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诗经》
游尘掩虚座
——沈约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元稹
无处话凄凉
——苏轼
哀悼是无终止的，不可安慰的，不能平复的。直到死亡——这一点任何做过哀悼的工作的人都了解，他们把哀悼的工作作为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手段，他们做哀悼的工作就像我们说一个画家做画一幅画的工作，或一个机器在这样或那样的能量水平工作，于是，哀悼工作的主题变成了哀悼者的力量，变成了他们的标记，他们的原则。
——雅克·德里达
也许，一旦认识到失去可能会永远改变自己，人们就会开始哀悼。也许哀悼意味着愿意接受改变；也许我们可以说，哀悼意味着服从改变。而且，我们无法事先得知改变的结果。我们知道有所失，但是我们完全无法规划失去带来的改变效应。
——朱迪斯·巴特勒
在葬礼演说中，“我们哀悼某某人……”这话的确是用来表达哀悼的；而不是要告诉在场的人什么事情。但在墓前的祈祷中，这话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在传达些什么。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他的感觉之流中断：他成了他的爱读者。
——威斯坦·休·奥登
卡瓦菲斯：献给阿蒙尼斯，他死于610年，29岁
黄灿然 译
拉斐尔，他们请你写几行诗，
作为诗人阿蒙尼斯的墓志铭：
要别致些，简洁些。你做得到，
你最适合给诗人阿蒙尼斯，
我们的阿蒙尼斯，写些得体的文字。
你当然要提到他的诗——
但也要说及他的美，
他那为我们所倾倒的难以捕捉的美。
你的希腊语总是那么优雅，那么动听。
但是我们现在要你施展全部的技艺。
我们的忧伤和我们的爱都移进了一种外国语。
请将你的埃及感情注入你使用的希腊语。
拉斐尔，你知道，你应该写下来，
好让我们的生命也流露在你的诗行间，
好让那韵律以及每一个词都清晰地展示
有一个亚历山大人在写另一个亚历山大人。
1917年
当我们想写一首挽诗送给难忘的一位诗人时，首先得找到一个会写挽诗的人。这个人，不一定是那个人的知音，甚至也不算知情人，二者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个人最有可能是为了去纪念那位亡诗人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聘请或雇佣的一个枪手般的作者。他是遵命文学的佼佼者。他堪当此任，说不定他在写挽诗方面是一把好手，他看多了生生死死。我们为了纪念一位诗人，却必须先想象出一个得体的纪念方法，在这个方法中，有一个有别于我们的第三者，他能够带给我们满意的纪念一位诗人的挽诗。他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却又不同于我们本身。他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拼凑起来的总和。他也不是我们的知音。他只是碰巧懂得我们的特殊需要，具有这方面的才能。
是我们中缺乏这样一个能手吗？也不是。如果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来写，就很可能无法从被纪念的人的生平事件中疏离出来，不得不遵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某些重点事件的内在秩序而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以便完整地去纪念这个人。要纪念这个人，我们得借助另一个人，将这个人从他的生平事件中摆脱出来，使得我们的纪念不依附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而能够自成一个事件，于是，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猛然发现我们在纪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再是手足无措，而是我们齐心发现的一个纪念方式中，有一个得体的人，他能够代言我们去纪念那个亡灵。这是一种体面的方式，看起来很间接，却非常有效。与其说这是一种纪念的合理机制，不如说这是一种写作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如何开启纪念机制的齿轮。
于是，我们不是直接对亡灵说话，正襟危坐于一团，依次说出自己的审慎悼词，或去赞美他的杰出贡献，或去回忆彼此间的真挚友谊。不必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第三方，有一个中间人。我们无需跟这个人讲清被纪念的人的生平，我们只需要说我们想纪念一个人，他就懂得基本的章法，为我们写一首可以拿得出手的挽诗。我们坐享其成。我们在等待中充分体验着一首即将成型的挽诗与我们想象中的万能之诗有何不同。我们在等待中完善自身。被纪念的人并没有丢分，他完整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个被聘请来的写手偶尔会问我们几个问题，但他对于写一首挽诗非要掌握一个被纪念的人的生平大事不可这一观点不以为然。挽诗应当突破看得见的限制，我们希望请来的这个人会这么说。我们共同的朋友现在离我们而去了，感觉到这一共同的损失，我们凝噎无语，现在我们情绪起伏不定，只有把这审慎的纪念工作交付一个客观冷静的他者来完成。在我们的契约一步步履行的过程中，仿佛看得见我们共同的朋友正坐在我们身旁写一首挽诗。他正在悼念自己。我们不出声，一切该做的活都完成了。
