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游”算得上是李白贡献
给后世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吧。写这首《月下独酌》时，诗人正在朝中担任翰林待诏，这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职务，侧身朝堂，却无关朝政，《唐会要》里说，它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世人皆以为，那段时光是李白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时刻，然而，这首诗却向我们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诗人并不快乐。他怎么能够快乐得起来呢？在经历了唐玄宗“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的礼遇和厚待之后，李白在空旷静穆的朝堂里，很快就陷入了顾影自怜的境地。诗人本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展政治抱负了，没想到皇帝老儿诏他的真实目的，只是要他去写写“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升平曲，而所谓腾达，不过是一场绮丽春梦罢了。在意识到自己的帮闲身份或玩偶角色后，诗人过上了终日以酒浇愁、放浪形骸的日子。李白写酒的诗实在太多了，且大多充满了喜感和酣态，却很少有《月下独酌》这首诗里的这番情景：没有呼朋唤友、酒气熏天的热闹场面，只有月、影、人之间的相互顾盼和怜惜，清寂却并不冷清，歌舞相伴却遗世独立。总之，这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位诗人形象。然而，当我们转念去思想李白这迷离恍惚的一生时，又不难发现，在他热闹风光的生活表象下，其实诗人始终怀揣着一颗孤独之心。
李白一生并没有多少真正精神意义上的朋友，诗人同道中也只有贺知章、孟浩然、王昌龄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尽管他曾与杜甫有过两三次交游的经历，杜甫也多有深情款款的诗作呈献于他，譬如《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赠李白》《饮中八仙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等等，但后者毕竟是在他心目中的后辈，在他心里的情感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倒是司马承祯、元丹丘、吴筠、赵叟等一干道友，是李白十分看重的，沾溉道流，接受道箓，寻仙访道，在李白漫长又曲折的人生线路中，这无疑是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何况他惟一一次侧身朝堂的经历，也与他深厚的道缘有关。除此之外，在李白留下来的诸多诗篇里，还有一些面孔模糊如“汪伦”“王十二”似的人物，这些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江湖情谊，几乎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写作生涯。“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之十》）也可理解为，他不仅可以与那些高古之人异代同调，也能够与今世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下层平民同气相求，因为“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从这个意义来看，李白并非薄情寡义之人，而是他狂放高蹈的性情使然，诗人永远不会被现实生活所羁绊，哪怕行于穷途，也秉持着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爽朗性格。在觥筹交错的人生现场，李白的孤独或李白似的孤独感，只是若干诗人情感面貌的一个缩影，我们能够接受那位“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南陵别儿童入京》）的酒仙，也就能够接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下独酌·其一》）的伶仃人。
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曾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他曾在《中国诗歌译集》序中有过惊人的发现，然后不无钦羡地指出，当西方的诗人们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书写与描摹时，爱情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里已经悄然逊位于友谊了。应该说，这样的发现还是极具慧眼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从两情相悦到生死契阔，我们看到，无论汉语诗歌的语言形态在发生和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但诗歌的主题仍然一直聚焦于对爱情的书写和刻录上，男女之情在这一时期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国风·周南·汝坟》）；“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兰若生春阳》）还有：“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微弱古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上上采蘼芜》）那种爱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波动，那种丰富、深沉又专注的情感内蕴，那种刻骨锥心的情感体验，占据了古诗里极大的篇幅。这种浓墨重彩的书写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乱世飘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阴阳两隔的情感形态；二是天老地荒的生活现场，造就出了亘古贯今的情感面貌。这两种看似相向而行的情感状态，都能够激发和催生出类似于《上邪》里的那种至清至澈的情感高峰体验。因此，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念：最好的诗都是情诗。我们甚至可以据此进一步推论，最早的诗歌书写者都是以情人的面貌、心态和口吻，在探触和揣摩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近乎于“无邪”的书写心态，确保了人类原始情感的纯粹、真挚，以及内在结构的稳定性。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在爱情主题相对集中的这一时期，尤其是魏晋时代，仍然有大量的文人把目光和笔墨投注在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层发掘上，他们的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文人整体精神的觉醒力量。爱情主题由此逐渐转向为写作者对时光、生命、友情等主题的探究与开掘，“人生天地间”或“人生忽如寄”，以及“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之类的感喟，取代了“以胶投漆中”、“积念发狂痴”或“同袍与我违”之类的吁求。更加广阔的人生现场，催生出了更加丰富、沉郁的情感体验。现在看来，这应该也是汉语诗歌精神内部的一次大规模的扩容，而且是顺应了时代气象的自我精神重建。诗人文士们开始在苍茫的时空里探寻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自我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在不断地感应、接收着来自于茫茫时空中的情感波段，以期寻找到那种同气相求的声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伐木》）这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友谊之声。
