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兄：
你好！我们对批评不必有太多戒心，我所担心的是，批评的施予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而秉持的信条之一是，批评不应去预估让对方坐立不安的效果。寻疵的批评并不是敌意的蔓生，也不必解释自己并无敌意，它能独立存在，以散文的名义，自成一体，方可有应有的尊严和生命力。谈论一个作者一首诗的缺点，这看起来很容易办到，但别忘了，其中存有误区：诗的作者如果致力的目标在这首诗中是简洁，而我们以它“简而不繁”为瑕疵，这就会造成一次失职。因为仅从一首诗中或一位诗人某一时期的风格近似的一组作品中做出一个某方面营养不良的判断，就很可能操之过急，失去同情心而变得漫不经心。我们在评价一首诗的好坏时，可以采纳这样的尺度：了解作者致力的目标，然后观察他达成的方法与效果。如果用其他的目标——作者在创作时无心兼顾的其他目标——来要求一位诗人的一首诗该长成怎样的枝叶，就会变得野蛮；这是我们在批评时应小心避免的。一个作者在这首诗中企图达成什么目标呢？他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施展批评的视野或拳脚时，可以在这个角度停留一会儿。在你的来信中有一个排列法，举例说明“功夫在诗外”的重要性（“太白以道术为意蕴，其诗飘逸如闲云，迅急如冰瀑流水；王维以禅学为意蕴，其为诗有化机之妙。弗罗斯特依凭于乡村经验，艾略特似乎对生命科学颇有研究，玛丽安·摩尔则热衷于生物科学……”），我把它理解为一个迫切的忠告，但也不免反思这个排比句的表象之下的诗学理念。就好像诗的艺术是围魏救赵的兵法，一位诗人必须有别的身份或境遇来为诗输送养分，或可说，为了抵达A目标，我们往往先要取道B地；依你的观点，我猜测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纯诗”是封闭的体系，有一点作茧自缚的滋味；其二，诗之活水源头在诗的腹地之外。关于“纯诗”的观念澄清，我觉得早期杰出诗人已经解决得很好，而且我更乐意把自己近期写的一些诗称为“论诗诗”；关于诗的借力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一位诗人创作时并不缺乏某种外在于诗的因素，只要我们去找，自然就能找到，即便眼下看不出来，但时间久了，我们就明白诗人受益于诗外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王国维说李煜乃“主观之诗人”时已经有所解决，而你提到“弗罗斯特依凭于乡村经验”（排列组合中的一个），这个判断有点像无中生有，因为每位诗人都肯定有自己的秘密“依凭”（而依凭“乡村经验”的诗人何其多也，却不见得就能成大事）。我也知你是好意，提醒我要有所“依凭”，但我的阶段性尝试苦衷良多，并不乏慰藉与助力，这尽可放心。不妨说，一首诗要达成的愿望只是某一个，暂时不能生成一个完满的世界，这还需其他的诗来填补。论诗诗之艰难，贵在尝试方可化解，况且对早期诗人的处境的渐进理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慢慢来，譬如关于早期诗人对“诗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我辈做得不多，理解不深，反过来说，我们写政治诗也倍感艰难，有时束手无策，而这种诗歌类型曾经是八世纪大诗人眼里的“纯诗”。“纯诗”若何？足下所言“仅仅在纯诗中摇摆”，在你这里可能是有所针砭，而在我这里，确属一种荣耀；要知道，“纯诗”之精纯，我乃俗人，目前之探索仍不能靠近杜甫这个精魂。如果不是你对“纯诗”有所偏见，那就是我还不曾纯粹得惊天地泣鬼神，心有杂念而难以服众。诗学研究之途何等艰涩，既不能以令人惊异、目瞪口呆为终极目的，也不是三心二意所能达成。我天赋有限，用力一点，形成思考半径，其他门类的波光粼粼都以这一点为圆心，画下诸多同心圆，既在诗之中，又在诗之外。功夫在诗外，可信，但“诗是这首诗的主题”亦可信。早年友人来信嘱咐我多听古典音乐，若得开化，肯定有利于诗艺精进，可我至今听不懂巴赫与马勒，无音乐这“另一门技艺”，是否将难有依凭，才智的某方面永难开窍？其损失不可估计，但总体感觉并不觉得亏欠诗神。他日得一二机缘，说不定我的诗中注入了一丝清音，为纯语言的认知更添手段；至此，我不禁想到了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席话，“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与其说“纯诗”，我更愿意承认自己在做“纯语言”方面的探索，本雅明所言的任务，不只是译者的，还包括我们这些自称诗人的文字工作者。
木朵
2014.3.16
