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发议论，且涉政事，如何应对？作为深入并介入社会现实的诗歌类型，政论诗怎么写？这是摆在每个时代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容不得假惺惺、虚与委蛇或避而远之。有能力的诗人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这种诗歌类型，并通过创作实践来兑现作为一位诗人眼界和能力上应有的承诺。其实，在回答怎么写这个问题之前，按常理，要先回答“什么是政论诗”这个关系到是非曲折的属性和定义的问题。对于当代诗人来说，身在福中，历代诗人写过无数精彩纷呈的政论诗，也有诗学素养极佳的诗人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下，以新鲜的眼光和新人形象来触及这两个古老问题，算得上是对自身能力和学养的一次检阅。政论者，乃是对时闻政事有中肯的评价也，既有书面交流的态度，也有一家之言的明晰立场，就事论事也好，托物讽世也罢，关键在于发表诗人对时政要闻的书面看法，不是发一通牢骚了事，也非满肚子非议拉倒，而是正儿八经、有章法、有见地，看得出事件表象之后的本质，有大局观，能抓得住搅局之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孔子所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来给诗的性质做一个安排，这里就包含着诗对政论的殷殷期盼，政论之诗亦是诗中正义，应为每一位当代诗人了然于心，识大体，持人伦，知人论世，善莫大焉。
在给政论诗下一个定义之前，身为诗人还应当知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看待日复一日的频发政事。首先要协调好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士大夫。你是在跟父辈讨论政事，交流看法，以便更好地理解两代人之间对同一政事存在的分歧，还是有一个进言者的自我形象亟待勾画，以古来有之的士大夫精神申明自己的见解，为国为民分忧？以诗的方式参与政事的讨论，阐明自己的观点时，除了为民请命，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一崇高目标以外，更多的情况是针对自我促进做一次审察，观察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做什么事，在时代大潮之中，自己能否做一个更完善的人。诗关切人的处境和命运，其中当务之急就是对自我处境的深刻洞察，也就是说，在大时代背景或风云际会的条件下，诗人自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时代潮流是否相背离。诗将政事当成正事来对待，自然就有浩然之气、凛然正气。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所写之诗即便满腹经纶，见解非凡，也难达上听，诗的受众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要有自知之明。诗对政事的参与，首先是作为自我的澄明来展示，过自己这一关，看一看自己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有一个怎样的清晰立场，自己的价值观框架是什么，然后来判断通过一首诗能够改变些许什么境况和局面，不急不躁，徐徐图之。
即便是咄咄逼人、讽喻连连，一首政论诗博得众人的喝彩，显示出激进的姿态，但如果缺乏足以照亮自我处境的光彩（且不论在美学上是否也过关），仍算不得合格与诚挚。换言之，这不是写给自己看，也未曾考虑以某位肃然起敬的父辈为理想读者，而是出于即兴满足外在虚荣的愿望，以一个质疑者、批评者、讽刺者、斗士之类的角色登场亮相，觉得问题断然出在无人格的官方，而与自身那是丝毫的无关了。百姓有事，官方有责。这一政治心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中二元格局下的常见表现。但事发伊始，就义愤填膺、愤世嫉俗、群情激奋，信息尚不能完全掌握，证据也不见得充分，就仓促发言，生怕别人抢了头彩，诗趁势将责任推给从来屡试不爽的一方，并就此认为自己在诗中，这首新鲜出炉的有一定政见的诗中，敢于出声，铁骨铮铮，能博得清誉。然而，若诗未曾在自身之恶、之因、之庸俗的挖掘上有过丝毫逗留，仅仅是口口声声讨伐、追赶，到头来不免流于形式，也变成蹭流量的一种形式，于事无补。因为打破了沉默，就算是硬汉，就是正直的介入（诗一出手，就能得六十分），这也未免便宜从事，有一种投机和权宜之计的打算，到头来也是一场空，时过境迁，随同未遂人愿的大事件一并不了了之，诗如同一则过时的新闻视频已不忍重读了。