在诗歌写作尚未被纳为文人仕子们求取功名的必备条件的时代，诗歌的功用大多在于培育和驯化世道人心，它或许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仍然局限在文人圈子内部，是一个人才华和学识的象征与展示，体现着个人的性情、修为和涵养。诗人们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从投赠一首诗开始的，之后才有了交游和唱和。这种风气从来不曾间断过，如果说早期还具有某种私密性，只是个人情感生活的外化手段，那么，后来就慢慢演化成了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更能体现创作者的真实内心，而成为后世检索历代诗人情感世界的可靠文本。如果我们将诗歌史上那些以“送”、“别”、“赠”或“和”为题的诗作放在一起，就能够非常清晰地梳理出诗人们的友谊迁逝脉络，从中找出诗人与诗人之间隐秘的精神联系来。
唐人孟浩然可能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唱和诗人，从广义上来看，他一生都在写应景和酬和诗。在孟浩然流传后世的二百多首诗篇里，其中一首是他投赠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清，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我看来，这首诗可以视为我们解锁孟浩然平生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与很多年轻时代甚至年幼时期，就发愿入仕的诗人不同，孟浩然祖上并无显赫的仕途背景，但因家境比较富庶，无太多生计之忧，所以，他一直捱到了将近四十岁，才萌生出科考的念想，而他之所以会产生出这样的念头，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朋友的蛊惑：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才华出众，既然他的好友们都差不多位列朝堂了，自己为何不去试一试运气呢？于是，公元728年，孟浩然也欣然踏上了科举之途，本来信心满满，却不料居然落第了。此事无疑是对他那颗骄傲之心的一次重击。在长安盘桓干求了一年多后，诗人愤而离京：“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侍御维》）事实上，倘若我们在了解了孟浩然的性情和科考动机后，就不难看出，能否入仕对他来讲，其实并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除了颜面无光之外），而且他当时却是还没有真正做好报国济世的准备。闲散，好玩，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朋友们在一起宴乐，这对孟浩然来讲才是头等的人生大事。“业已饮矣，身性乐尔，遑恤其他。”从《唐书•孟浩然传》所记载的他爽约韩朝宗这则轶事中，我们显然发现，孟浩然其实对官场之事并不感冒。在唐代的所有诗人中，孟浩然的随性与轻逸，都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也因此可能是最受朋友们欢迎的一位诗人。我相信，当李白吟哦出“我爱孟夫子，风流甲天下”（《赠孟浩然》）时，一定是发乎真情的，否则他不会翻山越岭，专程去襄阳寻访这位隐逸的同道；后来又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缠绵的诗句，来见证他们之间的情谊。同样，我也相信，后来者杜甫对孟浩然的赞美发自肺腑：“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五首·其五》）而在另一位诗人王维的心目中，整个当世朝野或许只有孟浩然这位性情舒朗自如的诗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知音：“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得意与失意都不在话下，惟有清爽自然的人生才是生命的真谛。王维后来把孟浩然的画像绘在自己任上的刺史亭里，日日促膝相对，隔山隔水却不隔情。当然，反过来讲，能够收获到李白、王维、王昌龄这些当朝大诗人的情谊，对于时运不济的孟浩然来说，其实已是命运的额外奖赏，至于能不能出相入将，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公元740年，被朝廷贬往岭南的王昌龄遇赦北归，途经襄阳，专门来鹿门找孟浩然游玩，两人见面心中欢喜，日日饮酒，欢宴达旦。孟浩然当时背部患了痈疽毒疮，但还是陪着友人吃了不少他喜爱的汉水查头鳊，结果旧疾复发，病逝于涧南园内。王昌龄强忍悲伤，一路西行至巴陵，居然意外地碰见了同为孟浩然好友的李白，谈及此事，不禁唏嘘不已，作诗《巴陵送李十二》：“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白云苍狗，世事无常，诗人们在感慨之余，只能各自驾驭着自己的生命小舟，驶往命运既定的航道。同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主持南选，路过襄阳，写下了《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是诗人之间神秘又清浅的情谊，笔墨简省，云淡风轻，却饱含了绵绵不绝的人世悲情。
无论在哪一个世代或时代，在茫茫人海之中，诗人必定都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又必须是传达出多数人共有共通的情感，通过个人对生活最独特鲜活的体验和发现，来探触并书写人世间最普遍、容载量最大的公共情感生活。从根本上来讲，诗人的限度和诗歌的难度均在于此。诗人无疑是以自我形象存留在世人的记忆库中的，他们以诗句塑造自我形象，然后用这样的想象去召唤世人。但是，这种形象的塑造并非由某一位诗人来独立完成，它往往有赖于众多诗人的合力建构，形成“这一类人”的概念或总体面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往文学史时，才会有所谓建安、魏晋、初唐、开元、元和，乃至元丰、元祐等，所谓“代际诗人”的划分。这种依托于历史断代的截面分类法，固然具有一定的时效和代表性，但仍然会牺牲掉弥散在诗学内部的诸多个性面貌，而恰恰是这样的差异性，才是诗歌的生命活力所在处。浩瀚文牍，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诗，愿意把诗歌从无数典籍中抽离出来，形成一条勾勒中华文明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更看重诗人面貌的丰富性，以及由这种丰富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歧义与可能。也许在部分人眼中，诗歌只是生活的附属品或附带产物，但在另外一些人心目，诗歌却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身。也就是说，通过诗歌，以及诗人对待诗歌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触及到汉语语言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每一位诗人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会造就出不同的诗歌品质，和全然相悖的诗人情貌。无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人相亲”，都能够通过诗人的思想路径，在人世间找到各种各样的呼应关系。而最高的呼应，还是应该回到对诗歌本身的忠诚度这一层面上来，譬如韩愈与李贺，正是这对差不多隔代相亲的诗人，凭藉他们各自对诗歌的忠诚度，从汉语语言内部发掘出了“呕心沥血”的文学品质，也达成了某种为后世广泛接受的文学友谊；又譬如，陶渊明与苏东坡，正是他们前后相衔、遥相呼应的生活的态度，为汉民族注入了极具韧性的文化基因，乃至生命经验。