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最想放入这首挽诗中的个性化元素并不是非此不可、就此一途。关键是我们的感觉，对于丧失一个朋友的感觉，是否真实，是否能为聘请来的写手所能感觉到。我们跟他说，我们个个倍感悲痛，为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而痛哭流涕，他不会抬眼看我们，就痛痛快快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既然请了我，就该相信我能干好这个活。”他不需要我们提供太多的原始信息。他在我们中间扫视一圈，就能知其大概，懂得我们为何要去纪念一个人，我们要去纪念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从我们彼此之间察言观色的举措中快速判断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想达成的纪念活动是否发自本心。如果我们应付了事，他也就应付了事。我们通过他来称量自己的情分。我们觉得他能够称量出我们各自的分量，就会觉得人请对了，接下来的活，不用担心，挽诗定获成功。于是挽诗不是在我们和被纪念的人之间展开强劲的对话，生与死之间的较量，而是一群委托人和一个受托人之间生生不息的较劲。我们的感情与感觉现在倒入了雪白的契约之中，变成落地生根的一个个文字。
的确，当我们要去纪念一个同时代人时，心意已决，也完全可以采用一种跨越时空的方法，通过去纪念一个七世纪的亡灵，来领悟到一首挽诗的真谛。不就是写一首挽诗吗？纪念这个人其实也就是在悼念那个人。要相信挽诗的力量，要尊重我们注入到挽诗中的普遍的情感。也许我们中有人曾经写下过某一首挽诗，事后看，并不是很理想，或者说有一人自认为他的挽诗堪当杰作，我们要抵消这种现作现用的挽诗中的无助、妄念和虚荣，就必须设定我们是在纪念一个不同时代的人，通过为一千多年前的亡灵写一首挽诗的做法，来提醒活着的我们应如何审慎地悼念我们的一位挚友。太多的挽诗，在一位当代诗人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涌现，好不热闹，但是由挽诗来称量情分总不如意，我们要强烈地意识到为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亡灵所写的挽诗因为免除了某种利害关系，而让我们能够自估其水平，进而获得一种本能的悼念的力量（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首关于一千多年前的亡灵的挽诗中得到了悼念）。这的确是一种关于如何写挽诗的方法论。
你是在写一首挽诗，直面惨淡的人生，力图一次性解决，而我盘算的却是如何写一首挽诗，拓宽那纪念的范畴，不再将自己整个地局限在情真意切的求索之中，而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于我有什么能力去纪念一个亡灵。的确有这么一种可能，在我真实生活的此岸，确实遭遇过友人的丧亡，甚至整整几年都不能写出一首满意的挽诗。挽诗的时效性丧失了，这足以令人坐立不安，我还是一个称职的诗人吗？连写一首合格的挽诗的能力都不能及时捕捉到，我还算得上是那应被纪念的人的好朋友吗？然而，在一个不经意的晚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要去纪念一个七世纪的前人。在这首诗中，我一丁点儿都不提几年来让我坐立不安的那个亡灵对我的督促。但我本人心知肚明，这的确是一首并不迟到的挽诗。一首出色的挽诗可以纪念任何一个亡灵。即便是我带着这首诗，在另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朗读它，也能生发出正当的悼念力量和身为一个作者的情真意切。
我同时意识到既是我在写挽诗又不是我在写。那个我（们）雇佣的写手并不需要栩栩如生的个人形象，他只需要具备一个写手的基本条件即可。我把他拽入一首悼亡之诗中，给了他一个醒目的座位，就好像他坐下的那个位置曾经是被纪念的人生前爱坐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写手？他怎么就来到了这里，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呢？他的过往经验暂且不究，现在是我们和他细细磋商的时候了。将我们的诉求告诉得更浅白一些，直接一些，也可以说是更耿直一些。写进契约的条款之中，要他办到，不可绕开。他没条件可讲。于是我们的纪念仪式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的关于一首挽诗该如何操作的契约精神的双向展示。我们既是命令他，也是恳求他。我们在一种祈使语句中占据上风。我们向他这个中间人传递我们关于一个亡灵的看法。他默默地承受我们的絮叨，成为祈使句跷跷板效应的另一方。他能感受到我们的分量，我们对一位亡友纪念有多么隆重，我们的心灵有多么沉重。我们不曾对亡灵说过的话，现在我们唯有说给这个中间人听。他必须承受那个空座位上人走之后其他人献上的所有的殷勤。