寻常发生在一个公共领域的事件，比如一个老人突然晕倒在车站门口，或生命个体遭受的不白之冤，比如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屈辱地活着，一旦和公权力发生了牵扯关系，一旦能纳入官民二元结构中进行审视当事人的处境和命运，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这就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人、就人论政。这就是政论诗所需素材与灵感的一个来源。这也是当代诗人触手可及的心灵波澜，在平凡生活现场随处可见的政治敏感性触发的关键。个人的命运，不仅仅关乎他本身的跌宕起伏，而且与他人的命运、人群的组织结构，与社会风俗、法律、政治约束力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时，个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感同身受，将心比心，容易引发共情与共振。而诗人就在现场。他将作何感想？先是将个人的遭遇以得体的方法予以记录，作为一份文字上的见证（复述这件事，甚至将几件事的共性叠加在一起，或者将本人的某个生活情境与他者的命运细节叠加在一起，或者进行真事抽象化的演绎）。然后，他得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进行评价，体现出一位诗人应有的情感上的宣示力量（不一定要追求与新闻报道不分上下的时效性，诗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即便在伦理要求最为急迫的情况下，对永恒性的追求仍比时效性更为重要，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美学乃伦理之母”）。
二
接下来，就是怎么写，也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了。事有轻重缓急，人有远近亲疏。人事与政事融为一体时，这时诗如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但是，诗人也要切记诗事亦有抑扬顿挫，也得小心照料，与人事、政事融合在一起，并行而论。人事侧重于描写、说明、叙述，有叙事、白描、写真的成分，求其真，还原事发现场与当事人命运轨迹，以及当前僵局状况。政事则涉及到官方声明和立场，以及处事方法与依据，显示出官民二元结构下对同一事情可能存有分歧的不同做法，诗人作为一个观察者，应对政事予以评价，提出中肯的建议，明辨是非利弊得失，扶贫救弱，寓情于理，讴歌人性之美或成人之美，鞭策拖沓作风和阳奉阴违，求其善，展现交际于一件公共事件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论及政事，就要涉及个别的人与普遍的人各自呈现怎样的人性，以及政治组织运行的效率和存在的可改善空间。尤其是人在组织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考验。施政的一方如何权衡出人性之善，也是诗人密切关注的话题，而对麻木不仁的做法，必然予以针砭。老子有云：其政闵闵，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民夬夬。这是政事评价过程中官民关系的两个缩影（但并非全貌）。而政论诗的着力点之一就在于评估事件中官民关系的新动态。
