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满墙头
——陶渊明
应共尔为群
——杜甫
失群挂木知何限
——李商隐
意气销磨群动里
——白居易
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些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
——T.S.艾略特
深刻于否定的诗，最终都会败给一种深刻的无趣。深刻于肯定的诗，虽然会面临很多麻烦，但最终会帮助我们完善一种生存的洞见。
——臧棣
如果说，兴观群怨是看待诗（而不再限于《诗经》这一典籍及其衍生的文明讲义）之作用、意义、方法的四种途径，那么，这个组合能够持续提供每一代诗人纵情思量的余地，不断供给诗人诗学观念更新改造的热力。细说下来，在我看来，兴是指借自然万物的眼睛看人生人世人事（自然看人，与人看自然的结合），观则是从个人的眼光，凭一己之力建立世界观（自视、自警，以想当然的标准审视自我的处境，也即一个自己看另一个自己，吾观我，吾丧我），群要求借他人的视角看自己，兼顾他者的命运（人群与我的互看，探讨人与人的关系，诗人推己及人，关切他人的命运），怨借来的是历史的明眸善睐，从经验的立场审察个人的、同仁的困境（历史地、经验地看自己，以人杰或知音的视角看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审察诗人同仁的艰难处境）。说来说去，兴观群怨就是看待自我处境的四个视角，诗的着力点还是在于自我修养，把自身了解透彻，然后推己及人，兼济众生与天下。
就其中的“群”来说，当代诗的写作蕴含了一个基本伦理，那就是（有能力）去关切他人的命运。在这里，群的基本内涵不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不群或者由合群与不群，或群而不党、群而不流等等带有否定性认识产生的牵扯关联）来进行推演。我们要从正面给群下定义，去理解群作为一个动词和作为一个名词的内在含义。如果非要从否定性认识中找到一个理解的基础不可，我的建议是，群就是不孤独，就是要求一位诗人强烈地意识到写作层面的某种并无孤独的心理感受，简言之，就是要品尝到写作必然包含的那种毫不孤独，那种混迹人群的舒适感。在人群中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人消失在人海之中，是最为得体也最为安全的去向。
这种不孤独既可能是跟友谊的张力有关，也可能出自一种同情心或责任感造成的浑然不觉。一位将心比心的诗人总能发现人情社会不是由一个个孤岛构成的，总是能够从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生命个体中发现共通之处、共鸣所在和共识所系。群，的确一开始会引导思考者去发现一种舒服的甚或甜蜜的人际关系、一种友谊、一个相互拥抱的契机。诗人通过写出来的一首诗，通过写作这种加入到写作云的持续行动，能够跟读者、同仁、人杰建立起神秘的联系和神奇的友谊，找到归属感和族群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有着仁爱、服众效果的融洽人际关系。
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不群所引发的关于诗人的独立性、自豪感，而是友谊问题、知音问题以及到人群中去获得名利的问题。诗人如何理解他生命中的友谊现象，以及诗学史上的知音观念，将成为他理解群的内涵的一块敲门砖。而深刻理解自身存在的毫不孤独之境况，也是对人际关系诸问题中诗人何为的回应。诗人作为社会人，要到人群中去拾取文学素材、人物原型和感情范畴，就会不断发现自己人格上的缺陷、性格上的短板和人情世故方面的不足，就需要从人群中去寻找帮助，寻找合适的人来建立一种有助于持续创作的物质基础以构建必要的底气/地气。他总能交往到一些必要的人。这些人，可以是相濡以沫的生活伴侣，也可以是言传身教的严父慈母，可以是那些不断供给情感电池正负极能量的一个个鲜活的有故事的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家庭氛围中的处境和人际交往中的立场，这是关切自我命运的常见切入点。这里说的就是诗人与众人的关系，简言之，人中见我，我中见人——正是理解我与时代之关系的要诀。