我们说，而他听并写。是我们通过不停的絮叨，悄然免除了去获得灵感并创作一首挽诗的义务。我们似乎被失去好友的悲痛迷乱了心智，不得已请人代劳。啊，这个被我们雇来的听-写者正在研究我们的心法，在判断我们跟那位辞世的诗人关系几何。我们提防着他觊觎我们的隐私，于是我们提出一些看似正当的要求堵住悠悠之口。不让他说，而是只要求他写。当他写下，就是我们的传话人，而不会反驳我们在场的任何人。因为这是晚诗，篇幅不宜太长，要刻在墓碑上，是墓志铭，这是他的订单，一字千金，他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当我们说要简洁些，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不必在繁多的生平轶事中钻研，应当一挥而就，写下对一个亡灵最起码的纪念语句。更何况他和亡灵同为诗人，应当懂得纪念一位诗人和纪念一个普通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他的订单。他应当揣摩得出我们所谓的简洁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趣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首诗并不是那个写手最后写成的挽诗。我们也不知道亡灵的墓志铭最后到底是哪几行诗。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请来的写手工作质量如何。读者现在能够看到的这首悼亡诗实际上是当事人渴望得到的那首挽诗的前奏，是为了得到一首别致些的挽诗处心积虑的准备状态。所以，真正的挽诗很可能索然无味，不值一提，我们在陵园里随处可见的墓志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如何悼念一个人？如何写一首挽诗？怎么写的问题才是万事大吉前的考量，这首关于考量的悼亡诗，才是有别于墓志铭的深深藏在我们每个当事人心底的高亢嘹亮或低徊惆怅的挽诗。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在精打细算地评估亡友的功过得失时，悼亡诗实际上已经生成，就像天上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追悼会上的一众人马，看看他们如何在挽诗中躁动，他们如何理解挽诗的作法，如何通过一首诗来重建自己与那被纪念的人的情谊。挽诗真的是盖棺而论的一个总结性发言吗？我们中的另一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于是我们出现了分歧。可我们只拥有一块墓碑，怎么办？于是我们得请一个高手，由他来代言或替罪。写得好，那是我们的好，写得不好，那是他的不好。我们处于一个评判的地位，在各种可能的挽诗中获得唯一的悼亡形式，甚至最后的可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墓志铭真的简洁得只剩下生卒年月和一个姓名，以及亡诗人自己最有名的两行诗。
其实在这里有三首挽诗在同时开展，甚至三者之间也在展开竞争。第一首挽诗就是当事人渴望得到的一首拿得出手的用于纪念具体某个亡灵的应景之作。它应当得体地呈现出去纪念一个亡灵却仍然健在的朋友们的心声，但这首诗往往隐而不露，或者受制于墓碑的篇幅而显得局促不安，难以显露全貌。第二首诗同样是半隐半现，是我们委托一个中间人来写的一首语焉不详的挽诗，我们透露一些信息，他采撷一些素材，似乎委托人和受托人在进行一次合作，但这首诗最终也不一定能看到。它是我们对第一首挽诗的一个理解的进度，是一个中间环节，强化了我们对挽诗的一种接受程度。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中多出了一首挽诗，对应的是丧失了一个生命。我们觉察到了生活中的异样，得用一首诗来做一些补救。我们突然变成了有缺失的一个团体或一个人群。难以接受这份缺失，于是，我们用一首挽诗来弥补这个破绽。第三首诗就是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这首诗，而且是看上去很不像一首挽诗的悼亡诗，既不针对一个刚刚逝去的生命发出痛彻心肺的感慨，也全然不像要铭刻到墓碑上的那些关键语句，但这就是我们难得一见的挽诗的形式。
与其说我们借助一首挽诗来尽可能地挽留生者与逝者之间那份情感，不如说一首挽诗能够见证出我们处理意志、表达情感的能力。挽诗赠与亡者对于受赠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这种赠与行为对于健在者算得上是一个礼仪上得体的告慰，不是告慰在天之灵，而是安慰我们自己：我们仍然有能力写出一首挽诗，而且是一首得体的挽诗。我们与亡灵的生死之交最终有一个体面的交代。之后逝者安息，永远地划上句号，滞留在我们为他撰写的一首挽诗的固定印象之中。我们以后不再劳神地去回忆他生平的点点滴滴，只需要用一首合格的挽诗打发了事。这首挽诗其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亡友形象的概观。我们日后如果还有对他的怀念，都将基于这首挽诗来展开，通过分析这首挽诗的得失，来察觉生死之交到底还意味着别的什么。