就政论诗而言，人事是质料，政事是对象，而诗事是章法、载体。所谓坏诗无正义，说的是诗没写好，政事就寥落，正义就难以伸张，人事也就虚惊一场。简言之，诗没写好，一切白搭。有政论却无诗意，一首糟糕的诗再怎么振振有词，也是虚张声势，应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古训。诗事颓败，大势已去，政论有心无力，拳拳切切，不了了之。人事政事交汇之际，波涛汹涌，观点纷呈，虽有其他表述方式予以收拾，但对诗人来说，这是诗事作法切入肌理并施展拳脚的开端和契机，不是分一杯羹，也非闭门造车。诗事求其美（收纳其事，美其名曰），要有美学的准则，讲究诗法，有句法结构和文法结构的通盘考虑，有事、情、理、义多方面的整合。诗有诗的标准，看问题的方法。只要牢牢抓住事件中的人的处境和命运，体谅他人，关注自我（兼顾到古来有之的人臣/人子身份之想象），上下左右、四面八方耳闻目睹，素材自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哀民生之多艰，忧大国之不振，情感则勃发而永不止息。事有大小，法有好坏，诗事是诗人第一等要务，务必精雕细琢，沿波讨源，方可妥贴言事讲理抒情。不只是执着一家之言，而且包括对仗义直言这一姿态的自我审察。诗事有至少两个层面的考察：其一，人事政事究竟为何发展到如此地步？其二，论事议政与新闻报道、奏章呈交、民意调查有何不同？
怎么写其实跟预设了一个怎样的理想读者密切相关。如果是写给父辈看，光是发一通牢骚或显示出年轻一代的激进锋芒还不够，而且在政论呈交的进度中，作为诗人，看中的仍然是诗事争分夺秒的盘旋与得益。这首先是诗人事业的一部分，然后才是对人事政事的参与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才智和立场。世上总不缺对政事发表看法的一个人（或其他形式载体），缺的是一首壮实的政论诗。发表看法的人，多乎其多，多一个不嫌多，少一个不嫌少。而政论诗从来都是处于一种匮乏、失位的状态中，绝不是政事的附庸或产业链的下游，也不是言之凿凿的后见之明，而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完全可以抛开人事政事而独立存在。作为一个美学方块，它不是政事扑克牌中的一张牌，而很可能是另一副牌，至少在诗学观念上，对紧紧依附政事、步其后尘兴趣寡然。政论诗的确要瞪大眼睛，知悉自身文法结构的腾挪转换，不是去大庭广众之下挣得发表高见的虚荣，不是为诗人去争得一个社会场域的面子，而是沉下心来，在一首完美之诗的操持中同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技艺，着力夯实了诗学皮囊的里子。政事太多，没完没了，众说纷纭，牙尖嘴利，然而苦思冥想、千呼万唤的那首完美的政论诗依然姗姗来迟，坦率地说，即使这首政论诗写得不错，放置一位诗人的诗全集中，受其题材和章法的约束，也不见得是最为得意之作。常在政论诗畔行走的诗人尚且偶有失足失手，更何况经验匮乏的一个新手仅凭心血来潮想写一首一鸣惊人的政论诗，哪有不缺胳膊少腿的。政论诗虽小，五脏俱全者却闻之不多。
政论诗中，诗人有两个立场需要明确：其一，对政事持什么看法？其实这是在考察诗人的政治素养，忠君报国也好，为民请愿也罢，为社会不公鸣不平也行，要有一个持中守正的立场，以便与其他人展开讨论时有一个理性发挥的基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最终将决定这首政论诗的出路，如果未来的时间证明你看错了、看偏了、看走眼了，那么，这首一度感时而发的政论诗就失效了；其二，诗学素养同样很容易在一首诗面前暴露无疑，你要明白这可是一首诗，诗得有多方面的讲究，有自觉意识的迸发，如果在谋篇布局时诗事与人事政事的结合缺乏新意，未见建树，或在诗学上缺乏那么一点抱负，只是用诗作为出气筒，任性赌气或据理力争一下，那就有失之于稳重而仓促应付的嫌疑了。衡量政论诗得失的尺度也有两个：一个是诗法标准，作为诗事的又一次实践，一首诗应自有分寸，文法得体，美学上闯关得力；一个是以诗论政，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想清楚，既不小看也不高看，是振聋发聩，成为意见领袖，还是对可行性方案和未来的实践活动奉献真知灼见，别仅仅看上去是那么一回事，可实际操作起来，却畏首畏尾或自顾不暇，或经不起折腾、检验，花花架子一触即溃。
三
