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光吉 译
我日益明白一点，即从学术书籍中得出的观念——和图腾崇拜、献祭一样——参与了一种理智的奴役：如果我回想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在被挪用或被消化的事物的谈论中体现的滥用，就愈发地让我无能为力。并非错误的部分打击了我：那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我接受了犯错，我就更不害怕它。我谦卑，必定惴惴不安地唤醒一个死去已久的过去。不管活着的人拥有关于过去的怎样的知识，他们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占有过去：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持有了过去，过去就逃避了他们。我给了自己借口：当我建造我的理论时，我没有忘记，它通向了一个逃离的运动；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定位我们所义不容辞的献祭。
由于我们内部不断增长的理智形式的奴性，我们是时候完成一场比前人之所做更加深刻的献祭了。我们再也不必用祭品来补偿我们对动植物和人的滥用。把人自身还原为奴役的做法如今（而且从此长久地）在政治领域里自食其果（好事是废除滥用，而非得出宗教的结果）。但人后期对其理性的至高滥用要求一场最终的献祭：理性，可理解性，人所站的地面本身，必须遭到拒斥，在人身上，上帝必须死去，这就是恐惧的深处，是他所屈服的极限。只有一刻不停地逃离那紧紧抓住他的贪婪，人才能发现他自己。
如果我感受到我所谈论的重量，那通常是盲目地——这并非不同寻常。我想要释放我自己，诗歌已经……但诗歌等同于一种完成了的吸收吗？
的确，效果，哪怕是祭献一个国王的效果，也只是诗意的：一个人被处死了；没有任何奴隶得到解放。一个人甚至给奴役添加了一场谋杀，让事态恶化。这很快就成了普遍的感受，即活人献祭根本没有减缓恐怖，而是制造了恐怖：有必要让基督教带来其他的解决方式。在十字架上达到彻底的完满，献祭成了一切罪行中最黑暗的：如果它重新开始，那么，它会在图像（image）里进行。于是，基督教开创了对奴役的真实否定：它用上帝——人所赞成的奴役（servitude consentie）——取代了主人——人所忍受的奴役（servitude subie）。
但总而言之，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对不可避免之滥用的真正修正（滥用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奴隶制，我们就无法设想人的发展——此后，当它终究不再是它最初的、不可避免的样子时，人们纠正了它，而这与其说是一种自愿的改变，不如说是一种建制的老化）。献祭的意义是让一种被必要的贪婪不断地带回到死亡当中的生命继续可以容忍——继续活着。我们无法消除贪婪（消除的尝试增加了虚伪）。但如果献祭不是对恶的消除，那么，它仍然有别于诗歌，因为它通常不限于词语的领域。如果人必须抵达极限，如果他的理性必须崩溃，上帝必须死去，那么，词语，其最病态的游戏，就不足够。
关于诗歌，我现在会说，我相信，它就是以词语为祭品的献祭。词语——我们使用它们，我们把它们变成实用行为的工具。如果我们内部的语言必须是完全奴性的，那么，我们就毫无人性可言。我们也无法摒弃词语在人与物之间引入的有效关系。但通过一阵谵妄，我们把词语从这些关系里扯出。
当马或黄油这样的词语进入一首诗的时候，它们就脱离了利害的关注。因为黄油和马这样的词语有多少次被用于实际的目的，诗歌对它们的使用就有多少次把人的生命从这些目的中解放出来。当一个农场的女孩说黄油或当一个马童说马的时候，他们知道黄油和马。他们对黄油和马的认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穷尽了认识的观念，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黄油或马。制造，饲养，使用，让认知变得完善，甚至为认知奠定了基础（认知的本质关联就是实际功效的关系；认识一个对象，根据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法国心理学、精神病学家。]的说法，就是知道如何制造它）。但相反，诗歌从已知走向了未知。它能够做男孩或女孩做不到的事：引入一匹黄油马。由此，它把一个人置于不可认知的东西面前。无疑，当马和黄油的熟悉意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阐述词语，但我乞求词语，只是为了让它们死去。在这里，诗歌就是献祭，是最可通达的献祭。因为如果词语的使用或滥用——劳作的运行迫使我们使用或滥用它们——在语言的理想的、非真实的层面上发生，那么，诗歌所是的词语之献祭，就同样如此。