诗人与他的知音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知音可遇不可求，也常常显得虚无、不在。有求于知音，或为知音而作，这是一个创作中的诗人经常面对的写作伦理。正是因为能够想象和感受到哪怕一个知音的存在，他就不会觉得有绝对的孤独，仍然觉得他是在一种合作、共享的创作大氛围中展示个人才情的。他不是为了一己之利，孤芳自赏，至少有一个取悦的对象，这个知音可以是一个活着的同时代人，也可以是一个（过去时代里的）人杰，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未来的永恒青年。知音至少符合两个要求：一是他知晓一个创作者全部的心思和技法讲究，会是一个足够好的解风情之人；二是他一贯严格，总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快速地抓住诗人写作中的惰性和破绽，不断命令诗人时刻振作起来，写出更好的作品。
知音确定的较高审美标准并不能全然满足一个创作者的欲望。诗，取之于语言，用之于语言，到人群中去试一试诗的深浅，感受一下受欢迎程度，这样的欲望既正当也持久不息，美其名曰，诗应当反哺语言，要为丰富人民群众的语法结构作出贡献。如果诗已经经过了知音的检验而走向人群，这就有一点像去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自然是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即便人群不搭理，不识货，也有知音兜底，并无损失。但如果在知音匮乏的前提下，到人群中去，那就兼具两个目的：其一，去人群中寻找一个知音，知音肯定存在于人群之中，找不找得到，那是另一回事；其二，如果找不到那个准确的知音，不妨将偌大的人群理解为一个整体知音，如果人群买账，慷慨解囊，那就相当于找准了一个（准）知音，或者说，人群喧哗带来的虚荣也就不亚于一个准确的知音对自己的承认所带来的满足感。
知音的尺度不关乎诗人的名利，它只是认可诗人写得好或好到哪个程度，为他鼓劲加油，起到激赏和解闷的效果。但是，诗如果在内在动力方面稍微有所满足之后，还想到人群中去尝点甜头，去卖一个好价钱，去获得正当的名和利，那么，诗人就不再是一个写作中的创作者，还像一个写作后的推销员，既要下蛋，还要把蛋卖到市场上去，其实这已经是两个动作。名利冥冥中注定跟买方市场密切相关，有时它们会主动找上门来，赠与辛勤的创作者以足够多的实惠，使之劳有所获，功成名就，有时又拒人千里，诗人至死也难以得到一点点照顾。人群是一个幻觉，完全将创造后的余暇时光或创作间隙的精力寄托在人群中或市场上，就有可能迷失心智，打乱节奏，延迟下一次创作高峰的来临。
最要命的情形之一就是，诗人从人群中或市场上找来了衡量作品好坏的尺度，以为卖了一个好价钱，有了惊人的点击率或销量，就自以为作品已经写好了。这就相当于从人群中得到了一种致幻剂。现实的人群是时间总和的一部分，还远远不够分量。衡量作品好坏的尺度只有两个：一个是人杰，一个是时间。但人群不等于所有时间，人群只是诗人生前时间的代名词。好的作品的确不惧人群的冷漠、诗集的滞销，乃至无人问津。因为人杰正以跨越时空的姿态瞅着呢，守护着一位诚恳的诗人的拳拳之心。一般来说，好的作品对应好的诗人，应当获得合适的名利，而且最好是及时获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一愿望往往落空。所以到人群中去，诗人获益最多的可能不是名利，而是写作素材，以及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得到了一个个载体，一次次呼之欲出的机缘。
实际上，人群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出就出的一个所在，不是人多的地方就能叫人群。因为诗人在他所生活的城市所接触的一个个扎堆的人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群，也不是每一个人群或每一次人群都能够给予正当的名利，不具备支付能力、鉴赏能力的人群多乎其多，千万不要被像模像样的临时性人群所许诺的名利给麻痹了。对于一个正在创作中并且不自以为已经写出了伟大作品的诗人来说，到人群中去，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获得承认，获得名利，而是去观察生活，愿望主要有两个：一是借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自我的处境，二是诚恳地去关切他人的命运，记录一个时代洪流之中的众生相。