无事不政治，无人不文学。看起来一件发生在身边的悠悠小事，一旦和人际关系或纠纷有所牵连，涉及到权力参与其中闪烁不定的踪迹，当事人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蒙受不白之冤，走投无路，超出了能忍则忍的心理防线，这时，个人之事就是社会之事，就可谓政事，诗人需得正视之。一对突然出现在货摊前蓬头垢面的父子俩，示人乞讨状，卖货的女士不忍心，随手抓起一大把爆米花塞给大人。大人唯唯诺诺，口齿不清，连连感激。随后，妇人再抓起一把放入为人父者破损的口袋中。这一件事，这一情景，如果被路过的诗人恰巧看到，此乃时事否？政事否？刨根究底，追根溯源，问事出之因，究事件中的人的命运，这就是诗人作为其中的诗事。诗人要抓起的那两把爆米花与商人不同，是有待重新排列组合的文字而已，而且不一定能够成为递给受苦受难的乞食者的不时之需。诗人两手空空，无法递出一点什么实惠的物什，三言两语也无济于事，所能抓起的也只是感情上的阵阵涟漪，揪住不放的只是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的询问之心。既然是诗人，就得干点别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诗人有的是什么呢？），为嗷嗷待哺的受苦受难的人们抓起两把解一时之渴果一时之腹的东西，只有诗，尽管饥肠辘辘、盼星星盼月亮的人们当时并不急着需要一首诗。
为了谁？事父事君，这两厢空空如也，已经不再是明确无误的接受诗之真情实意的一方。尽管实际生活中父辈无暇顾及（也不一定懂得评价）一首诗的好坏，君王所对应的实权派现如今已经不再通过诗来获取忠言，但当代诗人仍必须想象这两个潜在读者对政论诗的客观需求，这是诗的伦理之一，家国情怀就是系于这一必要的想象之中。除此之外，民众如今兴趣索然于诗也是众所周知，这就麻烦了。政论诗的理想读者在哪里呢？立即能够想到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人士：其一，早期杰出诗人（人杰），他们也曾经写过令人佩服的政论诗，显示出诗人的非凡政见和立于人间的凛然正气，他们是劳模，是隔代知音；其二，同代诗人，同台竞技中的同时代人、同行，他们是一首政论诗品味高低的第一品鉴者，最先有所反馈。但诗人真正要服务并竭力追求的是后代读者，以时间换空间，诗必须久经考验，穿越漫漫岁月，直至等到对的人，他们在几十年后才打开诗卷，看到过去岁月里的一首诗，正如我们有时把目光放在一千年前的一首政论诗上，为之倾倒，五体投地。诗人的确在跟时间赛跑，名噪一时的一首政论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可能得了时效性的便宜，但卖不了永久性的乖（难道你不觉得，好的政论诗往往写在事发之前很多年？有备而来，好像提前预判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有的诗人的确很想即兴发挥，在新闻事件爆发的当天就想写出一首直逼人心的政论诗，生怕事态冷却以后诗就如难以附焉的皮毛。
政事乃时事，时事见民生。政论诗追求时效性并没有错。突发事件造成的民怨沸腾也好，民意汹汹也罢，点燃了众人的情绪，就不是一下子能够收拾的干货，这时，诗人现身其中，所示的不是街头演说家的本色，但是凭借一贯好用的头脑以及情感拿捏的经验，他的确可以在千百人中独占鳌头，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他觉得一时缺乏美学上的稳定配合，暂且不写，保持沉默也可以。可以等待时机，在未来个人天地中遭遇另一件事情时，将这一沉寂的实事与个人的小事叠加在一起，重燃激情，显示出对时事人心的洞见，为时不晚。那些对时事动辄愤慨不已，每次都要出手，屡屡有高见的诗人不妨试一试，现在对三个月前或三年前所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时事重新表述，发表看法，观察一下在这一避人耳目的情境下思虑是否更为周全，美学主张是否伸展得更为得体，这种时间错位的思考角度是否符合政论诗的内在要求（关键是事后来写会不会觉得错过了风头，如此甚好，这样正好评估一下自己每回追逐热点到底是为了什么）。政论诗会有生不逢时的感慨吗？政论诗是一种书面评论的形式，一把好手也很难在大事小事频发的每一时刻旋即以诗回应，用得多的可能还是口头评论。政论诗与口头评论的差别写了就知道，而且诗人心知肚明的是政论诗在诗学宝库中算不得一个主流项目，而是一个挺小众的类型，偶尔为之，或者涣散在其他类型的诗篇之中，不一定以政论诗强名之。