我们可能自发地去悼念一位刚刚过世的友人、同行（假设我们都是诗人），以此与死神打一次擦边球。这的确是一个凝视死亡深渊的机会，对于生存者来说，死亡的滋味，仍未可知，但可以尝试去敲击死神的桌面，聆听那乒乒乓乓的回应。不过，历来我们的挽诗都不是对死亡的诅咒，而是对生存的反思。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人，这是近期时间上的一次塌陷，我们有一时的强烈感受，似乎感觉到死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但是日常生活很容易麻痹我们，参加完葬礼之后，每个人并不会时时刻刻携带着幸存者的光环更为警觉和清醒地活着。亡友也好，死神也罢，最终化为乌有，浑然不觉。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着意去悼念的是一个更早时期的前人，一个健硕的灵魂人物，这时我们与死神拉开了距离，悲痛并不会立刻催生出来，更多的是我们利用这样一次隔空对话的机缘，来讨论关于悼念形式的可能性在哪里。挽诗或种种悼念形式都变成了一种历史经验的交流，变成了挽诗史的花样翻新或推陈出新。面对先贤，我们为之写一首悼亡诗，无非是通过这样一种具有实验色彩的形式，把他从历史长河中重新界定出来，确认我们与他的内在关系，证明活在当下的我们有能力去介入前人的一个死亡事件。我们利用这样一次跨越历史的纪念行动，变废为宝似的将历史人物变成我们情感可测的范畴和诗学知识的圆周。
我们不再是残酷地通过增加一次死亡（借着死亡的一个边际增量），来获得对于人世间情谊的一次理解以及历史长河中关于悼念形式的一个认知。完全不必把我们学识上的获益建立在他人的死讯之中。现在我们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能从历史的册页中找到一个个尘封的亡灵。（这不但不是人为地增加了一次死亡，反而是通过这样一次钩沉，增添了一次复活。）只要我们有隔空对话的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读写能力，通过我们的文学精神的运动从过去时空中获得一个与当下并存的平行乾坤），能确定与他们中关键角色的情感联系，就可以为之开展一次别致的悼念活动（这样的悼念活动不再是苦痛式的，丧失了某种珍宝的感觉，而是一种复苏力量的获得）。这既是挽诗的基本训练，有备无患，以便日后应对我们中必将发生的噩耗，也是我们阅读历史、读懂人心、通古博今的一条捷径。
理论上说，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为过去的每一个先知、先贤或人杰写一首悼亡诗。我们在诗中念念有词，展开对话，表示我们的敬意与虔诚，也不是纯粹说给亡灵们听的，先是说给我们自己听，通过这样一首诗来称量我们写作能力的进展，也是与历史上出色的挽诗进行一次美学上的较量，当然这也是我们仍然活着的无数健儿充满活力的见证。因为我们是悼念的主体，我们在被纪念的人的形象塑造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诗，铭记我们的所思所想，并把这一讯息有可能交给未来的永恒青年。然而，意思虽然是这个意思，但是一首合格的挽诗究竟怎么来写，即便撇开了我们具体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只是单纯地与一个先知/前人搭建出一个对话模型，但要在并不长的篇幅中塑造出一种挽歌气息仍感到困难。
首先，我们很可能孱弱得缺乏硬碰硬的勇气，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去与前人沾亲带故，好像人家的死亡真的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得变着法子间接地来抵达那个感情的适宜点。于是，诗中之诗的需要就产生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想写一首挽诗。我们只要在诗中去谈论这样一个情景，谈论这样一首挽诗的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状况，我们想要的挽诗就在这种假设状况中闻讯赶来，假设之诗就成为了我们情感的平方的一个基数，我们在这个基数上乘以与之等量的一个系数，从而获得一首得意的诗中之诗。其次，我们要设置一些障碍/坎坷来为假设之诗的践行提供触底反弹的原动力，这也跟我们与前人期望对话的主题密切相关。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前人的奉献，就会造就怎样的主题来予以保留基于理解关系上的志趣相投。我们在描述自己怎么理解前人的同时，将我们作为后来者（作为前人预设的永恒青年）的非凡能力凸显出来，至少我们中有人可谓是他的知音。