公元837年，李商隐在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的幕中，结识了一个名叫刘蕡的人，此人曾在几年前的科考策论中猛烈抨击过宦官乱政，因此名噪一时，但也终因宦官势力的介入，刘蕡终生没有能够踏入政坛。李商隐对其不畏权势的思想品格、正直刚烈的个性极为钦佩，后来他游幕桂府，出使江陵途中，在湘阴黄陵又一次与刘蕡相遇，欣喜之余，写下了“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赠刘司户蕡》）的诗句。在世人的印象中，李商隐除了执着于爱情书写外，似乎并不是一位特别在意友情的人，孤寒，高冷，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里都说他“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可事实是，刘蕡衔怨客死江州后，李商隐一连写下了四首哭吊诗，而且其中有诸如“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等等，不少金句。对于这位向来内敛慎独的诗人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哭刘蕡》里，李商隐这样写道：“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可谓字字锥心，痛彻心扉。从两人的交往来看，他们应该不会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交集，然而，刘蕡的去世，居然在李商隐内心深处产生了如此巨大的震荡，这显然是后者在借前者之死，来抒泄自己郁结于胸的情绪，既有对朝堂政治的义愤，也有对知己同道的忆念。刘蕡是牛党的重要人物，而李商隐在后期已经倾向于李党集团，这件事情只能说明，李商隐的处世原则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他其实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以及难言之隐。我们甚至可以说，刘、李之间的友谊超越了当时狭隘的党争派系，成为人世间少有的真挚情谊。而这样的友谊，才更加纯粹，才是更需要文学尤其是诗歌来精心呵护的人性的力量。
“颜公二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这是李白在其五言古诗《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所书，诗中借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好的故事，抒发自己对崔侍御的感念之情。李白留存下来的献给崔侍御崔成甫的诗篇多达十一首，而这首是他晚年落魄于宣城时期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世间友谊的渴望。我们知道，在南朝刘宋文坛上，陶渊明是一位极其孤傲的诗人，无论是早年的政坛还是后来躬耕山野，身边几无可以推心置腹的同道，他与同时期著名的文士谢混、殷仲文没有交往，与稍晚些的鲍照、谢灵运也没有交集，可谓知音寥落。不仅精神上孤寂，而且生活也时常处于困窘状态，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中对这种状态多有描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对“素志”的坚守当然是需要代价的，所以，颜延之的到访对于困境中的陶渊明来说，尤显重要。《宋书·隐逸传》里记载了陶渊明与颜延之交好的故事：“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颜延之在造访陶渊明的日子里，从这位前辈身上发现了其如“璿玉”、“桂椒”般的精神品质，作为性情通透、性格率真的文坛后进，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作《陶征士诔》，第一次对陶渊明的隐逸行为和高尚的人格作出了清晰的阐述，对陶渊明流传后世的人物形象，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李白的性情与陶渊明相去甚远，但同为诗人，他深知友谊的宝贵：“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就像他在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所言，人间情谊才是与我们生命一路相伴的情感保证。
《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而在《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这两则文献记录了唐元和一代诗人群里，元、白二人令后世瞠目结舌的情谊，以至于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读元白长庆二集诗》中这样写道：“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好不容易才逐渐将友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刘禹锡这里，两人之间同和、赠答之诗多达百余首，形成了三卷本的《刘白吴洛寄和集》，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刘白诗人群”，这个群体中还包括李绅、裴度、张籍、令狐楚、李德裕、王起等人。刘禹锡死后，白居易作《哭刘尚书梦得》：“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字字如泣，缠绵至极。发生在元稹与白居易、白居易与刘禹锡之间的同性之谊，最终，将诗人之间的友谊推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人伦上的比较》一文中说，“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他还说：“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这样的说法与亚瑟·威利的发现异曲同工。这种现象通过一代一代诗人的接力，和演绎，最终汇成了我们探源中国文化的又一条幽秘而丰富的情感通道。而究竟是诗歌成全了友谊，还是友谊触发了诗情，抑或是，建立在友谊之上的诗歌更能加固和确保情感的丰沛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所有的诗人都是对孤独有着深刻体验的人，而诗歌，应该是诗人擎举在手的火把，除了驱赶旷野里的黑暗，寒夜里的孤冷，还能在黑暗中发现另外的同行者。“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梦微之》）这应该是一支火把熄灭之后，另一支火把的喃喃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