道德的层面是谋划的层面。谋划的反面就是献祭。献祭落入了谋划的形式，但只是表面的（或就它衰落了而言）。仪式是对一种（永远保持隐晦的）隐秘必然性的占卜。在谋划中，只有结果是重要的，而在献祭里，正是行动本身聚集了价值。在献祭里，没有什么被推迟；在它发生的那个瞬间，献祭有权质疑一切，召集一切，使一切来到当下。残酷的瞬间乃是死亡的瞬间，而行动一旦开始，一切都被质疑，一切皆为当下。
献祭是不道德的，诗歌是不道德的。
在各式各样的献祭里，诗歌是唯一一个其火焰能够为我们所保持、所更新的。但它的悲惨甚至比其他的献祭更加切实可感（如果我们考虑那留给个人占有、留给野心的部分）。本质的东西在于，对诗歌的欲望，单独地让我们的悲惨变得无以容忍：当我们肯定了对象的献祭不能真正地解放我们时，我们就不时地体验到一种更进一步的必要性，直至把主体也牺牲掉。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如果他屈服，主体就举起了渴念的重负；他的生命逃离了贪婪。一个献祭的人，诗人，不断地把毁灭带入词语的不可把握的世界，很快就厌倦了文学珍宝的富集。他注定如此：如果他失去了对珍宝的品味，他就不再是一个诗人。但他必定看到了对个人天赋（荣耀）的滥用、开采。带着一份为他可用的天赋，一个人开始相信，这是“他的”，就像一个农民相信一片土地是他的一样。但正如我们更加胆怯的先祖，面对收成、面对畜群——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加以利用——所感受到的，在那些收成、那些畜群中，有一个他们没法心安理得地“使用”的元素（每个人在一个成人或一个孩子身上认出了它），所以，其他人首先也厌恶“使用”诗歌天赋。当那样的厌恶被感受到的时候，一切变暗了，恶必须被吐出来，它必须被“补偿”。
如果可以，一个人想要的无疑是消灭恶。但消灭的欲望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欲望的表达（天赋仍然顽固地是个人的）。看看这些话吧，其切心的回响取代了它们并不拥有的外在效力：“所有的人，”布莱克说，“在诗才上相似。”洛特雷阿蒙也说：“诗歌应该由所有人一起创作。不是一个人。”我愿一个人试着坦诚地、如其所能地赋予这些意图某些结果：诗歌不像是那些被天赋所拜访的人的行为吗？
诗歌的天赋不是一件言语的礼物（言语的礼物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有关词语的问题，但它往往走上歧途）：它是对人所秘密期待的毁灭的占卜，因此，这么多凝固的事物发生了松解，迷失了自身，产生了交流。没有什么更稀奇的了。这占卜和行动的本能，甚至明确地要求一个占有他的人陷入沉默，陷入孤独：它越是激发灵感，它就越是冷酷地进行孤立。但由于它是人所要求的毁灭的本能，如果最贫乏者对其天赋的利用要求“补偿”，一种晦暗的感受就突然把最具灵感者引向了死亡。而另一个无法死去、无法彻底摧毁自身的人，不知不觉地，至少摧毁了其内部的诗歌。
（一个人不能把握的是：如果不是诗歌，文学就什么也不是，诗歌是其名字的反面，文学语言——秘密欲望的表达、隐晦生命的表达——是语言的倒错，这甚于情色是性功能的倒错。由此就有“在文字里”最终肆虐的“恐怖”，正如一个浪荡子在生命结束之际，对恶行、对新的刺激的寻求。）
一种全体一致的、重新获得的生存（existence）将会激活诗歌的内在诱惑，这个观念——欺骗了一些人，并允许他们欺骗其他的人——
为什么继续玩弄我们自己？在一种盲目本能的驱使下，诗人发觉自己正缓慢地远离他人。他越是进入那些既属于他人也属于他自己的秘密，越是分离他自己，他就越是孤独。他的孤独，在其自身深处，让世界重新开始，但只是为了他自己而重新开始。诗人，走得太远，战胜了他的苦恼，但不是他人的苦恼。他无法从那个吸收他的命运中转身离去，因为远离了那个命运，他就将灭亡。他必须时时走得稍远一点，这是他唯一的国度。没有人可以治愈他的离群。
节选自《内在体验》，[法]乔治·巴塔耶 著，尉光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