你有什么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看法的自我反思。献言者自我感觉良好，忠肝义胆，铁骨铮铮，为民请命，即便到头来不被接受和采纳，甚至是言多必失、因言获罪，也可以忠言逆耳讨一个心理平衡。作为一种书面评论形式，政论诗一经写出，公诸于世，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就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形式，一写了事，更多地呈现为一个文学范式（对不对得起一件时事还有待历史继续评估，但符不符合诗法原则、扩没扩充诗学疆域，一望便知）。人们事后讨论的不是这首政论诗在交代一件什么事（的是非功过），而是它是否自得其法地承载了那样一件事（事情可以不提，但诗法却不能不谈）。时隔多年，饱经风霜的人们不会对当年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感什么兴趣，他们如今审慎挑剔的是，这首（当年可能红火一时的）政论诗靠什么继续流传于世（凭什么事情没留下，诗却硬挺挺地留存下来），立足于文苑？它到底说出了什么普遍的认识，总结了什么规律，有没有可能在每一个时代突发事件降临之时成为急救包、解毒剂、定心丸？我们对自己写的政论诗经世济民的理解取决于我们记忆深处最为著名的政论诗典范所起的作用。（早期出色的）政论诗是政论诗的标准，也可以说，政论诗是这首政论诗的主题（对“杰作是诗的标准”和“诗是这首诗的主题”的仿写）。
四
政论诗构成了一个诱惑，以一个强名的方式，引导诗人走向它的腹地。代表着心智成熟、以讲真话并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当代诗人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书写自己的政见。不需要人手把手地教，他定然会从政论诗典范中学习，从生活中汲取养料，不断想起“诗可以群”（关切他人的命运）的预定，他人生活的种种景象、人类共同体的现实进展、官民（朝野）二元论结构中的丝毫裂缝……都会引起他的警觉，促进他的思考，切入他的作品。在回答是什么、怎么写、为了谁之后，他一定会将为什么、之所以然弄个明白。作者与读者可以就政论诗的约定范畴达成共识，而不致凡诗皆为政论诗的无边无际，要么体现出争自由、讲真话、进忠言、叙人伦的姿态和价值观，显示出诗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洁的道德情操，站在时代发展的主流方向上，表达出人类发展阶段、国家文明进展处境、民族语言蓬勃发展状况的一己看法，利人利己，利国利民，要么以批评、反讽、诘问为擅长的国风本色，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态、人际交往中出现的丑恶现象、消极作为、伤风败俗等阴暗面进行剖析、记录和见证。仅仅是诗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时时刻刻讲真话的人，就可以使之在此一清醒意识下写就的作品框定为政论诗。不是看他诗中有多少敏感词，或在网络平台发表后被删帖多少次，来断定这是一首政论诗，而是从追求真理/真相这一普遍要求上评估他做得有多好，他所理解的好诗人与好公民都基于讲真话这一最为基本的品格之上融为一体。
政论诗，此亦我所欲也，咏物诗，彼亦我所欲也。二者能否兼得？能。政论诗是诗的一个分支，诗人不但要认识政论诗本身的内在属性和表达能力，以及在语言发展潮流所处的地位，而且要通过它来加深对诗的整全性的认知，提升诗人的诗学素养，并能与包括咏物诗在内的其他品类共冶一炉，一并探索诗作为民族语言最高级的形态应有的表述潜力与情感弹性。一首好的政论诗不仅属于创作者本人，而且是诗人这个时代合作团队共同探索、默契分工取得的语言福利。出色的政论诗是个人的贡献，也是一个时代诗人的整体水平向民族语言缴纳的贡赋。从这个角度看，政论诗也是称量诗之整体水平（平均水平）的一个砝码。促使我们时代中的诗人积极创作一首政论诗的动因最终都能追溯到诗这一母体/总体的价值判断上来，也会涉及诗人何为这一根本性问题。仅仅是政论诗还不够。如果一位当代诗人写不好而另一位却写得令人动容、文情并茂，就不必自寻烦恼，在理智上要理解到这是内部分工取得的回报，而不是以据为己有才肯放心作为创作者的写作伦理。简言之，在创作者健康心态上，包含着好的政论诗视同己出这一浓浓爱意。其中就饱含着对同行的期许、赞许与信任。一首拿得出手的政论诗不但对民众或时代有一个响亮的交代，而且证明时代诗人对诗和民族语言有过一次无微不至的服务。作为民众最可能感兴趣的诗之品类，政论诗从一开始就有叫好又叫座的双重要求。