再次，我们要评估的是，悼念到底有什么分量？怎样的悼念才合乎礼仪又不失水准（悼念的分寸感怎么把握）？什么又是悼念（的形式与内容）呢？悼念的类型又有哪些（比如对一位朋友的悼念，有可能触发我们对先父的一次缅怀，并检讨我们在悼念重要家庭成员时是否马虎了事）？我们通过写一首挽诗来测量我们对一位亡友或前人的悼念到底可以抵达多深。但恐怕我们难以肩负起用一首诗来测量整个的悼亡诗史的重力。仅仅是写一首诗而已，没必要弄得那么深沉。悼念一个人无非是在彼此关系发展史上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把这个人纳入悼念的可能性之中，使之成为可以被悼念的人而得以彰显出纪念的进度。悼念，看起来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感情升华到一个顶端的标志。挽诗恰好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物上的花纹似的，既可以刻在墓碑上，也可以留在参与这一悼念活动的人们的心里。但很少有人会记得一首蹩脚的挽诗，一首难以打动人的挽诗，一首不及格的挽诗。可见挽诗面临两方面的考核：一个是悼念这种行为的评判尺度，具有道德律的考量又有情分的评估，另一个就是诗艺的测评，一首挽诗最终要纳入诗学范畴来评判其得失。
最后，我们在挽诗中折腾一番的后果是，不得不放弃诗的尊荣而直面死了死了的一系列问题：朋友的死亡是一种怎样的性质？死亡又是什么？为什么人必有一死这样明确的结论还不能削弱人们面对丧亡时的哀痛？对死亡的理解再有把握，到头来仍然是空欢喜一场：生者怎么能懂得死（者/法）呢？我们是在悼念一个新死者的个性（使之作为一个特例供奉着，或促使其成为一个特例），还是无数已死者阵容中的共性（悼念那可以悼念的，使悼念的局限性也同时暴露出来）？悼念使悼念成为可能，显形出来，也使再次悼念（更拿得出手的悼念形式）成为不可能，到此为止，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悼词。其实在人间，悼念活动天天在发生，因为天天都有人归天。绝大多数场合，是用不上一首挽诗的，挽诗是一种匮乏现象，不是说一个死者不值得得到一首挽诗，而是挽诗的生成看起来并非一蹴而就，随手拈来，它其实很考验活着的人们对悼念形式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挽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是每一个葬礼都会出现一首鲜鲜出炉的挽诗。其实也不必这样。我们得有个办法，让某个场合写就的挽诗能在远隔多年后的另一个场合派上用场。如此，我们这些期望写一首挽诗的人，就心存侥幸，觉得我们最终写出的这首诗并非一次性使用，阅后即焚，在未来其他场合的悼念活动中，仍然有用。
挽诗的确是一种得失观的兑现。我们从失去的故人带给我们的怅然若失的感觉中获益匪浅。既有对生命的再次认识，并由此念及好好活着多写点作品这一初衷，同时又增加了我们与死神打交道的经验，不怯于死，才倒逼着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我们得到一首出色的挽诗的良好体会会让我们刹那间获得一种永生的感觉，并将所有的逝者，由新亡的故人追溯到千年前早期亡灵，一概铭记于一首诗的分寸感中，仿佛阴阳之隔就只是一张纸或一块屏幕的厚度。更要紧的是，我们中的其他人以后也会陆续离去，且不说身后会有怎样的挽诗以待，但就我们已经创作出来的挽诗而言，这首诗将力透纸背，穿越时空，永葆我们的爱恨情仇跃然纸上。关于人间的一切，美好的情感、无法弥补的遗憾、无法释怀的离恨都得以挽留，成为我们历经沧桑本心不改的诗人风度存世千年。挽诗不仅意味着死亡的开端（我们突然意识到死亡随时可能在我们身边出现，我们离死亡是咫尺之遥，我们不是不死者），与死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且它的生命力很可能比每一个创作挽诗的人的寿命更顽强更持久。但幸运的是，这个游离于我们体外的幽灵一般的作品却本源于我们自身。这一现象足以使我们释怀，不必长久地沉湎于悲痛之中，也不必时时畏惧死亡。
挽诗的写作，其实也标明了一种权利。我们自以为是亡灵的友人或知音，但口说无凭，唯有一纸凭据、一个作品或一张契约，才能验证这一点，挽诗不仅仅是悼念活动的一个流程，或参与悼念的众多人士的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种能力的表现，更加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我们才有资格去悼念一个故人。如果我们不去悼念，悼念几乎不可能发生、成型。这就是促使我们去写一首挽诗的动力。责任感和虚荣心并存于一体的丧痛中。我们不得不写，也意识到不写的空负。更何况，我们还深深地意识到，只有我们有资格去写，哪怕是假手于人，聘请一个第三方写手来完成这一权利的兑现。于是，在眼瞅着不可挽回的丧亡之中，我们通过顽强有力的挽诗写作赢回了一局。挽诗挽留了健在者的面子，并成为创作这首诗的人的才能的里子。想想看，如果几位诗人去参加另一位诗人的葬礼，却没有带去一首得体的挽诗，这将是多么尴尬的一个局面，不但手足无措地失去了一个故人，而且失去了一个追谥故人并增益幸存者感觉的绝佳机会。毕竟葬礼上需要说一点什么，可千言万语都抵不上一首有口皆碑的挽诗。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