群的要义在于诗人要以去关切他人的命运的责任感，来抵御写作中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带来的消极性。诗人要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活在人群中，是人群喜怒哀乐的一份子，而不是自始至终以游离于人群的一个绝对个体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多舛或兀傲独立的不堪。阴柔之气稍除，正义之气略增，个人并没有什么孤独得死去活来的强烈感觉，而是在写作中能够化解个人处境中的不利因素，时刻想到同时代人的挣扎困境。先天下之忧而忧，此话不假，的确也是诗人的担当。不能在个人的天地里患得患失，觉得怀才不遇、孤掌难鸣、千古寂寞，而辜负了好时光。人群就是一个正告，到那里去，生活的巨幅画卷才得以舒展。诗人与人群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也断不可单方面认为人群是一个负能量，到了那里，只会受拖累，耽搁了自己写作的进程。你以正当之心观之，自然得正当的要义。可见，给人群下一个怎样的定义，决定了你能从人群中得到什么。
人群并不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进度，一个具体的所在，一个中转站。不妨说，作为个体的诗人，他的立足之处即是人群之所在，他身上所兼具的人群色彩是挥之不去的。不是去寻找一个组织或团体，而是他自始至终都生活在人群之中。如果说人群是求仁合众之旅，是一种多人现象，会显得单个的人独处时好像不在人群之中，那么索性直接说，人群指的是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难以脱去的作为一个人的庸常性。人群之中，天然地具有两极分化现象，但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平均、中庸状态，诗人置身其中，需要深刻体验的就是这种中庸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到，人群作为一个整体不可避免地携带着绝对个人的那种孤绝色彩，简言之，某种孤境或孤独感，是由一个个孤独的人凑份子似的促成了人类的绝对孤独感。无论是人群的庸常性还是孤绝色彩，都跟身处其中的个人密切相关，诗人有机会也应有能力去感觉到这两点。
所以，到人群中去，就是绝对个体去验证寓居在自身的孤独感和不群属性，人群就像一面镜子，去寻找惺惺相惜者、感同身受者、天涯沦落同人。但问题是，一个人的自足性为什么还需要人群来加以验证和核对呢？人群有什么与个体不同的令人着迷的属性呢？看起来，从造字法上我们可以获得灵感，找到有别于个人的二人世界（仁）和三人群体（众）来跟进我们的认识。求仁得仁，一个人去寻找另外一个人，这第二个人要么是无所不知的知音，随时恭候，善解人意，要么是一个很值得一写的审美对象，这个人造成了诗人的强烈创作冲动，这个人的命运引发了诗人的喜怒哀乐，这个人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冲击波。由此，单一的诗人变得仁慈友爱，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而具备儒家入世风范。找到第二个人，其实就找到了单一诗人的情感的一个关键出口，他所有的才情和笔法才肯基于人情世故的精神基础而得以有效实现。尽管单一诗人的自足性可以维持一个小宇宙的运转，但是知音的不可限量属性和一个他者命运的深不可测性都构成了持续的新鲜感，叮叮当当，不绝于耳，生生不息。单一诗人以外的另一个人不全是他的仿像，不是数字孪生的虚拟世界或元宇宙的一个平行的自我，而是一个得体运转的异质能量，注定了在彼此之间所呈现的距离感和差异性将深深吸引着不倦的诗人去解释和交往，并最终形成一个关于仁爱的决心/觉醒模型。由此，诗人才能够在你知我知这种与天知地知相对应的（至少）二人共知的状态中，从偶然性步入必然性，才更能深刻地理解一个人的命运轨迹和宿命色彩，进而擦亮眼睛，以仁者之心关爱这个人间的同时能更直接地看清自己。
求仁得仁之后，人群不再是一个幻觉，而变成了一个理智与情感兼容的审美对象。解决好二人世界的关系之后，已具仁者之心的单一诗人可以更有经验地、将心比心地进入众人世界。且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构成了新人进入众人世界的诱惑，诗人既然已经在二人世界获得了必然性的真谛，为何还要得寸进尺地步入三人世界呢？难道多出了一个人，世界就浑然不同了吗？三人之众有何不同呢？合众之旅实际上是为绝对个体寻找一个归属感得以依托的所在，这里也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既有买卖，也有仁义，与货币在众人世界的流通相似的是，语言也日夜不倦地在人与人之间流通，正是借着这来去无踪的流通之语言，诗搭上了便车，随时在某个关键点上爆发出来，既体现出诗人个体在人群中的独特发现能力，又凸显出人群无限的储能随时可滋养健步如飞的诗人。
