，而更可能拥有一个统治群体，类似于罗马的元老会，或者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议院。国家的法律和战争系统应该由卓有成就的，较为年长的前辈诗人领导，因为年轻诗人总是喜欢出风头，而这正是军事和司法领域的大忌。而在医疗，教育和商业领域，风头正劲的年轻诗人则需要担当要职。一方面他们积极上进，融汇广泛，交友频繁，对更新迭代的信息和知识跟进更快；另一方面，很多年轻诗人出身贫寒的底层，愤世嫉俗，平等意识非常强烈，这会让他们比那些已经功成身退，衣食无忧的前辈们，更明白普通民众生活的不易之处。议院需要由这些年老和年轻诗人共同承担，但需要注意，浪漫主义诗人所持的票数需要被控制；而伟大的史诗作者，玄学派诗人，现代主义先锋们的坐席应该被长期保证：正是他们在智性和灵魂的发展方面接近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哲学王的高度。
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某种不平等。被冷落的诗人群体可能会被视为某类不安定因素，如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历史中遇到过的那样。因此，这种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长期蕴含矛盾和异议的风险，但这种异议很可能又会被消解。因为诗人大多数更喜欢通过争论，而不是暴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诗的虔诚——这一点上，不得不说越是遭到排挤和异议的诗人，不管他们写的好还是坏，他们的激情都更会令人印象深刻——往往会起到一种类似宗教的作用，这种极大的凝聚力不仅可能避免诗人们智力和经历的局限引发的诸多烦恼，也会使官方和民间，主流和边缘拥有和解的前提。他们会学习表面上的互相和解，并在和解和矛盾的交替往复中共存，情况类似目前的中国诗人们在各地开会。
因此奥古斯丁意义上的共同体可能会显现在社会各个角落，因为这种情况下，平等的概念很难持续存在。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共同体由怀着共同的爱的人组成，但这种共同体会随着每个人的意愿，并且基于平等自由的原则被无限分割。假如一个共同体有十个人，一个人喜欢羊肉，而另外九个人喜欢牛肉，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会分裂为两个，以此类推。W.H.奥登曾通过对共同体的讨论来类比诗歌中艺术特质所带来的，词语，符号和意义在空间中富有秩序性的集合。如果一首诗体现出一种共同体，那么就是成功的；如果一首诗体现出两种或以上的共同体，那么就相应地带来混乱和无序。
这种共同体对于诗人来说，由于他们经常神出鬼没的特征，会不断在单位空间内，给局部社会带来较为统一的声音，并且又会经常被别的共同体打乱。较好地降低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影响的措施是，让共和国的辖区们尽可能地施行联合制度，彼此具有清晰独立的界限，类似于牛津大学下属的各个学院。每个特长，偏好和理想趋于一致的共同体会被编入同一辖区。这些辖区的个性各不相同，并且，在智性层面更接近一个真正的学院——他们必须具有自己的学术和艺术专长。比如A辖区的公民，可能对植物学和农业抒情具有极端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大学和教育可能是全面的，但必须是富有这种传统的；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们还有责任为国家提供粮食和蔬菜水果的供应。再比如，如果B辖区的共同体精于音律，他们就应该在音乐和诗歌的关系上有所发现，并且成为其他辖区的公民欣赏音乐会，参加娱乐活动的重要中心。这些辖区不应该以主义和流派进行划分，而应该以爱好，知识和对世界所怀有的好奇来划分。因此同一流派的诗人可能会分配到不同辖区，从而避免了单一辖区内出现诗歌话语权独裁的可能。同时，因为精神层面的诸多契合点，以及对学术较为专注的投入，这些公民也将更容易地相处，避免群殴和可能发生的哗变。
诗人共和国无法避免正常社会所面对的矛盾，除了艺术见解的冲突外，生产力的差异和贫富差距，也会经常成为让统治者们头疼的话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各辖区增设救济站，以有限度地帮助那些好吃懒做，以至于流浪街头的诗人们之外，国家还允许好的诗歌作为货币的硬通货。一个诗人可能身无分文，但如果他怀着极大的天才完成一首诗，这首诗应被视作像黄金一样珍贵，可以去银行折合成相应数值的货币。因此，在诗人共和国中，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诗歌评审机构。这个机构的第一要务是保证一首诗的专利权（在宪法中，诗歌的专利权应该和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一样重要），其次就是组织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常年对诗歌进行打分。批评家和诗人都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该机构是共和国内最能够影响经济走向的组织之一，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贪污腐败。因此，批评的权力依然能很大程度地影响诗歌发展的走向，甚至能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核心权威。从罗兰·巴特和德里达开始，作者已死的陈词滥调可能不再只是空想。很多后来的历史学者，比如本·肖斯勒和武忠生佑都总结道，批评家们因为长期把控金融市场，以及在话语权上的主导地位，使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他们和利益勾连的少数诗人们暴力推翻了绝大多数诗人所支持的议会，成立了批评家共和国。诗人共和国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