且不说诗的作者算不上当代生活的楷模，一首诗本身要助益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这一目标恐难完成。政论诗在启蒙民智、改造生活、塑造一代人的精神气度方面切不可眼高手低，自以为是。就众说纷纭的政论而言，当代诗人也是社会生活的世俗一员，不会因为会写诗而在眼界上高人一等。很多诗人没有从政经验，对于官僚体系的运转规律缺乏切身体验，用得奏效的可能是二元论这一基本的思维模型。诗之高见不在于向施政者、执法者提出什么聪明的建议，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请一个律师或专业人士比通过一首诗去达成什么现实目标更为务实，比如，全城断电之夜写一首汗流浃背的诗诅咒黑暗勉强算得上真实的反应，但查明原因、赶紧复电才是当务之急，这不是诗人的专业范畴，可以耐心等待或积极求助，又比如家里下水道堵住了，妻子可能会要求你立即停止写诗而想办法疏通，舍不得花钱却弄得自身满头大汗，最后仍得打电话雇人，事后你只能在一首诗中讴歌社会分工的妙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诗的美学主张（或审美教育）上来，尤其是，切合实际地落实到自我改造的角度上来。自嘲或自贶是尚可抵达的目标，而审美教育流露于句法结构上的正气淋漓不再是鞭长莫及的能力范畴，稍有文采与想法的诗人都能在个体层面上一举两得地达成夙愿。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运而生的政论诗确属及时雨，但这首诗不一定轮到你来写，风云际会，你不一定是对事说不的那个被选中的对的人。
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八字诀赫然入目。先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觉悟层级启迪民智、解放自身。既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提出了自我形象设计的自觉要求，又对政治生态中的个体在身不由己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振发精神、追求自由指明了方向。个人的局限性，无论是人脉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抑或是学养方面的，使之在政治生活中感觉到手无缚鸡之力，对事对人起不了什么明显的作用，连喂饱家人的肚子都发愁，有可能意志消沉，浑浑噩噩，沦为庸人一个。但人也有无限的潜力和某一时顿悟之际焕发的精神性光辉，以确保人这辈子不至于潦倒不堪、一事无成、一无是处，恰恰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他的意志力会使之对泛政治化的生存空间有大觉悟大释然的可能性。使然之力不正是释然之力吗？所谓造化弄人，弄的是为生计操劳的人，与物质匮乏搏斗的人，为情所困的人，憔悴不堪，碌碌无为，但同时造化所指也包括最柔弱的人生命中那份浩然之气、凛然正气，那不屈不挠与生命中非正义的力量、非积极性因素顽强对抗的能力。某一天，一位诗人写出一首政论诗，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博一时清流之直名，而是先修己而致人，自我觉悟在先，发人深省在后，振邦兴国执念略有，但总结一时一地当前社会条件中的人的想象力、洞察力和表达力仍来得更为切实可行。政论诗的本分在于站在语言范畴之内朝外看，既明确了自身的位置和所处生存环境的局限性，又意识到了意念边界和能力约束的存在，由里而外，里外相通，最终，政论诗与社会生活、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融为一体，既不增益也不损耗，仿佛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20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