二人世界是一个授受关系、彼此关系模型，是一个绝对个体突破自我的能力范畴和生存边界向另外一个人靠近，这是一种神圣/审慎的选择。此时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个关于人之为人的原由，也就是求仁，对于人性之根本进行迫切的探求。随着第三人的加入或者说诗人加入到一个二人世界中去，其实更多地体现出一个市场的原则，也就是做买卖，是生活资料的交换。买卖在，仁义也在，如此，三人世界就包孕了二人世界，变成了可以反复繁衍的超二人世界。正是因为仁义和买卖构成了绝对个体自我突破、自我实现的基本保障和范畴，人群才不只是一个幻觉，具有实实在在的可抵达性、可交换性和可实现性。绝对个体因为与生俱来就是基于一个父-母-子基本的三者关系而难以全然地退回到一个单纯规矩的小宇宙中去。绝对个体天然地具备了人群的属性，当他说自己倍感孤独时，并不是他迥异于人群，而是他在当前的人群范畴内感受不到仁义和买卖，不是因为他无欲无求，而是供给端临时出现了状况，在个人和人群之间电流短路了。他必须停下来，等待人际关系重启。在这种令人困惑的等待中，他有可能感觉到世界漆黑一片，自身无限孤独。但这种漆黑的个人世界的孤独处境是一个临时状态，也是一个幻觉。
正是基于绝对个体既有在二人世界中获得的关于仁义的理解，又有在众人世界感受到的参差不齐的层峦叠嶂似的人性，他才能够更为明确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在三重世界中看出一个人的摇曳多姿。己所欲，人之欲，信然。先人后己，信然。于是，作为绝对个体的诗人可以迅速记述这里所泛动的一切感受，亦如货币般游刃有余，既创造出人群中的财富感，又暴露出人群的两极分化和根本性的匮乏。人心不足，仁义不存，个人之迷失，凡此种种，都成为单一诗人笔下的诗学素材。太多的丰富案例，太多的人性镜头，太多的个人层面的唏嘘不已，正促使诗在人群中看一个人，在一个人的乾坤里看人群。自身命运，好好琢磨，他人的命运，也得细细掂量。群动群息再也不是高高挂起不关我事的外在布景，而是我之所以为人、为诗人的根本条件。我是人群中的流通的货币，我也是人群中流通的语言，我更是人群中流通的货币和语言的见证者。
诗是人群中悄然流通的精神财富，日用而不匮，但日夜消耗若无人捡拾，也甚为遗憾。诗也是流通的代名词，既是人群之间流通的结果，也是流通的过程，既是流通之物，也是流通本身。哪个时代的人群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哪个时代就是幸运的：诗润滑着人情世故和人际关系。无诗意，谈何生存？这就是人群得以构成的一个前提。不生产诗意的人群，只是溃散的人群，禁不起历史的检验，就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成为历史的空白。没有给人群史添砖加瓦，没有为人群的理解史提供代表性线索，从而销声匿迹，枉为一时之人群也。
时代诗人就是要从充满诗意的人群中收集线索和素材，及时写成诗。诗意并不是人群表面即刻浮动的可观景象，它需要诗人沉下心去发现、挖掘和体验。感到苦恼的诗人经常会草率地判断他所待着的人群中缺乏诗意，甚至连诗意的线索也荡然无存，仿佛只有他本人才保留了残存的一点点诗意。个人才有诗意，人群粗鄙乏味。如果诗人的苦恼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产生的，那我们真的要为这位诗人感到担心。不妨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群都注定了充满诗意。只是去感知它的诗人缺乏将诗意作成诗的综合才能。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遗憾，更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诗人群体的错过。问人群有没有诗意很有可能会缩减到一个根本性的诗学问题：诗人有没有诗意？
没错，诗人自身有没有诗意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一问再问。切莫以为诗人会写诗，自然就充满了情趣和诗意。我们应当问一问诗人：面对自我处境而捕捉到的诗意到底从何而来？跟人群有没有什么瓜葛？这些诗意的源头在哪里？自成一体的绝对个体仿佛在个人天地中筑起了一道堤坝，内部的诗意之流不会洋溢到它的外部去，奔向乌泱泱的人群，而内部的流淌自始至终都跟外界无关。诗意真的能够在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中孕育而生吗？这种在自我内部涌动的叙说欲望既然被自我切身感知到了，为何还要转化为诗的文法结构，以流通之物性呈现给潜在读者？诗意能够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私密空间里的独特性戳记而不必外显为一种可资共鸣的普遍情感吗？诗意作为一种外观现象，其实和人群的外观属性如出一辙，或可严格地说，诗意从来不是源自个人属性，而是始终与人群中时而涌动的袅娜现象同宗同源。个人身上所凸显的触手可及的诗意其实是从人群中不小心腾挪过来的。毕竟绝对个体割不断他与人群的天然联系。他自始至终都是人群的一份子。就诗意这一现象而言，本源来自人群，却在个人持久的操守中变成一个私有范畴，从而造成一种错觉：诗意是由一而多（而非多中出一）的一个进度变化。
解决好了“诗可以观”的这一自我处境卓然成诗的可能性命题之外，以此类推，推己及人，关切他人的命运，自然也能成就诗篇。诗可以群，强调了诗人这一方关切他者命运处境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积极作为，就不难从人群中发现诗意。倒过来说，群可以诗，即是说他者天然具备可书写属性，具有诗意的封藏，但也是说，在人群中始终保留着一个微妙的供给端：只要诗人积极作为，就不难得到来自人群这一方的无限诗意的供给。本来在人群中的任何两个个体之间快速流动的诗意，现在无非是转换了一个形式，在一个特定个体（诗人）与另外一个看上去有那么一点意思的人之间源源不断地交流着关于诗意恒存的看法。
诗意是人群的固有属性，而诗如今完全可以归属于个人的署名之下。诗人一旦发现人群的诗意属性，就不禁为自己能入乎其中出乎其里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就好像人群成为了他写作的坚实后盾，取之不竭的诗意素材、人物形象和情感变化簇拥着他在无限诗意中做着减法。诗就是诗意的减法，减去那众多的不确定性，最终形成一首又一首确定之诗。确定之人写确定之诗，这就是诗人的宿命，他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人群中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是诗意的源泉，是事物延续的混沌起点。而诗是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的一个美妙结果，是从多到一的一个删繁就简的进度。诗人借助不确定的人群多样性色彩，最终找到了整一的关键一击，诗于是破壳而出，既粘带着总体性渊源，又呈现出崭新的独一性光彩。
他人的命运坎坎坷坷，历历在目，自我的处境也不见得一帆风顺，如履平地。在他性中见我性，在我性中见他性，这种互通有无的交换使得诗意流动不息。诗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硬通货，但人群更青睐货币，从来对诗置若罔闻，这不该责怪人群无趣。在那里，从来不缺诗意，富饶是诗意，贫乏亦是诗意。但是，如果真的缺钱，缺购买力，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的困惑。诗人溜达在人群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其一，也知其多，采撷着人间的光亮，戴着无形的桂冠，讴歌自身的负担和责任，在人群之中，多么地自由、安全、通达，几乎可以到达任何深处，得到所要的一切。早有诗人云，哀民生之多艰，这就是诗人对人群的一种基本伦理和态度，诗再也无法抛弃与人群的沾亲带故。
不过，人群作为一个变量，在诗人的生涯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内涵。对于知天命的诗人来说，最初的人群和最近的人群面貌已大不相同，而且他定然已经开始做减法，将人际关系中的冗余不断减除，剩下一个更为执着的人群模型。显然，他已经处理过人群中太多的素材，富有经验，但从不厌倦，留下来的小一号人群模型仍然充满无限可能，他更为注重人群中的每一份子，对于每一个来自人群的独特景象格外在意。人群所富含的慰藉能力仍然亲切可靠，不可摒弃，总体性依然温暖如故，独特性仍然感人肺腑。以人群为界/镜，可以延展个人身世的理解篇幅，即便是仅仅观察个人得失，单方面地关注自身立于天地之间的意义，人群都算得上一个妥善的参照系/方法论，无限慷慨地赠与诗人理解自身命运的辅助线/坐标轴。看啊！曾在人群中绝望地感觉到六神无主、举目无亲的诗人也会一下子改变观感，人群之中弥漫的诗意从未减弱，从来都是单个的诗人意志力起伏不定，看扁了人群的潜能，而人群一如初见，从未因生老病死而轻率改观。不妨说，人群古来有之，一贯如此，一以贯之，其种种属性是不可改变的，真正能够改变的正是那些陆陆续续从人群中走出来的个体，其中就包括绝对诗人的矫捷身影。他通过改变自己对人群的看法，来完善自身，并达至诗的正义。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